百年前，中国只有两个城市在名字前面被冠以了“大”的称号，分别是大上海和大武汉。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爆发了武昌起义，直接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革命浪潮随后席卷全国，史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并没有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1923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口号。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势如破竹的攻取了中国半壁江山，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南京另立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对峙。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在武汉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驱逐共产党。
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人的数量在急剧的减少。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讨论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
史称，八七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确立了共产党以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不再把革命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施舍身上。
会议结束后，党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起义，毛泽东本人更是前往湖南，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湖北这边，党组织派出了以符向一为书记，潘忠汝为总指挥的团队，在距离武汉80多公里的地方领导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的历史地位相当之重，为什么领导人符向一和潘忠汝大家却没有听说过？
因为符向一牺牲于1928年，潘忠汝牺牲于1927年，所以你没有听说过。
黄麻起义中，没有活着见到新中国解放的人，很多很多。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在湖北黄安县和麻城县爆发，以300条步枪为核心力量，组建了数万人的“农民自卫军”。
这只军号，就是黄麻起义所用，购自武汉汉口，司号员是程儒钿。
因为旗帜为红色，当地群众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为红军，这个称号脍炙人口，最后干脆把黄安县给改名为了红安县。
诞生于红安县城的不仅仅是红军这个称谓，还有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个小小的县城，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49位将军，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
为何红安县如此人杰地灵，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才聚集在这里？
因为这小小的一个县，诞生了3支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其中更有被称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走南闯北，在长征中吸收了全国各地的兵员。
即便如此，红四军团里每牺牲4个人，就有1个是红安籍的烈士。
整个红安县，有1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65490人参加了红军队伍，其余是革命群众，死于国民党的屠杀之下。
整整过了80年，红安县都未能恢复到上世纪30年代的人口规模。
在参加红军队伍的65490人里，只有600人活着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其中诞生了249位将军。
在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记录了这6万余烈士里22552人的姓名。
其余的人，由于年代所限，只能以无名烈士的身份，被凝聚在烈士墙顶部的“14万人”这个数字里。
因为他率领15军，在上甘岭正面击败美军，粉碎了美军最后的幻想，直接锁定了抗美援朝胜局。
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时，以放牛为生的秦基伟才13岁，加入了红安县儿童团。
1929年，15岁的秦基伟，正式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因为作战勇敢，经常提着大刀只身冲上前线，他获得了“秦大刀”绰号。
1931年，秦基伟成为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二连连长。
1937年初，在和马步芳的战斗中，秦基伟负责殿后，掩护大部队突围。
在激战后，秦基伟的部队被打的只剩下3个人，弹尽粮绝，力竭被俘。
在马步芳的大牢里，秦基伟拒不投降，还和其他被俘同志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做好暴动准备，也随时准备就义牺牲。
但这个时候，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红军被俘将士应得到释放。
在途中，秦基伟等几人趁机逃脱，并最终归队，和死神擦肩而过。
1950年，屡立战功的秦基伟率领15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中国立下了大功。
73岁高龄时，秦基伟将军依然有一颗不服输的心，他甚至在出国访问交流时说：
“经历过长征的人才更懂军人更懂战争，不信你把麦克阿瑟叫过来，我俩一起到地狱走一遭，我能活着回来，他未必。”
红安县走出了249位将军，最高军衔当然不止是中将，仅上将就有8人。
这8位上将的功绩，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本书，篇幅有限，我就把韩先楚上将的事迹作为代表说一下。
1914年11月，韩先楚上将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13岁的韩先楚加入了红安县农民协会。
1935年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韩先楚也只是营长，因为他这时才21岁。
在随后的日子里，韩先楚战功赫赫，一步步的成为了15兵团40军的军长。
1949年，15兵团40军和43军奉命准备解放海南岛。
但是金门战役中，由于在渡海船只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发动，船只被国民党军队摧毁后，先期登岛的3个多团9086人失去了后援。
激战3昼夜后，虽然毙伤了9500余名国民党军，但登岛部队全军覆没。
因此，1950年2月1日，我军在广东开会，下令暂缓海南岛战役，把解放海南岛的时间从原计划的2、3月推迟到6月。
会议后，43军的军长依命令传达了推迟战役的消息，同时也推迟了备战时间表。
但韩先楚却按下此事，没有向40军传达推迟战役的决议，要求部队继续按2、3月打仗做准备。
2月中旬，15兵团认为准备依然不充分，要求把海南岛战役从6月底推迟到1950年年底。
韩先楚对此强烈反对，于3月20日向四野发出电报，称“主力作战估计无大问题。”
3月底，韩先楚致电15兵团：“大规模渡海作战条件已经成熟。”
4月初，韩先楚致电15兵团、四野和总指挥部，请求尽快发动海南岛战役，他还提到43军虽然没准备好，但他可以亲率准备好的40军主力部队渡海，并立下了军令状。
因为4、5月是季风时节，对于木船作战的解放军部队来说意义很大，如果季风一转，今年登岛就不可能了。
1950年4月10日，大规模强渡作战的命令下达，比2月1日开会时说的6月份提前了2个月。
因为43军的李军长和韩先楚迥然不同的备战态度，在登陆海南岛的8个团里，43军只有2个团，其他部队还没准备好，而40军却出动了6个团。
但是当时金门战役失败的阴影尚在，第一批登岛的风险相当之大。
打了一辈子仗，全国都解放了，很多军队的指战员都已经转业到地方当领导了，过上了安定的好日子，自己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风险去打仗，而且还是没有成功先例的渡海作战！
因此，第一批登岛的名单报上来时，主官全部都不上，领队的都是副官，政工干部比指挥干部还多。
看完名单后，韩先楚震怒，全军开会，要求主官全部都得给我上。
而韩先楚本人，作为军长，一马当先，随首批登岛部队的第一批先锋队上岛。
于是，40军和43军主力共8个团2.5万人，分乘380艘帆船、32艘机帆船，从雷州半岛南端启航，强渡琼州海峡。经过彻夜海战，突破了海上封锁，成功登陆了海南岛。
至5月1日，薛岳兵团全军覆没，5个师9个团合计33150人被韩先楚全歼，海南全岛解放。
如果不是韩先楚的积极备战，屡次求战，解放军就会按照原计划6月份甚至是年底才攻打海南。
届时，缺乏渡海能力的解放军，面对美军的第七舰队，毫无任何渡海成功的可能性。
台湾岛和海南岛是中国的两大岛，中国第一岛链的组成部分。
如果海南岛没能收复，新中国将会被堵在陆地上出不来，造成的后果无可挽回。
作为一方将帅，本就应该凡事做万全准备，狮子搏兔亦用全力。
同样是率领一个军，韩先楚立下的功劳，甚至比在上甘岭指挥15军的秦基伟还大。
秦基升、秦基存、秦基学，名为秦基某的人，共有56人，他们都是红安籍的烈士。
韩先正、韩先进、韩先海，名为韩先某的人，共有49人，也都是红安籍的烈士。
不仅代表他们是同族之人，而且还是同族同辈之人，全部是叔伯血亲关系，过年都要互相上门拜访那种，典型的九族之内。
整个英烈碑，那密密麻麻的名字让人视线模糊，而这一小片特殊的名字，更是让人视线模糊。
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戴克敏，一家14口人有11人被敌人杀害。
从武汉黄陂县带队支援黄麻起义的徐海东，整个家族死了66口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红安县14万革命群众，只有600人活到了建国，存活率是千分之四。
这只是红安一县，而类似的革命地区在湖北还有麻城（出了44名将军）、黄冈（林彪元帅）、大悟（徐海东大将）等。
这些革命地区烈士的鲜血，点燃了湖北的星星之火，并在随后把革命的火苗扩散到了全国。
我想，我有必要让大家知道，当年的革命，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胜利的。
没有烈士纪念碑上那密密麻麻的名字，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幸福安定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