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园杀后：康有为最后一搏
9月21号发生的事，还在常规的帝后权力博弈范围内。光绪本来就没啥实权，批阅过的奏章都要转呈慈禧，隔三差五就要跑一趟颐和园汇报工作。现在慈禧回到皇宫，他还能省点事儿。上谕也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不涉及其他维新派人士。
但是，从9月23号起，情况发生剧变。这一天，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失去人身自由。24号，逮捕的范围扩大到军机四章京及多名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维新派人士。25号，朝廷宣布光绪“病重”，不再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典礼。逮捕行动之后仅过了四天，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就以“大逆不道”的模糊罪名被杀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情况恶化速度如此之快，是因为9月22号荣禄从天津带来消息：据袁世凯举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有“围园杀后”的谋反之举。这就把问题性质变严重了。
原来，9月13号光绪去颐和园，“开懋勤殿”的事情被慈禧否决，深感沮丧，回来后便给“军机四章京”之一的杨锐下了一道密旨，大概意思是：皇太后已经不太支持变法了，我感到很为难，如果坚持己见，像过去几天那样大刀阔斧的革职保守派大员、任用新人，可能连皇位都保不住。请你跟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诸同志商量，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违背太后的意旨，又能够继续推动变法。回头形成意见，通过军机处上书给我看。
同时，光绪也知道康有为已成为保守派众矢之的，让杨锐催促康有为赶紧离开北京，去上海办报。
杨锐第一时间找到康有为。康有为觉得事态严重，特别是光绪密旨中有“朕位且不能保”这句话，他认为这是皇帝在求救。要想拯救皇帝、推动变法，那就必须除掉慈禧太后。他跟谭嗣同商量，从湖南“调兵”。因谭嗣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的时候，有个好朋友叫毕永年。毕永年从小跟随父亲在军队长大，胆识过人、功夫了得，还加入湖南地区的会党，被封为哥老会“龙头”，手下有一批兄弟。谭嗣同进京，毕永年也一起来了。康有为叫毕永年紧急调100名精干的湖南兄弟进京，准备找机会潜入颐和园杀掉慈禧。
对这些惊天密谋，光绪并不知情。9月18号，光绪第二次去颐和园请开懋勤殿失败后，得知康有为竟然还在北京呆着没走，再次让林旭催促其南下。林旭面露难色，说康有为不听他的话。光绪急了，便亲自给康有为写了一道密诏，大意是说：我让你南下，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不是不想重用你。你先离开北京，好好休息、保全自身，将来再找机会，我对你寄予厚望。[1]
康有为看到密诏，痛哭流涕。乃下定决心要发动兵变以救光绪。毕永年的湖南兄弟还没到，即便到了也不够。康有为就想到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曾经是强学会成员，又多次对维新派表示愿意为维新活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手中掌握了七千精锐新军，康有为认为可以说服袁世凯带兵勤王。
此时袁世凯正在北京陛见，康有为派谭嗣同连夜秘密进入袁世凯住所，向其出示光绪皇帝给杨锐的第一道密诏并告知其“围园杀后”的计划。袁世凯被吓得半死，不敢参与。但他见谭嗣同身上藏有武器，知道如果当面拒绝，谭嗣同可能会动手杀掉自己，遂假装同意，答应回天津做准备。
袁世凯回到天津以后，于9月21号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劝他谋反之事。此时慈禧已经回宫两天并宣布训政。因此戊戌变法的终止与袁世凯“告密”并无关系，但接下来光绪被软禁和“戊戌六君子”之死则与之有直接关系。慈禧如果仅是为了终止变法、拿回训政的权力，并不需要杀人，也无需对光绪采取软禁措施。她是了解到“围园杀后”的密谋之后才下此狠手的。
——袁世凯向荣禄报告谋反密谋的做法，长期以来被同情维新派的人们所诟病，认为他是一个可耻的告密者，出卖了变法志士和光绪皇帝。其实，袁世凯的做法从人品来讲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早期加入过强学会、后来也对维新派提供过口头支持，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政治投机，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动，绝不包含任何支持谋反的承诺。“围园杀后”这种事儿如果要拉拢袁世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旁敲侧击各种暗示，让他明确表态可以为了维新事业动用军队做一些违反大清法律的事并承担罪责，然后再挑明。一上来就带着武器潜入其住所，逼着他立刻表态，然后在事后指责其“告密”，显然是过于苛刻的要求。袁世凯没有为谭嗣同、康有为掩盖谋反罪责的道德义务。由于光绪皇帝从未写过任何有关兵变的密旨，从政治法律上来讲，作为清政府的高官，不管他是忠于慈禧还是忠于皇帝，他都必须报告也应该报告。
“戊戌六君子”被杀害的速度如此之快、罪名也很笼统，没有走正常的审判程序，这是很不正常的。清政府如此迫不及待的杀人，主要是为了“保护”光绪皇帝。给六人定罪的诏书以光绪名义发布，说他们计划“劫持皇太后”并“陷害朕躬”，也就是把光绪列为康有为密谋的受害者。这在政治上给光绪解了围。如果深入追查，查出光绪跟“围园杀后”的密谋有关联，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光绪定罪，后果不仅是其皇位不保，关键是会严重削弱慈禧太后乃至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满洲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关键就是掌握了皇权。皇帝是神圣的统治者。如果光绪犯下谋杀自己母亲的罪行，满洲皇权的神圣地位就会遭受沉重打击。
戊戌变法对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它的那些变法举措，形式大于实质，跟洋务运动相比没有多大新意，即便不发生政变，也不能指望靠这些措施就可以挽救满洲统治，更谈不上让中国富国强兵了。从最乐观的角度看，也只能说是希望光绪和维新派掌权后，能进一步提出更多更深刻的变法措施。仅从他们已经提出的措施而言，毫无可能改变国家衰落大势。它之所以在形式上也彻底失败，是因为光绪变法心切，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保守派们反对光绪皇帝和他的变法行动，关键不是思想保守、反对学习西方，关键是拒绝改变现有的人事格局利益。而不改变这些既得利益，所谓的变法便注定一事无成。这些腐败无耻的顽固分子，根本不管什么思想信念，他们只认得暴力。不掌握比他们更强大的暴力，哪怕把道理说破天，一切都注定无济于事。
康有为 “围园杀后”的密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即便成功，杀了慈禧太后，变法也必然中断。光绪会因为杀害自己的母亲而丧失执政合法性。“围园杀后”跟“辛酉政变”中两宫太后杀掉顾命大臣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后者是君杀臣，前者是儿弑母。儿弑母比君杀臣的性质要严重的多。满洲集团内部通不过，汉族士绅官僚集团内部也通不过。慈禧一死，康有为和光绪绝对无法控制局势，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兵变、政变一定接踵而来，满清灭亡、军阀割据的局面将会提前出现。无论成功失败，“围园杀后”最终一定是会害了光绪而非保护光绪。
但是，对康有为的一系列“激进”决策，总体而言还是应该肯定而非否定。如果维新派只能动嘴不能动手整人的局面继续僵持下去，所谓“变法”就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结果就是光绪和维新派在台前假装变法，统治集团在幕后继续祸国殃民、鱼肉中国。康有为在“整人”这个问题上毫不妥协，坚持“设制度局”和“开懋勤殿”，一定要触动权力格局，就是拒绝当傀儡，最终逼着保守派不得不亲自动手揭开他们搞“假变法”欺骗中国人民的阴谋，暴露了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也绝不放弃一点点既得利益的真面目。在“开懋勤殿”的策划中想邀请伊藤博文当顾问是个败笔，但也只是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没有伊藤博文访华事件，维新派也照样无力推动中央枢机变革。而“围园杀后”，则不过是在“开懋勤殿”被彻底否决、变法已经注定失败的情况下，发动的拼死一搏，代表了维新志士们为了推动国家进步不可动摇的决心和意志。虽然幼稚，却也不失血性和魄力，可以说是虽败犹荣。没有“围园杀后”和它引发的“戊戌六君子”牺牲，戊戌变法的光芒，绝不会像今天这般引人注目。“六君子”的血，让无数对清政府的变法骗局还抱有不切实际希望的人们清醒了过来，坚定的走上了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的道路。毕永年在得知谭嗣同被杀后，就立刻转身加入革命党，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从大局来看，“围园杀后”不利于光绪、也不利于清政府，但无疑有利于中国。
康有为以一介书生，依靠自身努力发动了席卷中国的维新变法舆论浪潮，并以运动领袖的身份将自己的思想与皇权结合，通过写奏章的方式源源不断的将个人思想转变为政府决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能纯粹依靠笔杆子独立干出这种惊天事业的人物，其才华和魄力绝对不容小觑。他的才华和个人品行，近些年来被舆论过度的贬低了。他虽然有狂妄自大和喜欢吹牛皮的毛病，但在治学方面下的功夫极深，纯从学术水平上，说是一代宗师也不为过。“围园杀后”这个决策，说明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研究虽然还研究的不够透彻，但毕竟没有白搞，从中国古代的商鞅变法，到近代日本俄国的变法，没有哪次成功的变法，背后是没有暴力斗争作为支撑的。像清流改革派那帮人，天天骂李鸿章，骂了几十年也没见把李鸿章骂死。不动人事格局、不掌握枪杆子，再好的变法措施都是空谈。
据野史记载，康有为在陛见光绪的时候，在军机处碰到了荣禄，跟荣禄有过一番对话。荣禄说，变法当然是要变的，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哪能说变就变呢？康有为回答说：这有什么难的，杀几个一品大员，法自然就变了。
这番对话的真实性很难讲，但它基本正确反应了康有为的变法态度。就当时中国的局面而言，康有为不是太激进，而是太保守、太乐观了——杀几个一品大员，这个法恐怕还是变不了。杀完一品大员，还有一大批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土豪劣绅、宗族势力需要收拾，这法才能有那么一点点变得了的可能。太平天国杀了多少清政府的官兵，才有了汉人掌握兵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权力？跟一个建立在屠城和“文字狱”基础上的野蛮政权讲话，要想真的推动变法，关键时刻不敢亮剑，谁会把你当回事？康有为若不坚持斗争直到决裂，而是让光绪继续在慈禧划定的圈子里“带着镣铐跳舞”，结果就是让维新运动跟像洋务运动一样，再耽误中国几十年。
“围园杀后”的决策，代表了新一代维新变法人士与传统清流改革派的根本区别，清流改革派是“怎么变、提意见”，维新派则是“不让变，就亮剑”。谭嗣同在湖南的时候，通过毕永年联络会党，宣称“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等“激进”思想，已经有要干革命的意思了。后来进京参与变法，推行改良路线，基本放弃了革命的念头。但在变法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康有为提出“围园杀后”的想法，他便鼎力支持、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夜访袁世凯劝说其兵变，最后因此罹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谭嗣同都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已经有一只脚跨进了革命的门槛，要对统治者动刀了。谭嗣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的同志唐才常，在上海组织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推翻清政府，但保留光绪的皇帝位。这其实也是一种革命方式。自立军的活动跟孙中山的惠州起义南北呼应，也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
虽然后来康有为坚决拒绝跟孙中山等共和革命派合作，那是因为他坚信君主立宪制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君主立宪制也是要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争取到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革命的成果。不来点革命的手段，不要说推翻满清，连变法都不让你变。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都是“保皇派”，同时也是“革命派”。“围园杀后”是一种很肤浅的、简单粗暴的革命手段，但它终究是革命，不是改革。这跟张之洞、翁同龢等清流改革派相比，又大大的向前进了一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跑到日本，积极组织“勤王军”，并继续发挥其舆论宣传天赋，包括但不限于伪造光绪皇帝密旨、编造各种对慈禧不利的八卦新闻等等，不断在世界各国媒体上露面，天天喊着要打进北京城杀掉老妖婆救出光绪帝。慈禧对此极为恼怒，把大量精力花在了搜捕捉拿“康党”的问题上，客观上放松了对孙中山等共和革命派的镇压。孙中山自己也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我们党派的注重逐渐放松，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党的幸事。”[2]
可以说，康有为提的那些变法意见，看起来靠谱，其实全都不靠谱；反之，围园杀后的决策，看起来很不靠谱，其实还有点靠谱，成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