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停火的巴以冲突，已经造成了超过了200人的死亡。
哈马斯的火箭弹飞过来，以色列的导弹和空军就往加沙飞去。
炸、炸、炸，加沙的火箭弹大多被拦截，然后一通电话打去目标的房屋，随之而来以色列的导弹便在五分钟后精准命中。
当然，以色列的导弹还精准命中了美联社等美国媒体驻扎的媒体大楼。
对此，美国不置一词，然后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自卫”，还批准了以色列新的军售。
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中文网络上有个很准确的概括——“以色列不是美国的亲儿子，而是美国的亲爹”。
巴以冲突的由来大家讲得很多。但是，美国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是怎么成为以色列的大孝子呢？小刘今天，就来讲讲这个。
一
讲孝道，首先要讲事迹。
美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以色列的孝子。
尽管以色列建国的第一次中东战争（1947-1948）背后有美国的支持，但是当时美国意识到，如果在阿以冲突中过于倾向以色列，就会招致阿拉伯世界的反感。
也因此，美国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以停止援助为要挟，成功的说服以色列从埃及撤军。
这个时候，美国仍然是以色列的爹。
转折点发生了肯尼迪上台之后。当时埃及的纳赛尔开始倒向苏联，相应的，美国也要支持以色列来对冲。
1962年12月，肯尼迪在跟以色列外长的对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特殊关系”，并为以色列提供了军事上的安全保证。也因此，在1963年批准了对以色列的第一次军售。
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先发制人向阿拉伯人进攻，压倒性的攻占了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就被认为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首肯——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战前已经对以色列暗示了发动战争的“黄灯”，只是“如果遇到麻烦，别指望美国”。
当然，最经典的孝顺事迹，莫过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援助。在战争初期，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战线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造成了以军关键装备的短缺。在这一时刻，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机立断，下令对关键的军事装备进行全面空运，并对以色列支付了22亿美元的追加军事援助担保。
“赎罪日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只是六日战争之后长期军事援助的一个例子。美国对外进行军事援助并不鲜见，但比起其他国家，以色列使用这些援助款的时候却更为自由——以色列的采购可以直接和承包商签合同，之后再从援助款当中偿付，而合同额低于50万美元的话就可以免于美国方面的审查。
从1989年开始，美国甚至开始为以色列“预先提供”军事用品，名义上的理由是需要建立一个应对地区危机的军事储备，实际上大部分这些储备装备用在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2006年）当中。
在核扩散和生化武器问题上，美国也一直在放纵以色列。以色列到今天都还没加入化学或生物武器公约以及《核不扩散条约》，而美国方面却一直没有就此对以色列施压。1968年，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向总统约翰逊告知以色列获得了核能力的时候，约翰逊甚至让他保证其他人不会得知相关的证据，“因为他一旦接受了那一情报，他将不得不据此采取行动”。
在军事援助以外，还有经济援助。以色列从美国直接得到的经济援助大约是每年30亿美元，约等于以色列GDP的2%，均摊到每个以色列人头上就是500美元一年。当然，和军事援助一样，经济援助也是无条件的，以色列通常会得到一次性的现金交付，这样美国方面也就不可能审查援助款的用途，以方可以随时把款项用在修建定居点等美国反对的项目上。
理论上，以色列如此依赖美国，美国自然可以“停生活费”来让以色列“听话”。不过，实际上，美国要让以色列乖巧，就只能像舔狗一样打钱。整个1970年代的埃及-以色列谈判期间，美国的援助从1975年的19亿美元上涨到1979年的109亿美元。
1991年，老布什停止了100亿美元贷款担保来施压以色列停止修建定居点，但拉宾当上以色列总理之后，担保就被批准了。当然，以色列是“停止”了定居点的修建，不过现有的定居点街区却一直扩大。1991年-1996年，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数量依旧以每年9%以上的增长率增长。
二
讲了这么多美国的“二十四孝”事迹，那美国是否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呢？——当然没有。
冷战和苏联的威胁早已结束，但以色列的蚕食和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直继续。舔狗美利坚的供养没有换来女神以色列的收敛，定居点不停的建在约旦河西岸，使得“两国方案”遥遥无期。
对以色列的各种支持，使得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与日俱增，恐怖主义的阴霾至今仍浮在美国的上空。不过，孝子美利坚还是依旧在孝敬可爱的以色列小祖宗。在川普时代，美国甚至承认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首都地位，并把大使馆搬进去。
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早已超过了基于利益的战略同盟关系。那么，美国-以色列“特殊关系”又是源于何处？
答案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
本文开首提到的，肯尼迪政府对以色列的第一次军售，动机便在于争取美国犹太人的选票以及犹太捐款者的支持。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献金，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整个美国政治建制当中。
著名的游说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是这样做国会议员的工作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同每一位竞选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会晤。这些候选人收到有深度的简报，以帮助他们完全理解以色列的艰难处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东的复杂性。我们甚至要求每位候选人写出一份他们有关美以关系观点的‘意见书’，这样他们在这一主题上的立场就清清楚楚了。”。
交了投名状，随之而来的就是打过来的钱。在1990年至2004年期间，亲以色列的团体给候选人和政党捐赠了大约5700万美元的资金。而犹太裔美国人给的政治献金，构成了给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捐赠当中的一大部分——20%至50%之间。
当然，随着金钱而来的，便是各位国会议员大爷的政治忠诚。我们都很熟悉的克林顿第一夫人希拉里，曾经也支持过巴勒斯坦建国，甚至拥抱过巴解老大阿法拉特的老婆。不过，她开始从政之后，立场就来了个180度“发夹弯”，2006年7月在一场集会中强烈支持以色列发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相应的，她再次竞选参议院，便获得了3万美元的政治献金。
除了“打钱”，还有“攻心”。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经常为国会议员们提供到以色列的免费旅行，所以国会议员的海外旅游当中，有10%是去以色列的。
有胡萝卜，自然有大棒。游说集团的手段很简单——舆论轰炸。
面对所谓“以色列不友善”的政府官员或者国会议员，做法就是写信和寄信。这些信件夸张的地方是，通常都带有大量有影响力的签名。比如说，2007年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东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封79名参议员签署的信件，让赖斯不要跟巴勒斯坦政府接触。很少有政治人物能够抵挡住这种压力。
另一个例子是2004年总统初选的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安，当时他提出美国要在阿以冲突当中扮演“平衡的角色”，虽然他有一个犹太人妻子，但他仍然被约瑟夫·利伯曼指责为“出卖以色列”，甚至几乎所有民主党众议员都在一封针对他的批评信签了名。这成为了他最后没有被提名的一个原因。
舆论施压不止用在向政府官员施压，还用在社会舆论上。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报道和文章，总是会被报以大规模的舆论施压和抵制。一篇“反以色列”的报道，甚至会招来超过6,000封电邮，又或者是数以千计的电话。
舆论轰炸大棒中最核心的论述武器，自然便是“反犹主义”。出于西方社会对纳粹屠杀罪行的“政治正确”话语，任何被指认为“反犹主义”的人都会面临“社会性死亡”的困局。所以，把以色列的批评者定义为“反犹主义”，往往是游说集团无往而不利的利器。
就这样，对以色列保守主义的支持，成为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立场。
三
追问下去，问题便是——为什么美国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能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
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犹太裔在二战之后成为了美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在分析之前，需要明确一点：不能把犹太裔美国人等同于“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实际上一直是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并不同意以色列的右翼政策。200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36%的犹太裔美国人“不是非常”或“不是全部”在感情上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
虽然如此，在经历二战时代纳粹德国对欧陆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犹太人群体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度确实是大幅的提高了。
另一方面，欧陆的反犹主义在纳粹时代和二战期间达到高潮，又导致大量的犹太人离开德国和欧洲，其中只有很小部分的人到以色列定居，而大部分的人则到了美国生活。在今天，有大约570万到1000万犹太人在美国生活。
今天的美国犹太裔当中，只有35%的人信仰犹太教。美国的现代文化对犹太人的同化，使得他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认同基础。于是，对远方的以色列的支持和自豪感，便成为了凝聚犹太人身份的新政治动能。美国犹太裔便非常积极地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
首先是建立了一系列的“公民社会”政治组织，包括上面提到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以及美国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犹太教改革宗教行动中心、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美国利库德之友等等。
其中最大的51个组织组成了“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它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目的——“将各种各样的不同团体打造成一股为以色列谋福利的力量”，同时从事“增强和促进特殊的美以关系”活动。
另一方面，犹太裔的投票率很高，而且很多时候都集中居住在关键的摇摆州——宾州、佛州、伊利诺伊、新泽西等等。那么，犹太裔就可以成为选举当中的“关键少数”，在选举人制下影响总统大选的结果。批准第一次对以军售的肯尼迪，就在1960年的选举获得了82%的犹太人选票。
最重要的是，犹太裔对美国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让他们切实地进入了美国的政治建制当中。2006年的国会选举之后，100名参议院当中有13名是犹太人，而435名众议员当中则有30名犹太人，而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色列的积极支持者。
从投票、捐献、舆论战线到“亲自上阵”，在合法的范围内，犹太裔把所有影响美国政治的手段都用尽了，才在美国建立了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犹太裔的政治影响力不能简单等同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因为犹太裔并非铁板一块；但是，以色列事务是美国犹太裔参政热情的根本推动力，使得犹太裔在美国政治当中很大程度上绑定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身份和集体认同当中。这便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
也因此，对异见者的打压，甚至出现在犹太人社区的内部。
在1973年，曾经成立了一个进步派的犹太人组织——布雷拉（Breira），提倡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撤离并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这个组织很快就被保守的犹太教士团体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攻击为“背叛者”、“为法塔赫效力的犹太人”以至左派支持者，结果是布雷拉很快就因为资本不足和领导人变节，在五年内解散了。
另一方面，当“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热情化为指导整个美国对外关系的方针时，便产生了“新保守主义”。对于新保守主义者而言，美国的“仁慈”全球霸权甚至帝国主义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好方式，支持美国的军事经济霸权和打压潜在的竞争对手，便是理所应当。
在中东政策上，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提倡放弃奥斯陆协议中的巴以和平进程，转向打倒反以色列的“邪恶轴心”并代之以亲美政权，从而创造一个“以色列友好”的外部环境。
新保守主义虽非持自由派立场的犹太裔社区的主流，但美国犹太裔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主体。当下不乏像博尔顿那样的非犹太裔新保守派，但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和诺曼·波德霍雷这些新保守主义的元老都是犹太人。这些犹太知识分子大多当过激进左派，但当美国左翼转向反帝反殖时，就激发了他们的“犹太生存”焦虑，使他们成为了美国霸权的支持者。
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转化到“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形成，是美国在二战之后转向全球霸权的结果——社会构成的多元化和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利益不再限于国境线内，“美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因而嵌入到美国国内的政治逻辑当中，而犹太族群的利益也因而转化为美国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