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抚之变：慈禧对义和团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裕禄是满人，跟毓贤一样，头脑有点简单粗暴而且不太懂得跟汉族士绅合作进行基层控制。他之前的履历就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高层做官，没有多少基层历练，当然也搞不清楚义和团与土匪的区别。反正都是一批造反闹事的，铁血镇压就完了，这就是裕禄的处理思路。在义和团传入直隶地区以后，他不停的派兵四下镇压，逮捕和杀害的义和团数量是袁世凯的十多倍。最后的结果，就是义和团越镇压越多，斗争方式也越来越暴力，直至彻底失控。
义和团大约在1899年秋冬之际大规模传入直隶地区。然后就一路向北，经过保定逼近北京。其传播形式基本都是一个“大师兄”被邀请到另外一个村子传授拳法，聚集众人举行“神仙附体”仪式宣布“开坛”，推举出本村本坛的“大师兄”。然后大家集体到教民们的家或者教堂外边“亮拳”示威，警告他们不得再依仗特权欺负教外村民。大部分示威行动都很和平，没有发生冲突；偶尔有冲突发生，也不过损坏财物，基本不会出现人员伤亡。
根据周锡瑞的统计，从1899年10月到1900年5月，义和团在直隶地区并没有制造很多暴力事件。5月份，驻京美国公使向本国政府报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义和团攻击美国传教团以及骚扰传教士所在村镇的案子”。保定的一位传教士在家信中说一切平安，根本就没有提到有义和团这回事儿。直至五月份，有记录的义和团伤人事件只有一次，造成了一人死亡，而且这个人还不是教民，应该是在冲突中被误伤致死的。此外，地方官报告了几起打着义和团旗号的抢劫事件。整整半年，情况也就仅此而已。看起来义和团方面非常注意控制暴力，不愿意轻易伤人，农民们更多的是利用义和团来自保而非向教会进攻。
清军和教会方面的反应要激烈得多。直隶总督裕禄一听到哪里就义和团聚集闹事就赶紧派兵镇压。五月份之前，清军已经杀死了超过50名义和团成员。教民们也在教会的组织下武装起来。教会为教民们搞到了先进的火枪，用来对付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也杀死了不少拳民。大量私藏火器在清朝是要掉脑袋的重罪，但官府却对教会网开一面，默认了这种事情。整整半年的时间内，都是官兵和教民在杀死拳民，而没有一个官兵或教民被义和团杀掉。
裕禄和教会的这种做法非常不理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前任直隶总督荣禄在戊戌政变以后回到北京，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同时也带走了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建立起来的军队。武卫军继续由荣禄直接控制，负责国防安全，留给裕禄管理地方治安的军队，只有很少一部分甲午后残余的淮军和练军。由于精锐都已经抽调改编成了武卫军，淮军和练军被大量裁撤，裕禄手里能掌握的军队数量极少而且战斗力也很差。这种情况下，还盲目且凶残的屠杀义和团，等于找死。
官兵和教会在非常顺手的屠杀义和团拳民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义和团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愤怒，而且越来越团结。
1900年4月份，保定附近的大张庄村又发生了一起民教冲突。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蒋庄的一个补锅匠给他修火石，修好之后张洛弟没有付钱。补锅匠去张洛弟家里索要，双方争吵起来。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小的民事纠纷。但这个补锅匠是入了教的，这就不一样了。他声称张洛弟在争吵中言语侮辱了教会，便找了教民三十多人到张家算账，要求加倍补偿修火石的钱，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摆五桌酒席，在教堂面前道歉，赔偿100串钱，且张家全家入教。张家拒绝接受。此后教民们又来讨要了五次，终于在第五次发生暴力冲突。张家被打死一人，打伤三人。张家人立马找到义和团帮忙，带领众人去蒋庄复仇。教民们早有准备，趴在房顶上向义和团开枪，当场杀死义和团20多人，教民方面只是房屋被毁，无人死亡。
大张庄事件终结了义和团不愿杀人的惯例。一个月后，在保定涞水高洛村，又一场类似的民教冲突爆发。高洛村的村长阎老福，按照本村一年一度的风俗在村中心路口搭戏台唱戏，并扎起帐篷摆好祭台邀请神仙下凡听戏。但戏台位于一个教民的家门口，这个教民就认为冒犯了他的“信仰”（再次体现一神教的排他性特征）。教民们联合起来，辱骂神像并踢翻了神台。村民们立刻反击，袭击砸毁了教堂。事情闹到官府，保定天主教主教出面干涉，官府判决阎老福赔偿教民损失250两银子，并公开宴请教民，在宴席上向教民们磕头道歉。
阎老福愿意赔偿银子，但他们家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士绅，如何能接受公开磕头认错的羞辱？他派人到邻县去请了几个义和团的“师兄”过来，开坛练拳，经过十天的准备，向教民们发动攻击。
这一次义和团方面终于大开杀戒，杀掉了教民20多人。
裕禄得到高洛村事件的报告，立刻决定派兵镇压。
总兵杨福同带了70多名清军紧急前往高洛村，跟数百名义和团交战，又杀死了60多个拳民，逮捕了20多人。
这是明显的“拉偏架”。大张庄事件义和团被杀掉二十多人，清政府对此置若罔闻。义和团的人死了就白死，教民死了就要官兵去镇压报复，加倍杀回来。实在是欺人太甚。
整个直隶地区的义和团都被激怒了。他们发现必须大规模团结起来才能对抗清军的镇压。成千上万的拳民接到消息，开始赶往高洛村附近集结。杨福同带领的七十多人对付不了这些源源不断而来的拳民。1900年5月22号，杨福同终于兵败被杀。
在跟杨同福作战的过程中，各地的义和团开始加强团结协作。大家都知道杀掉一个官府的总兵会是什么后果，接下来肯定是更大规模的军事镇压，镇压之后就是杀头灭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必须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5月24日，愤怒的义和团群众开始从保定高洛村一带向北京进发。
5月27日，义和团攻占了兵力空虚的涿州县城。然后开始破坏从天津到北京铁路。在此之前，义和团并没有破坏铁路的行为。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阻碍清军利用铁路调动，跟敌视先进技术西方文明之类的毫无关系。
5月28日，义和团逼近北京丰台火车站。
总兵被杀、县城陷落、进军北京，清廷为之震惊。慈禧也感到害怕了，她在28号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镇压上渝，要求“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傥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
在慈溪和荣禄的亲自安排下，三支军队开始对保定到北京之间的义和团进行合围。分别是从北京出发的武卫中军、从天津出发的武卫前军、裕禄手下的治安军。其中聂士成统领的武卫前军是清军在直隶地区战斗力最强的国防军，数量有一万多人，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有数千人。面对这支军队，义和团不具备与之正面对抗的能力。
不过，义和团运动的特点就是高度分数，而且在底层百姓中间的支持度极高。拳民与普通农民根本无法区分，专业的国防军要镇压难度很大。反倒是原来那种绿营加团练的体制非常适合进行广泛的基层镇压。但现在绿营体制已经消失，团练已经全面倒向义和团，集中训练的国防精锐用来搞基层镇压实属逼不得已，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聂士成的军队进入义和团控制的地区，极难获得情报和粮食物资。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已经被破坏，清军沿铁路前进，不断被埋伏在沿线的义和团伏击和偷袭，两三天时间就伤亡八十多人。义和团方面的伤亡更大，但他们人数众多。如果继续这样拼消耗，聂士成方面很快就会被拖垮。6月2号，聂士成决定放弃沿铁路进军的计划，避开义和团的埋伏，改走另外一条路北上与武卫中军会合。
经过数天的进军，三路大军终于开始对义和团主力形成合围之势。双方的大决战看起一触即发。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义和团方面要想取得胜利的难度极大。如果清军能够抓住机会集中围剿一批义和团主力骨干分子，则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将会陷入一段时间的低潮。
6月6号，慈溪再次发布上渝，对义和团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其立刻自行解散，否则坚决剿灭。她在上渝中说：
“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籍端滋扰，拆毁铁路、焚烧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该团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如仍不悔改，即著大学士荣禄……实力剿捕！”
一直到这个时候，清廷与义和团的关系，都是一种镇压与反镇压的势不两立的状态。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旗号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清廷拒绝被“扶”，义和团是“老子偏要扶”，颇有古代权臣“清君侧”的架势，属于一种留有余地的造反行动。尽管清廷内部有大学士刚毅、赵翘舒等人奔赴涿州，与义和团谈判沟通，主张对义和团采取招纳安抚政策，但慈禧始终没有采纳过这个主张。
但是，只过了一周，从6月13号开始，慈禧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命令荣禄和聂士成立刻停止进剿义和团，并承认义和团是爱国的“义民”，要求挑选其中精壮力强之人加入清军为国家效力。
对慈禧的这个转变，很多野史记录说是由于大学士刚毅等人从涿州带回来了几个义和团成员，当面给慈禧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骗得慈禧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奇法力以及对清廷的忠诚。这个说法并不可信。慈禧态度转变的关键原因是英国中将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先头部队两千人于6月10号在天津登陆并很快向北京进军，而且还有更多的后续外国侵略军正在海上准备登陆。她多次要求西摩尔的八国联军返回天津、各国后援部队返航，都被拒绝。面对强敌入侵，当然不能再让武卫军跟义和团决战，打个两败俱伤。甚至现在要紧急从全国各地征调勤王兵马都已经来不及了：火车从天津到北京只需要五个小时，不坐火车徒步行军也只需要数天时间。因此必须让武卫军立刻转入北京和天津的防御，并紧急安抚义和团，利用他们的反洋教意识，帮助清军阻挡八国联军的侵略。慈禧对义和团的战斗力并不信任，要求军机大臣世铎等人再三考察，到底这些人能不能真打仗。但不管义和团战斗力如何，让他们协助清军总比跟清军作战更好。这才是慈禧态度剧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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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本书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讲起，第一卷主讲明中期以前的中华帝国史，第二卷主讲明朝中后期和明朝灭亡的历史，第三卷主讲清朝中前期的历史，第四卷为近代史，全部内容在公众号都可以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