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大战：北洋水师的惨败及其根源
在平壤保卫战打响的同一天，1894年9月15号，中日双方的海军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展开了决战。这一次跟丰岛海战一样，李鸿章派水师护航运兵，日军闻讯主动出击寻找北洋水师主力决战。鉴于丰岛海战的教训，这一次护航北洋水师全军出动，而不是象征性的只派了一艘济远舰。日本方面也是主力尽出。
这次主力交战是对北洋水师建设的“大考”。结果，日本大获全胜，北洋水师被击沉了4艘军舰，还有一艘冲滩被毁，总共损失了5艘。特别是“八远”主力军舰中致远和经远被击沉，对北洋水师战斗力削弱极大。日本海军则没有一艘军舰被击沉，虽然有几艘损毁严重，但都全身而退，后来很快就被修复，恢复了战斗力。经此一战，北洋水师丧失了在大海上与日本海军争雄的能力，制海权被日本完全控制。
后世有很多想给李鸿章翻案的人，坚持认为黄海大战惨败的主要原因是清廷从1891年开始停止进口军舰和先进火炮造成的。李鸿章固然殚精竭虑也无力改变火力严重落后于日军的事实。这一说并非全无道理，如果清廷铆足了马力散钱，李鸿章想买啥就买啥，战场的局面确实可以改观。清廷的腐败无能是甲午战败的重要因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要说李鸿章已经尽力了，不该为战败承担关键责任，那就严重不符合事实。
不管清廷拿了多少钱去修颐和园、给光绪皇帝办理大婚，最后财政花在北洋水师建设上的三千多万两银子是实打实的。这些银子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八远”主力军舰，虽然没有取得对日军的火力优势，但总体而言是不相上下的。
首先，从最重要的海军指标——吨位来看。黄海海战北洋水师总吨位35139吨，联合舰队39491吨，总吨位日军略微占优。但北洋水师有两艘7000吨以上的重型铁甲舰，日军最大吨位的军舰也只有4000多吨，数量为4艘，没有5000吨以上的重型军舰。从主力军舰结构来看北洋水师占优。总体双方势均力敌。
其次，从装甲水平来看，北洋舰队有4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这两艘是一等装甲，厚度达到356毫米，经远和来远装甲厚度240毫米；另外四艘致远、平远、济远、靖远为半铁甲舰。日本方面只有一艘老式全铁甲舰扶桑，但航速太慢且火炮落后，在海战中基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此外就全是半铁甲舰。其主力“吉野”号只有司令塔装了102毫米的装甲。
总体而言，北洋水师的抗打击能力要强得多，在防御力方面完胜。这些都是清廷和各省巨资给李鸿章砸出来的。
第三，从航速来看，北洋舰队的平均航速为15.5节，日本联合舰队的平均航速为16.8节。日军主力吉野号高达22.5节，另有八艘在18节以上，而北洋舰队除了致远、靖远在18节之外，其它的都在15节左右。
在航速机动性方面，日军占据绝对优势。
第四，从火炮性能来看。北洋水师重炮更多，300毫米以上的重炮，北洋有8门，联合舰队有3门；200毫米以上的重炮，北洋16门，联合舰队只有8门。北洋舰队重炮是联合舰队的两倍。120毫米至200毫米的中型炮，北洋149门，联合舰队160门。双方差不多。不过，中口径火炮中，日本有51门速射炮，发炮速度是北洋主力火炮的数倍。另外双方都还有一些机关炮等小型近战炮，在大规模海战中没有多大作用。北洋的火炮威力大、射程远、精度高；联合舰队的火炮射速快，但射程近、威力小、精度低。考虑到北洋主力军舰“八远”都是装甲和半装甲，日军的速射炮威力小的劣势更为突出。北洋定远和镇远舰的主炮在5000米以内即可攻击日本舰队，而日本联合舰队在3000米以外无法攻击北洋军舰。
有一些试图为李鸿章辩护的文章声称，日本速射炮发射速度比北洋重炮快三倍，因此可以认为日军火力是北洋水师的三倍，这种说法片面夸大日军火力优势，实属无稽之谈。速射炮以牺牲火力和精度为代价提高发射速度，优劣参半，面对北洋水师的装甲巨舰并不能占到便宜。日本海军的舰速较快，也是以减少装甲为代价实现的。总体而言，双方火力势均力敌，互有优劣，·谁能取胜，主要还是取决于战术。
此外，参战的鱼雷艇，北洋有一艘（海战快结束的时候北洋又有其他鱼雷艇赶来，但未找到机会开火），日军一艘也没有（本土军港里有，参战舰队中没有）。
从全部指标来看，日军占了一个“快”字，船快炮也快；北洋水师占一个“重”字，装甲厚重炮弹也重。北洋这边还有鱼雷艇，这是击沉对方军舰的有力法宝。双方各有优势，无论怎么算计，也不至于被打成0比5这么惨烈的结局。惨败的直接原因，还是丁汝昌指挥失误、北洋水师训练不足、炮弹质量较差、船只缺乏维护、将领纪律松弛等李鸿章完全可以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说惨败的第一直接原因——丁汝昌指挥失误。
北洋水师的厚甲重炮对日本的快船快炮，双方对自己的优劣势都很清楚。日本联合舰队进攻的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第一游击队，由船速最快的“吉野”号带领，另一部分为本队，船速较慢，由旗舰“松岛”带领。开战的时候，吉野率先带着第一游击队冲上来，试图快速冲过或者绕过北洋舰队，然后跟后边的本队配合，形成两面夹击之势。由于北洋水师有重炮且射程远，可以抢先攻击。在第一游击队冲上来到后面的本队到达之间，存在间隙，快船和慢船之间的配合会出现破绽。这是北洋水师痛击日本联合舰队的最佳时机。丁汝昌一见吉野号进入射程，就立刻远距离给吉野来了一炮。这个时候吉野还打不着北洋舰队，只能被动挨打。
丁汝昌为了鼓舞士气，站在主炮旁边观战。可能是“定远”维护不到位，第一炮打出去，巨炮的后坐力直接就把舰桥给震塌了，把丁汝昌给震得掉了下来，身受重伤。
丁汝昌是最高指挥官，受伤之后不能再继续指挥舰队。按照道理，早就应该指定了代理指挥的顺序，以保证这种情况下舰队不会群龙无首。但令人震惊的是，丁汝昌竟然根本没有制定过代理指挥！这是完全违背海军作战原则的做法。估计他是骑兵统帅当习惯了，面对缺乏组织的农民起义军大喊一声：兄弟们冲啊！然后大家一起冲杀就完事了。海军不是集体冲锋能解决问题的事儿，必须根据情况不断调整排兵布阵。但更大的可能是：丁汝昌作为淮军嫡系，指挥一群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舰长管代，他和李鸿章都不信任任何非淮系将领，因此长期拒绝指定临时代理。当年琅威理要争丁汝昌不在时候的指挥旗升旗权，结果被赶走了，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于是，中日海军主力决战的第一炮刚打响，北洋水师就失去了旗舰的指挥，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而日本海军则在旗舰的指挥下有组织的应对。一支有组织的海军对付一支无组织的海军，这是黄海大战清方惨败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而这显然是李鸿章出于个人私心用人不当造成的——既错误的指派一个毫无海军背景的人当统帅，又对他缺乏足够的管教和监督。
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也将丁汝昌无能作为此次海战失败的第一条原因。他说：
“丁汝昌完全不懂海战指挥和在海战开始后中断了对舰队的控制，使得舰队失去统一协调，完全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最后陷入一片混乱。……近代海军是个技术性很高的军种，指挥军官需要多年的专门培训。丁汝昌以陆军将领来统率这样一支新式舰队，主要凭资历治军。他从不觉得自己需要有精深的海军知识，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世界海军史的怪事。”
——实际上，我们只要理解李鸿章一贯的任人唯亲和拉帮结派的作风，对这种可以载入海军史的荒诞怪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失去统一指挥的北洋水师马上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集中攻击一艘无足轻重的小型军舰“比睿”号。“比睿”号火力弱航速慢，在第一游击队快速冲锋的过程中被甩下，脱离了大队伍，靠近它的“定远”几炮就把它打成了重伤，接下来原本可以轻松将其击沉。但过来参与围攻的北洋军舰太多，又没有旗舰可以指挥调度，很容易造成炮火误伤，定远犹豫了，不敢继续开炮。“经远”舰跑过来支援，也不敢乱开炮，情急之下，干脆冒险逼近比睿号，试图直接登船俘虏“比睿”，因为此时看起来“比睿”的火炮都被打哑火了。这就犯了大错，日本船上近距离的速射炮比较多，没办法远距离对付“定远”和“经远”这种重型装甲舰，必须等它们靠近才行。“比睿”号不开炮是因为它打不着而不是炮坏了，看见“经远”号靠近，就抓住机会一通猛轰。结果就是小舰“比睿”号逃出重围，北洋主力经远号反而被近距离速射炮所伤，也为后来经远号被击沉埋下了隐患。
水师训练水平严重低下是战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丁汝昌在受伤之前，曾经下令舰队编队应敌，而且根据日军舰队的阵型指挥了一次变阵——从五叠小队变成夹缝雁行的双横队。丁汝昌的这次变阵决定是否正确，难以定论。问题关键是，这次变阵没有成功！接到命令的各舰，有的跑得比较快、有的变得比较慢，等日军舰队冲到面前的时候，北洋水师的阵型是个“四不像”——既不是变阵之前的五叠小队，也不是雁行双横队，而是一个松散的、不符合任何海军战法且从未演练过的单横队，很容易就被吉野号带领的快速舰队冲成两半，局面很快陷入被动。这次变阵并不是丁汝昌临时决定的，在平时训练中演练过，属既定预案。实战中出现变阵失败的情况，就是平时训练不到位的结果。
北洋水师拥有的鱼雷优势也因为射击水平太差而完全没有得以发挥。经远舰曾在近距离向“比睿”号发射鱼雷，结果没有击中。后来，另一艘日舰“西京丸”号受了重伤，正好撞上北洋水师的鱼雷艇“福龙”号。“福龙”号只需要一枚鱼雷就可以轻松将其击沉。结果“福龙”号分别在400米、200米和40米的距离连发三枚鱼雷，竟然一枚都没有击中“西京丸”。这种连续失误表现出来的训练状态之差简直令人震惊。鱼雷艇是北洋水师在黄海大战中独有的致命武器，“福龙”号总共就带了三枚鱼雷，本来是可以抓住机会多击毁几艘日本军舰的，结果在一艘“西京丸”号面前就直接把三枚鱼雷全部浪费，然后因为没有鱼雷而退出了战斗。
炮弹质量和数量的问题就更严重。李鸿章在造船上坚持“造不如买”，造不出先进军舰也就罢了，江南制造局和天津军械局在他领导下长期专注于制造枪支弹药，造了几十年，还是造不出来可供海军使用的先进火炮，必须依靠进口。真正能造的只有炮弹，还成本又高性能又差。特别是天津军械局让自家亲侄儿管理，死活造不出来质量合格的爆破弹。日本仿制西方武器的时间并不比李鸿章搞洋务的时间更长，几十年发展下来，军舰、火炮、弹药全都能造，自制的“濑户火药”爆破弹性能很好。大量的爆破弹用于轻型速射炮，给北洋水师制造了巨大的杀伤。
北洋这边，李鸿章的侄儿主管的天津军械厂生产的爆破弹数量不足且质量较差。黄海大战中，日舰“赤城”累计中弹20发以上，却没有受到致命的破坏，逃过了被击沉的命运，就是因为北洋方面炮弹质量不行。
北洋水师德国顾问汉纳根回忆说：
“在战前，根据对手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船多为无侧舷装甲带的巡洋舰这一特点，北洋舰队要求军需部门尽快为之补充爆破弹，然而天津机器制造局只送来了很少的爆破弹。
我舰弹药之不足，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通知军械局，但军械局对此毫无反应。当时定 远、镇远除已有的64颗开花弹外，还要求再补给360颗，使2舰的弹数达到总共424颗，每门炮可以分摊53颗。然而，军械局却公然说按照规定，给2舰补充58颗开花弹就已经很充足了。我等后来以电报催促多次，最终没有再送来开花弹。”
汉纳根的回忆还说，定远和镇远的重炮需要的是装药36千克、长径比达到4.5的大型爆破弹，而天津机器制造局提供的是铸铁材质的轻型爆破弹，长径比为2.8，装药15.5千克，威力相差甚远，生产质量也一塌糊涂。而且即使是这种性能糟糕的榴弹，平均每门305毫米炮也只能分到14到15枚。其他型号的大中口径火炮的弹药储备情况与之类似。黄海大战爆发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大部分爆破弹已经被发射出去，剩余的多为装填沙土作为配重的穿甲弹。战局立刻就开始朝着对北洋水师极为不利的方向发展了。[1]
天津军械局的问题，不仅影响力炮弹质量，还影响了战舰的日常维护。由于长期坚持“造不如买”，没有任何仿制经验，高价买来的先进军舰诸多零部件都没办法自己制造，也就缺乏及时维护的能力，缺个零件都要高价去找外国进口。而负责维护的机构又不归北洋水师直接管，需要丁汝昌给李鸿章打报告，李鸿章批准了再去找朝廷要钱，然后从国外进口，再拿去让军械所维护。军械局维护水平低下，又加上进口零部件所需的审批流程复杂，李鸿章咬定了中央不给钱就不修，绝不自己多掏一分钱，让军舰部件磨损老化现象极为严重。
体现到对海战的影响上，就是各大军舰都不能发挥应有的性能。致远舰一个船舱在吃水线以下被打出了一个洞。这种先进军舰的抗击沉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吃水线以下的船舱分为很多个独立的舱位，单独某一个舱位进水绝不会沉没。但致远舰上负责隔离各个舱位的橡皮年久失修，已经破烂，根本起不到防水的效果。一个舱位进水，其它船舱也很快进水，直接导致了致远舰沉没。
在沉没的最后关头，致远舰管代邓世昌决定抓住机会，直接撞击日军主力吉野号[2]。当时的局面，应该有较大机会能撞得上，但致远舰内部缺乏维护的地方实在太多，还没冲到就沉没了。[3]关键部件不能国产且平时维护修理不到位是致远沉没的最重要原因。
在致远舰沉没以后，“丰岛海战”中逃跑的经远舰管代方伯谦被吓破了胆。他再次临阵脱逃。
北洋水师的战法是姊妹舰“2+N”作战，也就是“八远”主力两两配合，再带上一两艘小型军舰，组成一个战术单元。跟济远舰配合的主力军舰是经远舰，以及一艘小军舰“广甲”号。济远一跑，“广甲”也跟着跑，把经远舰单独丢下了。经远舰在刚开始攻击“比睿号”的时候就已经意外受伤，现在又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这个过程中，北洋水师由于没有旗舰指挥，也无法重新调整战术单元组合。经远的弱点很快就被发现，日舰开始对经远进行围攻，最终将其击沉。
此时，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战，天色已晚，双方的弹药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超级铁甲舰虽然被日舰轮番炮轰，但由于日军的火炮威力不足，始终无法击沉其中任何一艘。有这两艘重型巨舰坚持，日军要想扩大战果十分困难。北洋水师又很幸运的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的弹药库，导致“松岛”发生大爆炸，被迫退出战斗。而北洋水师又有几艘小型军舰和鱼雷艇从附近的港口赶过来支援。这种情况下，日军决定见好就收，撤出战场。
在海战中，撤退的一方无法用舰首和侧翼的火炮攻击，会立刻处于不利的被攻击位置。此时趁胜追击，是击沉已经受了重伤的“松岛”或“吉野”号的最后机会。但由于开平煤矿给北洋水师供应的是品质低劣的八槽煤，加上“造不如买”的战略让军舰锅炉不能国产，定远的锅炉轮机老旧部件没有及时更换维修，经过激战以后的北洋军舰已经远远达不到设计航速，而且炮弹数量也不足，无力追击，只能放弃。
纵观整个海战过程，北洋水师最有利的时间就是两军刚刚接触，日军舰队的第一次冲锋导致其快船和慢船拉开距离的时机。此时北洋水师原本有机会击沉两三艘小型慢船，由于丁汝昌指挥失误没有抓住机会；第二有利的时机就是最后关头日军舰队撤离战场，北洋水师由于煤炭质量、轮船维护问题和炮弹数量不足丧失了追击的机会。
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最大的损失是“致远”和“经远”被击沉。“致远”沉没主要是维护不到位导致的，经远号的沉没则主要是济远号临阵脱逃、舰队缺乏旗舰指挥造成的。除此以外，日军没有别的机会可以击沉北洋水师的主力军舰。
海战过程中，“定远”和“镇远”始终是日舰围攻的重点，但这两艘七千吨铁甲巨舰比日军预期的更经打，怎么打也打不沉。有定远和镇远在，日军取得大胜的机会其实很小。真正被日军利用其预定战术击沉的北洋军舰只有“超勇”和“扬威”这两艘小舰。还有跟着济远号逃跑的“广甲”因为慌不择路，自己触礁，然后被日军击毁。而北洋水师如果不失去旗舰指挥，应该也能击沉“比睿”、“赤城”、“西京丸”这三艘小舰。此外，日军旗舰“松岛”和主力舰“吉野”都身负重伤，如果北洋水师拥有足够的爆破弹，也有很大的机会将其击沉。最后的追击中，如果“定远”的煤炭质量和锅炉状态够好，也有机会追上“松岛”给它来上几炮将其击沉。
从整个实战过程看下来，所谓“朝廷给李鸿章的钱没给够，日本在舰队上花的钱多、武器更先进，从而导致北洋水师毫无还手之力”的论调并不能成立。只要北洋水师临战不犯低级错误，日军联合舰队的火力水平并无把握击沉北洋主力舰。黄海海战惨败的主因并非武器装备的差距，朝廷从1891年开始暂停海军武器进口的政策没有让北洋水师在装备方面严重落后于日本从而导致被动挨打。如果李鸿章能在已有经费的范围内尽到自己的责任，北洋水师就有很大的机会击败日本联合舰队——至少是打个平手。
只要有一个条件满足，北洋水师就可以在黄海大战中跟日本打成平手——丁汝昌遵照海军的基本作战原则，提前做好预案，在自己或者旗舰“定远”失去指挥能力的情况下，确保有人可以继续指挥整支舰队。
如果北洋水师不仅能做好指挥预案，还能够刻苦训练以提高炮弹和鱼雷的命中精度，天津军械所能够为水师舰队提供合格的维修维护服务、能够制造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爆破弹，开平煤矿能给舰队提供优质的煤炭，军舰能及时更换老旧部件，方伯谦长期在岸上收租敛财等腐败行为可以更早的得到惩罚——这些全都是李鸿章职责范围内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击败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我们才说，虽然朝廷腐败无耻挪用了海军军费，虽然各省督抚拖欠了不少海军协饷，但最后给到位的北洋军费用来搞好渤海防御是够的。对清廷而言，总体财政经费紧张，全国各地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让北洋水师具备基本的防御实力就算是尽到了义务。朝廷并没有要求北洋水师去纵横大洋、与列强争锋，只需要保守渤海门户安全就可以了。朝廷给北洋水师的定位和实际拨付的经费是相匹配的。李鸿章强行保举一个既无显赫战功、又缺乏海军知识和背景的淮军嫡系丁汝昌担任北洋提督，朝廷也认了，期间无数弹劾都未能动摇丁汝昌的地位。朝廷对李鸿章的授权力度和信任程度不可谓不高。黄海大东沟之战的惨败，李鸿章是第一罪人，丁汝昌是第二罪人，其他的诸如奢侈浪费的慈禧、阿谀奉承的醇亲王、克扣经费的翁同龢、不懂战争的光绪皇帝，都有责任，但若要排名，其责任都远远小于李鸿章和丁汝昌二人。
跟马尾海战一样，甲午海战中的基层士兵们和大部分将领表现英勇，火炮命中率也不算低，这跟琅威理打下的底子密切相关，也是左宗棠建立的福建船政水师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用的结果，还跟清廷中央财政巨大的投入密切相关。但这些都不是李鸿章的功劳。李鸿章的主要作用是把这些基础和投入浪费掉了。如果把北洋水师交给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刘铭传、沈葆桢这样的人打理，战争结果都会完全不一样。
[1]另一个说法是从天津军械局的账目明细来看——如果这些明细没有作假的话——军械局按照海军的要求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炮弹。但这些炮弹堆积在旅顺和威海，根本没有被搬运上军舰。这些弹药最后落入了日本手中。如果是这样，军械局的主要责任就只是生产的炮弹质量不行，数量还是给够了的。而丁汝昌治理下的北洋水师管理之混乱、备战水平之低下，就更为令人吃惊了。
[2]也有说法说是去撞“松岛”。
[3]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致远舰是被日军炮火击中、引发致远的鱼雷爆炸沉没的说法。但战后日军各舰长的报告都没有提到击沉致远号的事情。致远号是黄海海战中沉没的最重要的清军战舰，谁在最后关头把它击中了必然会重点报告。而关于致远号被击沉的说法，都来自于其它军舰的目击者看到其最后沉没前船身发生了爆炸。目击者可能是把致远沉没之前的爆炸看成被炮弹击中的结果，实则更大可能是船身倾斜下沉过程中锅炉接触海水所引发的锅炉爆炸。战后，朝廷调查海战失败之教训，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呈文称“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与日本方面的记录相对照，这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