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国贼：谁是甲午战败的第一罪人
对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署的历史责任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巨大的争议。《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在清廷内部讨论的时候，刘坤一、李秉衡等人就坚决反对签署。刘坤一上奏提出可以退守山海关甚至北京，与日本进行一场“持久战”，把日本拖死。
刘坤一的这一战略，未被清廷采纳，但在后世支持者颇多，甚至有人把它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提并论，将刘视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先驱。
刘坤一的战略从一个非常大和非常远的视野来看，可以说是正确的。日本当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国力总体而言不算强大，不具备一口气吞掉中国的实力，更不具备与西方列强直接对抗的实力。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等新旧列强都绝不会允许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这种局面出现。日军一旦突破山海关，进军北京，直接威胁清政府的生死存亡，英国和俄国都会出手干预。
而且，日本的国力也难以承受长时间的战争，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
但是，由于日军取得胜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小、收获的战利品实在太多，尽管消耗巨大，日本国力还远没有到不能再继续打下去的程度。日本政府为筹措军费已经债台高筑，但借的全是内债，还没有开始借外债。在战局如此有利的情况下，筹措外债的潜力还很大。鉴于之前淮军、练军、八旗的一触即溃的糟糕表现，列强的干预能否及时阻止日军攻入北京，其实难料。
反之，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比日本糟糕的多，迅速被战争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开战几个月就火速花出去了六千多万两白银，大部分都是找外国银行借的。外资银行担心清方战败丧失偿付能力，也不愿意再多借款。
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和谈就意味着要承担北京陷落的巨大风险。
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湘军系势力经过改组变成了“防军”，既是国防军，又是汉族实权派控制的私人势力，清政府一方面要依赖其镇压人民起义和巩固国防，一方面又时刻担心“防军”势力做大威胁中央政权。在战争初期，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和淮军被日军消灭，清政府还可以乐见其败。淮军和日军两败俱伤，大约是清政府最乐意看到的结局。
由于八旗的腐朽，清政府真正比较放心依靠的力量，是传统绿营改组而成的练军。练军虽然也是汉人的军队，但底子还是绿营体制：将领由中央指派调度，军饷由国家统筹安排，平时分散训练维持治安，战时临时集结，中央枢机控制起来比较方便。也可以说，练军是清廷维持统治最后的依靠力量，政治意义比淮军更宝贵更关键。
在对日作战过程中，淮军和练军在李鸿章和清廷的分别指挥下，都在暗地里较劲——不是比较谁更能跟日军拼命，而是比较谁更能够有效的保存实力。两边心知肚明，谁死伤多，谁在战后的政治权力分配中就会处于劣势。所以整个甲午战争打下来，除了北洋水师逃无可逃被彻底歼灭以外，清军陆军的死伤并不严重，大多数战场都是在争相逃命。这里边有将领懦弱无能的因素，也有很强的保存实力的因素。就算是北洋水师，李鸿章也一再指示丁汝昌，要以“保坚船”为主要目标。真正“打硬仗”的练军将领左宝贵和淮军将领聂士成都是其中的“异类”而非代表。
在淮军被打残以后，清廷抽调全国练军前往东北，也被击溃。再打下去，如果练军被彻底打没了，清廷要担心的就不仅是割地赔款的问题，而是满洲政权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了。作为一个外族入侵政权，一个在入侵和镇压革命过程中反复屠杀中国人民的野蛮政权，它绝不敢承担练军被消灭、首都被攻陷的风险。再加上财政困难、军事失利、海军被歼等因素，清廷拒绝“持久战”选择割地赔款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一种对满洲政权最为有利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跟日本打持久战的可行的，从满洲的角度来看，跟日本打持久战就是不划算的。
但是，即使从满洲政府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也绝不是在一开始就注定毫无胜算。
真正决定甲午战争胜败的关键之战，并不是一开始的丰岛海战和平壤保卫战，也不是鸭绿江防线溃败和北洋水师惨败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也不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威海卫保卫战，而是不太引人注目的旅顺保卫战。在旅顺保卫战之后，战场局面才变成了日军占据绝对优势。在这之前，战略主动权其实始终掌握在清军手中。
旅顺保卫战之所以不引人注目，是因为旅顺只守了一天就被日军攻克了，看起来它只是日军一系列势如破竹的攻势中理所当然的一环。实际上，这里原本是有希望打成甲午战争的“镇南关大捷”，扭转战争局势的。
中法战争在一开始，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也是节节败退，被法军从凉山一路赶到镇南关，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淮军甚至把镇南关都丢了，冯子材去了以后重新修建长墙防御系统，然后组织反击才取得大捷。甲午战争初期的局面，并不比中法战争更糟糕，丢掉平壤类似于丢掉凉山，而黄海大战虽然惨败，也比马尾海战全军覆没要好得多，北洋水师主力大部分得到了保存。
镇南关的反击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因素是法军深入内陆，后勤补给线太长，而清军退回到本土作战，士气和后勤状况都有很大改善。
日军在平壤取胜以后，趁胜攻破鸭绿江防线，进入中国本土，随后就在摩天岭遭遇淮军将领聂士成的狙击，损失惨重，后来又改为进攻海城。虽然取得成功，但其后勤补给线已经拉的很长，进入海城以后就难以再有大的进展。只能另开一路，从花园口登陆，从北向南进攻金州、大连、旅顺。金州和大连的清军兵力都不多，守不住也可以理解。等日军打到旅顺，补给线已经被拉的比较长了，而旅顺集结了一万多淮军主力，防御体系是德国设计师设计，经过十多年的巨资投入，地形易守难攻，堡垒炮台坚固，武器弹药充足且优于进攻的日军，没有一点道理守不住，说是固若金汤也不为过。海上还有北洋水师可以提供保护和后勤补给，不像平壤一样担心武器粮食迅速用光。清廷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十万援军正在赶来，东北地区聂士成部等淮军残部也还在坚持，北洋水师主力犹存，日军的后方并不安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需要淮军有多么超常的发挥，只要正常坚守就可以了。后来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军再次攻打旅顺，守军是俄军。1904年的日本国力和日军火力都大大强于1894年。这十年中，日本拿着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完成了国内工业化，加强了对朝鲜及其周边海域的控制，攻打旅顺的时候每次冲锋之前都要先用猛烈的炮火把整个阵地洗了一遍。在这种情况下，远离本土的俄军硬是守了一年，让日军付出了6万人的伤亡才夺取旅顺，光一个203高地争夺战就伤亡过万。而1894年进攻旅顺的日军总数也才两万多。
此外，1894年日军登陆地点花园口的海面冬天是会结冰的，而清军控制的旅顺港冬天是不结冰的。旅顺保卫战的时间是阳历11月份，距离海面结冰已经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淮军只需要坚守两个月，日军就只能撤退，没有其他选择。旅顺保卫战，是打持久战的最佳地点，清军占尽天时地利。旅顺是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不丢，北洋水师也绝无全军覆没之忧。
所以，清军在军队素质低于日军的情况下，要跟日本打持久战，最好的地点就是旅顺。旅顺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本土，日军补给线漫长而清军补给线较短，以反侵略为旗帜激发清军士兵们的战斗意志不成问题。守卫堡垒不太需要多高明的战术，士兵训练素质低一点也问题不大。实在没守住，这地方距离北京还远得很，只要给日军制造足够大的消耗就算取胜。在旅顺这个地方拖住日军，可以很容易的拖垮日本国力，基本可以无风险的保持战略优势。把旅顺变成甲午战争的镇南关，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很有把握的，其条件比镇南关好得多。
旅顺保卫战的时候，西方列强派了一些军舰过来“观战”。这在当时是惯例，中法马尾海战、台湾保卫战、黄海大东沟海战，只要在海上或者海边的战争，中立国都会派军官来围观，借此学习实战。列强这些观战团根据双方兵力对比情况，普遍认为，日军不可能短期攻克旅顺，甚至有人认为日军最少要打三年！[1]
但就在这样一个无论怎么看都胜算十足的地方，一万多清军竟然只守了一天。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笑话，中国军队对外战争史上的奇耻大辱。明朝末年军队虽然腐朽，野战打不过清军，守锦州也能守一年，宁远更是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沦陷。北宋虽然被后世称为“积贫积弱”，宋军野战水平一塌糊涂，守卫堡垒的本事也还是有的，起码抵抗住了西夏的进攻。鸦片战争清军守不住堡垒，那是武器确实存在巨大代差，甚至有些新式武器连见都没见过，心理防线容易崩溃。旅顺的后勤保障和坚固程度比锦州和宁远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武器比日军还先进些，守一天就崩溃实在是无法想象。
创造这个军事史 “奇迹”的关键人物，就是李鸿章。
旅顺失守，李鸿章又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罪人，而且能把第二名甩的影子都看不见。北洋水师战败还可以怪慈禧修颐和园、翁同龢克扣经费、光绪皇帝瞎指挥、装备不如日军先进等等。旅顺是李鸿章经营十多年的要塞，从防御系统设计建造开始就是他全权负责，主要将领全部由他的亲信担任，淮军主力云集。就这样，一触即溃。李鸿章治理之下的淮军集团内部之腐朽污烂，可见一斑。
旅顺失守的关键，是李鸿章的四个亲信（三个旅顺守将加丁汝昌）临阵脱逃。
旅顺作为海港，防务工作也分为陆地和海港两个部门，水陆营务处统领龚照玙就是统筹海陆防务的最高长官。这个家伙出身于合肥富豪家族，从小就认识李鸿章，是李鸿章的老乡加心腹。他没有任何打仗的经验，主要靠不停的捐钱来升官，一直在李鸿章手下当差办事。在旅顺港建设过程中，李鸿章给了他负责旅顺船坞工程修建的肥差，然后就直接保举他会办水陆营务处。让一个搞工程的来当旅顺军港最高指挥官，比让骑兵统领当北洋水师提督更加不可思议。
甲午战争清方的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是一个让中国人印象深刻的大事件，因为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海战，北洋水师的建设过程和黄海大东沟之战也因此成为无数研究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关注的重点。但海战其实并不是这次战争的关键，海军因为有琅威理前期严格训练的底子和来自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的专业人才支撑，又有朝廷大把银子养着，表现不算特别差，起码比陆军强得多。陆军的迅速溃败才是甲午惨败的关键。陆军的溃败又有两个关键事件，一次是叶志超在平壤保卫战即将取胜的关头决定弃城逃跑而且愚蠢的向日军诈降，第二次就是旅顺保卫战主要淮军将领临阵脱逃。其中，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关键、更加不可思议。
旅顺快速失守，让日军获得了巨大的战略物资和东北战场的绝对主动权，北洋水师也失去了可靠的后勤基地和安全港。于是，日本腾出手来运兵到威海彻底消灭北洋水师就非常轻松了。这样，清政府就失去了跟日军打“持久战”的本钱，割地赔款屈辱求和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回顾从丰岛海战到平壤保卫战、黄海海战，再到鸭绿江防御战、旅顺保卫战和威海保卫战的整个战争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惨败的第一罪人，至于谁是第二罪人，可能是慈禧太后，也可能是其他人，反正第一名的位置没人有资格跟李鸿章争。以“贪腐化、买办化、军阀化”为主要特征的淮军集团需对甲午惨败负最大责任。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则需要对甲午惨败负第二重的责任。
——洋务运动以后，李鸿章失势之前，清军在各次对外战争主要战役中的战绩，跟它的“李鸿章含量”密切相关。“李鸿章含量”越高，清军就输的越惨；反之就会表现的好一些。战争结局跟敌人是哪个国家以及海战陆战反到没有多大关系。新疆之战完全没李鸿章的事儿，大获全胜；中法战争的越南战场，前期李鸿章的淮军主导，连战连败；中法战争后期，左宗棠和张之洞主导，转败为胜；马尾海战，李鸿章青睐的和推荐的清流派大佬张佩纶主持，全军覆没，后期左宗棠南下督战，东南沿海又恢复安全；台湾保卫战，刘铭传“背叛”李鸿章，与左宗棠配合取得胜利；北洋水师黄海大战，李鸿章主导，0比5惨败，但有英国人帮忙训练和福建船政人才的支持，局面还有的看；平壤保卫战，李鸿章主导，但淮军与非淮军士兵参半，战斗过程激烈，几乎取得胜利，最后关头被李鸿章的嫡系叶志超搞砸；旅顺保卫战，李鸿章绝对主导，从将领到士兵全是淮系人马，将领临阵脱逃、军队一触即溃，“远东第一要塞”一日即告失守。如何降低“李鸿章含量”，是任何一个组织领导人都必须重视的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李鸿章个人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所谓的“第一罪人”并不是指需要他承担全部责任，也不是需要他承担主要的或者大部分责任。他个人的责任比例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一，而慈禧的责任可能是百分之零点五，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责任可能是百分之零点三、丁汝昌的责任可能是百分之零点一、龚兆玗的责任可能是百分之零点零五……成千上万人的责任加起来，才共同导致了甲午的惨败。甲午惨败的结局，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但只要第二名责任比李鸿章小，说李鸿章是第一罪人就没有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把李鸿章这个个人拎出来单独进行深入的评述和批判。因为他是淮军集团的总代表，也是后太平天国时期新一代统治精英的主要代表。一个李鸿章坏不了事儿，但成千上万个李鸿章就足以坏事。整个淮军集团，就是一个由成千上万的“小李鸿章”组成的祸国集团，他们大多数具有跟李鸿章一样的特点：贪腐无耻、任人唯亲、崇洋媚外、结党营私——这也是他们能被李鸿章任用的重要原因；满洲统治集团的精英分子们，在贪腐无耻、结党营私等方面，也与李鸿章鼻息相通，这也是满洲集团能与淮军集团联合执政统治中国数十年的重要原因。对李鸿章个人的评述和批判，是对后太平天国时代统治阶层进行评述和批判的关键；反之，为李鸿章“翻案”，则不可避免的会起到为清朝后五十年统治精英阶层——主要是汉族理学士绅官僚集团但同时也包括满洲统治集团——翻案的效果。
近年来为李鸿章翻案的声音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应该是一部名叫《走向共和》的电视剧。它在2003年首次播出的时候，我正在读大学本科，历史知识比较匮乏，看完之后感到相当震撼，几乎完全被它洗脑：原来李鸿章是这样一位忍辱负重的大英雄啊！
这个电视剧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几乎可以说是痴迷。但我也知道它只是一部电视剧而不是历史纪录片，为了验证剧中的看法，才去图书馆找了一些详细介绍甲午战争等与李鸿章相关的严肃历史著作来看。经过很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才最终认定，这是一部试图侮辱我智商的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号称历史“正剧”，而非戏说，因此尤其具有迷惑性。它讲的绝大部分事件都有史料作为支撑，而且还吸收了许多最新最近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但问题是，它刻意避开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同时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进行了刻意的编造。在讲甲午故事的时候，像旅顺保卫战李鸿章的亲信临阵脱逃这种事情当然绝口不提，而是把叙事主线放在了李鸿章为争取海军军费与朝廷的斗争上。
剧中，有一个相当有感染力的细节：在《马关条约》的条文敲定，需要中方代表签字确认的时候，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想要提笔签字，却被李鸿章拦了下来。李鸿章把笔从盛宣怀手中拿过来，对他说：“人一生啊，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签下去，就是千古骂名啊！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是我来签吧。”于是，年迈体衰的李鸿章战巍巍的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情节看的时候很感人。它当然是完全虚构的。日本方面不可能认可盛宣怀签字的和谈文件，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而作者之所以要违背常识强行编造这么一个情节，就是为了加强观众对李鸿章的好感和同情：他也是被迫签字啊！看似是为盛宣怀承担责任，其实是在暗示李鸿章在为整个大清朝的错误承担责任。
《走向共和》的制作者通过一再强调李鸿章建设北洋水师与朝廷反复斗争的艰苦过程，再结合被迫签字的感人情节，在逻辑上为观众挖了一个坑：以前你们以为李鸿章是“卖国贼”，无非就是他签署《马关条约》，但他其实并不能做决定，签字只是被推出来替清廷承担责任而已。这样，李鸿章就从“卖国贼”的负面形象变成了忠心为国、忍辱负重的高大形象。
其实，李鸿章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主要原因并不是他的名字留在了《马关条约》上。清廷签署的卖国条约很多，大部分签署者的名字普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南京条约》上谁签的字？《北京条约》上谁签的字？一百个中国人九十九个不知道。为啥李鸿章留下如此巨大的历史骂名呢？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并不像《走向共和》的制作者们想的那么愚蠢，谁签字就认准了让谁就背黑锅。李鸿章被大家骂成卖国贼的原因，也主要不是因为《马关条约》上签了他的名字。而且，李鸿章的历史骂名，也主要不是因为他是卖国贼。
在一次有关李鸿章的讨论中，我将李鸿章称之为“国贼”。就有被这个电视剧洗脑的人站出来替李鸿章辩护，说签署《马关条约》的决策者并不是李鸿章，因此不能说李鸿章是卖国贼，大清国不是李鸿章能卖得了的。我说，我用的词是“国贼”，不是“卖国贼”。这两个词有区别，卖国贼只是国贼的一种。除了卖国贼以外，国贼还有其它很多种。李鸿章既是卖国贼，还是其它类型的国贼。他的历史评价，可以用三个类型的国贼来总结。
首先，最重要的，是“祸国之贼”。
李鸿章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通过与殖民列强勾结，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并在此过程中带领淮军集团屠杀了上千万的中国人，为腐朽反动的满洲政权强行“续命”。满洲反动政权的存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富国强兵的两大内部障碍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李鸿章所代表的汉族理学官僚士绅集团。甲午惨败和后来的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事件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给清政府续命，他还上奏请求将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纵容鸦片在中国大规模种植，毒化中国。
其次，第二重要的，是“窃国之贼”。
李鸿章贪腐成性，不断将国家的权力、资源、财税转变为个人和家族的财富。在他的示范带动和有意纵容之下，整个淮军集团也都争相窃取国家财富。这直接导致了淮军战斗力下降、淮系洋务企业运行效率低下，国家资源被大量浪费、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以淮军为核心的国防军在对外战争中一触即溃。甲午战争的惨败，并不是李鸿章指挥错误，也不是朝廷战略失误，更不是缺钱，而是军队和军事后勤组织实在是太腐败太烂了，不具备执行任何战略战术的能力，不管是主动进攻、积极防御、固守堡垒、沿海巡逻、海上决战、诱敌深入，都注定会一败涂地。
对一支连“远东第一要塞”旅顺都只能守一天的军队来说，讲任何战术都没有意义。
俄国人在新疆见过左宗棠的楚军，法国人在越南和台湾见识过冯子材和刘铭传的清军，十年之间不敢再有觊觎中国之心。在他们看来，日军要去跟这种军队硬碰硬，不是找死还能是干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拿着同样装备的同一个政权下中国军队，只过了十年怎么就突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他们在甲午战前坚信日本会遭遇惨败，在战后则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参与瓜分中国。用十多年时间把中国军队战斗力搞成旅顺保卫战的水平，李鸿章“居功至伟”。
至于说什么体制问题，左宗棠和张之洞难道不是跟李鸿章在一个体制下做事？
李鸿章是太平天国战后体制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比他更重要的也就只剩慈禧和曾国藩了。同时，他又是这个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曾国藩战前就是二品高官且战后不久就去世了，慈禧有没有太平天国都会成为皇太后，只有李鸿章完全是依靠战争发迹，从无名之辈到权倾天下数十年，没有人从体制中拿到的好处能跟他相比。杀人千万建起来这个体制，又从体制中获益最多，然后在体制下把国家资源大把的浪费或者据为己有，以至国土沦丧、屈辱求和，先祸国、后窃国，李鸿章没有任何资格把战败责任推到体制问题上。
有一种很有趣的说法：甲午战争的时候，跟随李鸿章作战的淮军将领大多都已经“凋零”，老病不堪，这是淮军战斗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凋零”这个词用的很好，让人产生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同情。问题是，生老病死是全人类都会面临的问题，李鸿章的对手——日本将领也不是长生不老永不凋零越活越年轻。淮军镇压捻军在1868年结束，距离甲午战争十六年，此后还有中法战争的锻炼；而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战争“倒幕运动”也是在1868年结束，从此以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到了甲午的时候，倒幕运动的名将们都已经“凋零”。日本甲午战争的将领，论实战经验还不如淮军将领。攻克旅顺的日军主将乃木希典甲午之前就带兵打过一次仗——带几百人去支援友军，半路被敌人击溃，惨败之后想要自杀被人拦下，然后就再也没上过战场。
为什么日军的老将“凋零”之后，新生代将领能够挑起大梁，而淮军一旦老将 “凋零”就战斗力崩溃呢？这就是李鸿章任人唯亲、带头贪腐的治军原则带来的后果。在这种治军原则的指导下，有才能的年轻人很难得到提拔重用，筛选出来的大多数只能说溜须拍马的无耻之徒。而那些没有“凋零”的老将，也大多像叶志超一样，年轻时候勇猛过人，官越大胆越小。
在“祸国”和“窃国”的基础上，李鸿章才有资格当好第三个“国贼”——“卖国之贼”。
诺大一个中国，不是谁都有资格卖国的。就算是出卖国家机密赚点小钱，那也得有情报来源。山野村夫，想卖国也没有资源。清朝末年，如果要搞个卖国资格排名，李鸿章不一定能排第一，但前三是有保证的。中法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也就是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二人，光绪皇帝都差点，更不要说醇亲王、翁同龢这些人了——他们都不过是慈禧权力羽翼之下的附庸。只有李鸿章拥有自己独立的权力根基——淮军集团。它既是清朝国防军的主力精锐，也是李鸿章的私家军。
淮军在握的李鸿章，就不仅仅是慈禧太后信任的高级大臣，他本身就是慈禧太后权力的关键支柱和重要来源。二人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层级框架中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政治同盟关系。对慈禧而言，皇帝不听话都可以想办法换，李鸿章的位置却无法被取代。这是李鸿章能够稳坐直隶总督之位二十五年的关键原因。
有了这样的地位和实力，卖起国来才能够得心应手。《马关条约》谈判，日本认定了只有两个人有资格去谈，一个是恭亲王奕䜣，一个就是李鸿章。派其他人去，日本方面根本就拒绝谈判。所以《走向共和》里边盛宣怀想要签字的情节是相当可笑的。在重大卖国条款上签字不是谁想签就签的，必须权势地位达到一定高度才行。《马关条约》核心条款的最终拍板人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但他们也不想卖国，不想割地赔款，拍板的时候也伤心难过悲痛欲绝。让他们不得不认可这些卖国条款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在战场上一败涂地。二十多年了，给了淮军和北洋水师数以千万计的白银，给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及各种军政高级职位，给了开煤矿开兵工厂开垄断企业等各种特权资源，最后打起仗来一溃千里，让你在战败条约上签个字难道还委屈你了？再说也没人规定每次卖国就只能有一个卖国贼，无非也就是谁是头号卖国贼谁是二号卖国贼的区别。说慈禧卖国并不能说明李鸿章不卖国，说李鸿章卖国也不能说明慈禧没卖国。在签署《马关条约》的问题上说李鸿章是卖国贼不会有错。
而李鸿章的卖国行为，又远不是当谈判代表签署过几个卖国条约那么简单。李鸿章的卖国，是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到亲自谈判签字层面“三位一体”的。
在战略层面，李鸿章晚清外交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他过分迷信“合纵连横”的外交手腕对列强的制约作用，没有看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不独立自强，列强只会欺软怕硬，没有哪一个列强是“靠得住”的。1871年，日本刚结束倒幕运动的内战，开始维新变法，就来找中国签通商条约。条约的内容还比较平等，主要是互相开放通商口岸，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很弱。李鸿章便想要与日本联合，幻想“联日抗西”，因为大家都是黄种人嘛，都被迫跟西方列强签了不少不平等条约，联合起来与列强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他故意在条约里边增加了针对第三国的条款，规定有他国对待中日的“不公之事”，中日要“彼此相助”。可日本哪里有力量和心思去对抗列强？朝思暮想的就是可以像其他列强一样来侵略腐朽的清国。刚发展了几年有点实力，就迫不及待的在1875年侵略台湾。李鸿章眼见“联日抗西”行不通，又开始“联英抗日”。不料琅威理事件后，英国眼见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过于腐败无能，下定决心扶持日本。甲午战争，李鸿章屡次请求英国出面干涉都被拒绝，眼见俄国出头帮中国要回了辽东半岛，又制定“联俄抗日”的战略，主动要去找俄国签秘密军事同盟条约。俄国人一看，这不是送上门的肉吗？立刻趁机提出要修铁路横穿东北，随后又强占旅顺和大连。李鸿章这一系列的“联A抗B”战略实施下来，每变一次，就被他幻想联合的对象敲诈勒索一轮。
在军队建设上，李鸿章一贯主张“造不如买”，耗费巨资购买外国先进武器，把这些钱变成了列强养活技术研发人员和制造业工人的经费，严重耽误了国内军工产业的发展。这也是在战略路线上卖国的体现。
在战术层面。由于列强都知道李鸿章“爱好和平”，害怕跟列强开战，便一再利用这种弱点来为自己争取战术上的主动地位。最典型的就是中法战争，法国方面一旦发现局面不利就赶紧找李鸿章和谈，给出诱人的条件换取清军停战或撤兵，然后积极调兵遣将。一旦调兵完成，马上就找借口停止谈判甚至撕毁条约再战。李鸿章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成了法国侵略中国的方便工具。所以左宗棠才骂他，说十个法国将军都不如一个李鸿章坏事。
后来，日本也是不断利用李鸿章的这个特点，以武力为威胁逼迫李鸿章不断退让。在国力弱小的时候，就先通过威胁和谈判让李鸿章在1885年签署《中日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承认了朝鲜出现内乱的时候，日本可以跟中国拥有同等的出兵干涉的权利。这就为1895年日军借口朝鲜内乱进入朝鲜，并借机与清军开战创造了条件。
最后，落到具体的条约谈判层面，作为清朝外战战略制定者和战术执行人的李鸿章，也被列强谈判代表们所“青睐”，强烈要求他亲自出面谈判。李鸿章谈判的特点是喜欢做表面文章，死要面子——只要能给朝廷（实际就是慈禧）和李鸿章本人足够的“面子”，很多实质性的卖国条款李鸿章反而并不介意。跟李鸿章谈判，无论是书信往来还是当面交涉，气氛都十分紧张，李鸿章喜欢据理力争甚至拍桌子表示强硬，表演欲很强，也就是场面上一定要“好看”，但私下却非常愿意妥协。
1876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第二年，就转而派兵入侵朝鲜江华岛，并逼迫朝鲜跟它签订不平等条约。朝鲜坚决拒绝，并表示朝鲜为中国的传统属国，日本想要跟朝鲜签外事条约需要去找清政府谈。日本就派外交代表森有礼去跟李鸿章谈。李鸿章跟森有礼进行了足足七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场面一度剑拔弩张。李鸿章坚称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毋庸置疑，日本如果胆敢侵犯朝鲜，中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等七小时的辩论结束，李鸿章转头就告诉总理衙门，建议礼部派人去说服朝鲜，接待日本谈判代表。清朝最终对日本和朝鲜的谈判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最后，朝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这个不平等条约，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放通商，并在通商口岸赋予日本领事裁判权，还允许日本对朝鲜海岸进行测绘。
李鸿章的这一番表演，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他跟森有礼的辩论，是争的“面子问题”——中国作为宗主国的面子一定要保住，至于朝鲜的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国家安全的损害，则是可以私下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
1875年，李鸿章在日本侵略台湾的谈判中，也是一样。他坚持的重点始终是反复要求日本要尊重中国的“国体”和“体面”。日本侵略了中国领土，在打不赢的情况下还要找中国赔钱，这种条件李鸿章都可以答应——只要能找到“体面”的借口就行。最终日本同意以“赔偿日军在台湾修建的房屋损失”为由索取赔款，而不是直接索赔军费，李鸿章就欣然应允了。
列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都是极高明的人物，很容易就看懂了李鸿章的战略战术和谈判技巧。对李鸿章，只需要坚船利炮加以威胁，然后在表面上给他和他的政治盟友慈禧太后留够“体面”，他就什么卖国条件都可以考虑。李鸿章手握大清国最精锐的国防军，又有高明的政治手腕，深受慈禧太后信任，只要他接受的条件，基本上就能定下来。李鸿章有足够的本事去平息清政府内部对他“卖国”的指责，绝不至于像崇厚一样签完条约就被抓起来判刑。跟李鸿章谈，“交易成本”最低。于是，列强迫切希望在涉华问题上以李鸿章为对手进行沟通和谈判，给他戴上一大堆高帽子，诸如“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等头衔，进一步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地位，在谈判的时候也尽量对他个人进行吹捧，甚至像俄国人那样愿意安排贿赂，至于攫取对华殖民利益的核心条款，则寸步不让。最后，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李鸿章的表演欲和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几乎总能达到目的。
这样，在签署卖国条约的数量上，李鸿章便成了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人。
所以，我们才说，李鸿章凭实力卖国。在出卖国家利益方面，李鸿章战略卖国、战术卖国、签字卖国“三位一体”，从国家战略制定一直到最后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画押，都亲力亲为，为列强攫取对华殖民利益提供全流程服务，并在其间收受贿赂、谋取个人政治资本，是近代中国的头号卖国贼。在危害国家利益、阻碍中国进步方面，更是祸国、窃国、卖国“三位一体”，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国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