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军入朝与平壤陷落
从1875年首次入侵台湾到1894年，日本经过二十年的励精图治，终于准备成熟，正式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战争的导火线是朝鲜的东学党起义，清廷出于保护属国的义务出兵帮助朝鲜镇压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也跟着派兵，然后就找借口给清军发生冲突，正式挑起了战争。这中间有很多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细节，比如清军不出兵朝鲜是否可以避免战争等等。这些都并不重要，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要跟中国开战来的。
战争在1894年前后爆发有两关键因素。首要的是日本国力军力上来了，而且它采用了一种“赌国运”的军国主义发展策略，以超过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方式来扩充陆军和购买军舰。日本财政支出长期维持在8000万两左右，与经济体量大得多的清王朝相当，而军费开支又占财政支出其中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更是远高于清朝。国民经济长期承受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拿去养军队了，底层人民长期生活困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也十分激烈。1890年，日本爆发了近代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如果不能尽快发动对华战争攫取战争收益，国内矛盾就会激化，内战随时可能发生。明治维新政治家福泽裕吉力主“进行东洋侵略，使国内人心转外”。可以说，日本的整个国家战略就是冲着侵略朝鲜和中国去的，数十年的资源投入必须要有个结果，不然国内无法交代。一旦日本方面判断其军力可以战胜清朝，就会立刻开战，而不会顾及外交规则的约束。清廷或者李鸿章想要以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义务来对日求和，跟中法初期试图放弃越南权益求和一样，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甲午战前有关于“主战”和“主和”的争议，李鸿章是主和派，朝中慈禧、光绪、清流这都是主战派。因为甲午惨败，就有人说李鸿章主和是正确的，其他人都头脑发热盲目自大。其实战与和根本就不由清廷决定，主战派无非只是看清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而已，说主和就能避免甲午惨败的说法幼稚可笑。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李鸿章赶走琅威理以后，英中“反俄同盟”出现裂痕。英国在远东地区扶持日本对抗俄国的倾向加强。对中日冲突，也开始从支持中国向保持中立转变。1894年，日本通过外交渠道确认了英国方面的正式态度：英国视长江流域为在华核心利益范围，只要中日战争不波及上海周边，英国就会保持中立。1894年7月16日，日本和英国签署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英国放弃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但保留了70%商品的关税决定权（也就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中70%的关税税率需要得到英国同意）。这标志着英国扶持日本对抗俄国的战略正式付诸实施。
英国在1894年7月16日与日本签订此约的最根本原因，是英国认为日本抗俄意志坚决，不像清国那样首鼠两端兼苟且偷安；如果让清国继续占据满洲、朝鲜，待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后，这些地方必然都成为俄国殖民地。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海军都聘请了英国军官作为顾问，英国对双方的实力摸得比较清楚。甲午开战之前，列强中只有英国认为日本将取得胜利。俄国、法国和德国，还在根据左宗棠新疆之战和中法战争中的清军实力来判断战争局势，据此认为日本必败无疑。殊不知左宗棠时代的清军和李鸿章时代的清军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在战前向英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中说：“自琅威理离去后，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委托丁提督管理。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不如说是名陆军，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他的习性和能力，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正是这样的判断，让英国下定决心放弃对清政府的支持，赶在战争爆发的最后关头，与日本签订了一份条件极为优惠的通商条约，拉拢即将取得胜利的日本。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在条约签署后，当场就对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说：“对清国的战争，你们已经赢了。”
李鸿章对英国和日本关系的变化一无所知，在日本已经派兵进入朝鲜，光绪皇帝已经命令李鸿章做好开战准备以后，他竟然还背着朝廷，派自己的幕僚伍廷芳去跟日本外交公使讲和，试图以承诺放弃朝鲜来换取停战。伍廷芳直截了当的告诉日本公使“李鸿章能够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这种做法已经是一种叛国行为。李鸿章知道自己的海军陆军都是用来糊弄朝廷的，外表光鲜、里边稀烂，用来对内谋求政治地位和管朝廷要钱可以，一旦开战肯定打不过日本。但他又不敢直接说，毕竟清廷派人来巡视的时候，北洋水师的演练看起来总是那么威武雄壮，自己也信誓旦旦，可保渤海门户无虞。一遇到战争就立刻自爆家底以后还怎么找朝廷要钱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私底下向日本求和，还有就是继续找英国人出面协调，千万避免开战。他哪里知道，这些手腕用来骗朝廷可以，骗英国人却骗不过去。英国人已经看穿了他的底细，把他当成弃子，转而扶持真心花钱搞军队建设的日本去了。
——此情此景，让我们想到明朝灭亡之前，崇祯皇帝与吴三桂父亲吴襄的那番对话。崇祯让吴襄派其手下三万人去跟清军交战，吴襄一着急就直接说三万人那是吃空饷的数字，真正能打仗的就几百人，真要上前线，起码再给一百万两银子才够，把崇祯吓得目瞪口呆。李鸿章就处在当年吴襄所处的位置上，他跟吴襄的唯一区别就是吴襄好歹还对皇帝说了实话。
《英日通商航海条约》签署后九天，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上突袭了李鸿章派出的运兵船队，标志着战争正式爆发。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因此被称为“甲午战争”。
“丰岛海战”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中国方面只有一艘济远舰2300吨，另外一艘1000吨的广乙，小型炮艇，然后就是两艘没有自卫能力的运兵船操江号和高升号。日本是三艘主力军舰，其旗舰“吉野号”的吨位4150吨、“浪速”号3709吨，“秋津洲”号3100吨，且火力、航速都占优。这种局面是李鸿章决策失误造成的。因为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在那里摆着，海上运兵要么像中法战争左宗棠往台湾运兵一样偷偷摸摸的运，要么北洋水师尽遣主力护航，派一艘济远号护航既暴露行踪又打不过联合舰队，分明就是找死。
日军一上来就冲着济远号去了，没理睬广乙和操江，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击沉这艘主力军舰。广乙拼命冲进战阵中支援济远。济远号管代方伯谦抓住机会就开始逃跑，根本不管广乙。在逃跑路上，遇到了运兵船“高升号”。济远也不向它通报已经遇到日本军舰的消息，一心逃跑。甚至有人怀疑，方伯谦是故意想牺牲高升号以给自己争取逃跑时间。高升号不知道情况，继续朝着日军舰队的方向航行。最后，广乙号冲滩搁浅报废，操江号被俘，高升号因为拒绝投降而被炸沉，船上八百多名清军士兵殉国。济远号则一路狂奔，跑回了威海军港。
高升号会被日军炸沉，是李鸿章万万想不到的。当年曾国藩租界英国商船帮李鸿章把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太平军看见是英国船，就真的放了过去，沿途炮台都没有袭击。他这次故技重施，以为日本人也会跟太平军一样老实，不料亚洲竟然还有敢跟英国人过不去的军队。当年苏州的太平军投降，也是英国人做的担保，李鸿章自己却背信弃义把降军杀了个干净。三十年后，甲午海战，李鸿章千算万算，却想不到日本人竟然会跟自己一样厚颜无耻、心狠手辣。
跟李鸿章比起来，日本人还更讲信用一些，因为他们在炸沉高升号之前还反复要求清军投降，如果他们投降就可以免于一死。李鸿章屠杀苏州太平军的性质比这还要更严重。
尽管如此，得知丰岛海战的战报后，李鸿章反而有点兴奋。首先是方伯谦在汇报情况的时候，隐瞒自己临阵脱逃的事实，吹嘘自己重伤了吉野号，让吉野号落荒而逃。李鸿章误以为济远号以一敌三的战果还可以。另一方面，李鸿章认为英国政府一定不会容忍自己的运兵船被炸沉，会派兵报复。如果能让英国介入中日冲突，那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李鸿章的判断完全错误。此时此刻，日本人正处在李鸿章苏州杀降的位置上——苏州杀降的时候，英国需要扶持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对于戈登个人的荣辱，并不在意；而此时英国需要扶持日本以对抗俄国，对于炸沉其运兵船这种小事，当然也就不会深究。殖民列强永远是殖民利益至上，看人下菜碟的。最后，不管英国国内民众如何抗议，英国政府都决心不追究日本的责任，反而找了个剑桥大学的国际法专家在报纸上论证日本没有责任，转而找中国赔钱——因为船是中国租用的，被炸沉了就得算到中国头上。而清政府也竟然真的把“高升号”的损失赔给了英方。
至此，李鸿章依赖英国帮忙协调或者干预的幻想才算完全破灭，开始配合清廷调兵遣将进入朝鲜，准备在平壤迎接日军的进攻。至于北洋水师，则在近海区域活动，采取以防守为主的应对战略。
李鸿章毕竟有过长期镇压国内起义军的实战经验，这个安排布置大体得当。不过，在关键位置上的用人错误和平时军队建设的严重问题让这样的布置完全不能发生效果。
在陆地战场，清军在平壤汇聚了一万六千人，日本也派了一万六千人来打平壤，双方兵力相当，而且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还要高于日军。日军求战心切，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兵分四路向平壤进发。
日军的行动是一种军事冒险，犯了兵家大忌。清军正确的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消灭敌军。这种策略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被使用过无数次。清朝建国就是靠的这个战术——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六万军队迎接四路共计八万明军的进攻，总兵力居于劣势，就赶在敌军汇合之前，集中六万兵力挨个消灭各路明军。
进入平壤的清军是从各地抽调的，包括左宝贵的奉军（练军）、马玉昆的毅军（楚军旧部），卫汝贵的盛军（淮军系），以及丰升阿（满洲正白旗）所部练军四支部队。这四支队伍的统领都是正二品，但左宝贵还有正一品建威将军和记名提督的荣誉头衔，级别最高、年龄最大、军功最多，按理应该指派其为统帅。李鸿章却把任命主帅的事一直拖着，一定要等着他最信任的嫡系叶志超从牙山赶过来当平壤主帅。左宝贵力主主动出击，但无法获得指挥权。
叶志超跟李鸿章作战多年，以英勇善战著称，打仗的时候不要命的往前冲，人送外号“叶大呆子”。但跟很多其他淮军将领一样，随着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就变得贪生怕死起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李鸿章派他去朝鲜，他托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周馥说情，想不去，搞得李鸿章很生气，把他骂了一顿。叶志超这才被迫前往，驻军牙山前线。得知日军大举进攻以后，跟李鸿章商议，决定放弃牙山退守平壤与大军汇合。在路上已经跟小股日军交过手，打了败仗，但谎报军情，宣称自己以两百人伤亡的代价消灭了2000日军，成功转进到平壤。李鸿章深信不疑，给朝廷报功。一到平壤，叶志超就被任命为总指挥。叶志超的败绩瞒不过前线将领。败将升官，众人都不服气。叶志超既指挥不动诸军，也绝无胆量和魄力主动出击。左宝贵曾经与其他将领协商制定了一个主动出击的方案，但叶志超听说日本可能包抄平壤后路，坚决要求分兵保护后路，拒绝集中兵力去主动攻击。最后就是各路大军无法统一行动，龟缩在平壤城中等待日军到来。
日军各路大军汇合以后，向平壤发起总攻。经过三天的激战，负责最重要的玄武门防御的左宝贵不幸阵亡，清军的弹药消耗也到达极限，预计再过一天弹药就会耗尽。但日军的伤亡其实也非常惨重。作为攻城方，他们的伤亡大于清军，炮弹基本耗尽，步枪子弹也所剩不多，更重要的是粮食基本吃完，只能靠临时采摘的野菜作为补充。当天晚上，平壤下起了大雨，瑟瑟发抖的日军挤在一起，又累又饿，疲惫万分，大量伤员无法医治，全军士气极为低落。
这种情况下，日军实际上已失去继续攻城的能力。清军如果抓住机会反攻，日军甚至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日军将领为了防备清军反攻，已决定整体撤退。尽管清军方面并不能完全了解日本的情况，但只需要等到第二天，观察日军的阵势就会很容易发现问题。
但是，叶志超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日军。左宝贵一死，没人能够约束他了。他召集诸将开会，决定弃城逃跑。
不仅如此，他还自作聪明，为了“迷惑”日军，主动在城头升起白旗，派人主动找日军商量投降事宜。
这个画蛇添足的决定愚蠢至极。就算要放弃平壤，正确的做法是像李秀成在第二次踏平江南大营之前突袭杭州一样，在杭州城上虚张声势做出准备死守到底的样子，然后悄悄溜走。在战场局面并未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投降，反而让日军意识到清军即将逃走。于是战场局面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日军放弃撤退计划，转而提前做好布置，在清军撤退路线上进行截击，大量杀伤清军的有生力量，射杀一千五百余人，杀伤四千多人，俘虏七百多人。
叶志超逃跑心切，竟然没有破坏城内的武器弹药，让日军白捡了大量的机枪大炮，包括炮弹792发、子弹56万发、大量的克虏伯炮和连发毛瑟枪，以及大量的金银，其中金砖就有43公斤。这极大的增加了日军战斗力，让接下来的鸭绿江防御变得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