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列强入侵与慈禧反击
八国联军侵华，打的旗号是保卫使馆安全和镇压义和团运动。这些都是借口，本质还是想要进一步扩大在华殖民特权。甚至可以说，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列强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故意“刺激”出来的。
列强政府都是早已世俗化的政府，并不需要屈从于教会的压力。教会在政府眼里就是政治工具，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用，不用的时候就丢掉不管。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教会政策：为了霸占山东，拼命鼓励教会特权，山东主教要享受跟山东巡抚一样的政治待遇，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借机抗议、发兵，要求割地赔款给特权；等到想要的特权都要到了、独霸山东的图谋基本实现，马上就宣布不再保护教会特权，反过来要求教会不要再到处惹事。
北京和直隶地区，是清政府中央枢机所在，列强之间彼此制衡，谁也不能独霸这块地方。所以，沿海沿江的势力范围都瓜分完了，就剩直隶还不是任何一个列强的势力范围。1899年以后，中国其它地方已经没有多少教案发生了。俄国控制着东北、英国控制了长江、法国控制着两广，他们都很注意约束教会行为，不让教会在自己的地盘里添乱。只有直隶地区，各国的教会还继续兴风作浪，索要特权、制造事端，干一些很不要脸的事，比如一有民教纠纷就唆使教民漫天要价，不仅要高额赔偿还要羞辱性的公开摆宴席道歉，甚至私藏武器弹药，制造命案，刺激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一旦有人受不了这种压迫和羞辱，发动义和团起来对抗，他们背后的列强就像打鸡血一样的兴奋，公使立刻跑到总理衙门抗议，威胁如果清政府不能镇压义和团，他们就要派兵来自行解决。清政府被吓得半死，赶紧让直隶总督派兵镇压，结果越镇压义和团发展越快、斗争越激烈。在这中间，教会和列强都制造了很多谣言，比如毓贤在山东暗中支持义和团发展、清政府内部鼓励义和团屠杀教民等等，竭尽全力把义和团运动和清政府捆绑起来。等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兵侵华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都看清楚了清军的战斗力有多么的不堪一击，不再像中法战争以后那么畏手畏脚的了，纷纷摩拳擦掌，准备跟清军再打一仗。因为这将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一打完就可以索取巨额战争赔款和各种特权。
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的六年里，列强的殖民掠夺主要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日本独自击垮清军，独享2亿3000万两银子的赔款，并割占台湾；第二个阶段，其它列强借钱给清政府归还战争赔款，赚取近3亿两银子的高利贷利息；第三个阶段，就是开始在沿海沿江划分势力范围。第四个阶段，势力范围瓜分完了，就要将清廷置于列强的武装控制之下，确保它成为一个完全听话的傀儡政府，方法就是出兵占领北京和直隶地区。如果这一步也顺利实现，接下来就是慢慢消化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时机成熟以后彻底瓜分中国，把中国各省变成一个一个独立的殖民地。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就会从历史中消亡。这一套侵略逻辑，跟义和团运动是没有关系的，无论有没有义和团，只要中国的军队继续像甲午战争中的清军一样不堪一击，中国历史就会按照这个路线图一步一步往下走。
完成第四步——完全控制清政府——就需要军事入侵，而且只能是以各国联军的方式出兵。日本一直想独吞中国，但如果它再次单独出兵，俄国和德国绝不会允许。俄德两国一个占着辽东半岛，一个占着山东半岛，日本的海军和陆军无法越过这道防线进军北京。如果俄国或德国独自去攻打北京，英国和日本又绝不会允许。但如果因为彼此之间利益不一致，就放着清政府这么大一块肥肉不去吃，那更说不过去。多方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大家一起去打，得了好处一起分。
1900年3月中旬，义和团在直隶地区还没有打死一个传教士或教民，列强就开始发出战争威胁：如果清政府不能保护传教士和教民，他们就要考虑自己采取行动。这就已经是在为侵华战争做铺垫了。4月中旬，高洛村事件还没有发生，直隶地区仍然没有传教士和教民被杀，两艘英国、两艘意大利、一艘法国和一艘美国军舰就已经开到了天津大沽口外，宣布准备保护天津到北京的通道。
5月28号，义和团刚刚到达丰台，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就提出：为了保护使馆安全，需要各国派兵进京——这些军队此时就在大沽口外的军舰上。
这个要求非常无理，之前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一条，当然更不存在这样的国际惯例。正常的做法是如果担心人身安全，那就离开北京，返回自己的母国，等危机结束了再回来。就像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的前夕，中国紧急从利比亚“撤侨”一样。没道理因为国家内部骚乱，外国就直接派兵进入该国首都驻扎以保护使馆或侨民。如果当时公使和传教士们要求撤离，清军完全有能力保障他们安全离开，清政府也绝对乐意这样做。
清廷屈从了列强的无理要求，但规定进京的士兵数量每个使馆不能超过30人。公使们对此不予理会，最终进京的军队达到了449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八个国家的士兵，几乎超过了总理衙门规定上限的一倍，而且这些军队还带上了机关炮、机枪等重型武器，将大量枪支弹药运进使馆。这个数量和武装水平的军队，驻扎在北京内城，就在皇宫边上，已直接威胁到决策中枢的人身安全。慈禧这个时候就很不安了，清廷内部的愤怒情绪高涨，但尚可忍气吞声的接受。
事情当然不会就这样结束，各国的军舰在五月份之前就已经向天津开进，它们显然不会满足于只派出四百多人的卫队进京。6月初的时候，大沽口外已经聚集了24艘军舰，上面运载了大量的陆军士兵，武装占领北京的准备已经完成。
此时，清廷正在调集国防军精锐全力镇压义和团，双方决战即将打响。如果让清军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侵华战争就会师出无名。八国联军比清军还要着急，列强在军舰上召开军事会议，推举西摩尔为统帅，于6月10号紧急带着500人，绕过大沽口炮台登陆，前往天津火车站抢夺了五列火车。两天后，又有一千多联军赶来，联军数量超过了两千，陆续坐火车北上。直隶总督裕禄不敢阻拦，只给清廷发了个电报，说西摩尔联军朝北京来了，而且据说后续还会有更多军队进京。
西摩尔大军一旦进京，清政府就将被置于列强的武装控制之下，慈禧本人也将失去人身自由。慈禧对列强已经很委曲求全了，总理衙门几乎成了各国公使的传声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山东巡抚都换了三轮了，但对这种把祖宗江山拱手相让、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交给外国军队决定的事，还是无法接受。想来想去，只能把手里仅剩的一点本钱——武卫军全部押上，说什么也要阻止联军进京。
清廷紧急回电让裕禄“实力禁阻”，实在不行就动武，总之不能让西摩尔进京，没有商量的余地。裕禄劝阻了多次，没有任何效果，但他不敢动武。他手上那点可怜兮兮的治安军去跟联军开战等于送死，只能放任西摩尔联军坐着火车北上。
真正阻挡西摩尔联军的还是义和团。由于他们破坏了铁路，西摩尔只能一边修路一边前进。埋伏在铁路沿线的义和团就像几天前袭击聂士成部一样，不断的骚扰偷袭西摩尔军。这才延缓了西摩尔的进军速度，不然西摩尔联军6月13号之前就能到达北京，清廷连让武卫军停止镇压义和团的命令都来不及发出。
6月13号，又有俄军1700人试图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但在路上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狙击，被迫退到天津。
严格来说，在西摩尔联军登陆的那一刻，列强对中国的新一轮侵略就已经开始了。跟之前的使馆卫队不同，西摩尔军队是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入侵中国领土的。
同一时间，北京内城的公使和使馆卫队也在不断挑事儿。
当时，已经有许多分散的义和团拳民进入了北京外城。这部分人是负责北京外城防御的端王集团放进来的，慈禧在放进来之后才知道此事。
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北京外城和内城的区别。外城是市民生活的场所，达官贵人们基本都居住在内城，中央官署和外国使馆也都在内城。人们常说的“京城”就是专指北京内城而不包括外城。内城里边还有皇城，皇城里边才是宫城，也就是紫禁城。内城的城墙高大厚实、防御系统复杂坚固。而外城防御对中央枢机的安全影响不大，因此城墙相对低矮，高度和厚度都大约只有内城城墙的60%。负责京城安全的“九门提督”中的“九门”就是指的内城九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而不包括外城七门（西便门、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宁门）。
外城的特点是商业高度发达，每天大量人流进出，城门管理也不甚严格。端王集团因为被李鸿章等汉族大佬蒙骗，以为洋人是他们废掉光绪帝、另立大阿哥的主要障碍，便一直想借用义和团的力量对抗洋人。他们控制了驻京八旗，有权决定放什么人进入外城，便将大批义和团放了进来。慈禧知道以后，相当不满，连续下令要求“晓谕解散”，并“严惩首犯”。不过，她的主要注意力不在这上边。毕竟列强的使馆卫队都带着机关枪、机关炮进入内城了，外城那些没枪没炮只会舞刀弄拳的义和团活动算不得什么。她重点关注的，是武卫军与涿州义和团主力的决战。只要尽快把这批组织的比较好的、数量众多的义和团镇压下去，外城的义和团活动比较容易解决。
而内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其守卫由慈禧的亲信崇礼负责，直接听命于慈禧，端王集团无法控制。在6月13日之前，甚至在6月10号西摩尔联军入侵开始之后，内城一直没有放义和团进入。
在内城还没有放义和团进来的情况下，德国公使克林德干了一件很疯狂的事。他在6月13号这天带人主动走出使馆，殴打两个从使馆门口路过的中国人，原因是克林德觉得这两个人的装束看起来像是义和团。两人被暴打一顿之后，其中一个年龄大的逃走了，另一个年轻的被克林德抓进了使馆，绑在树上继续殴打审问，生死不明。
在这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公然行凶，立刻就激起了众怒。不仅是外城的义和团情绪激动，内城的清军士兵以及朝廷内部对义和团持同情态度的人，也都义愤填膺。清政府要求克林德交人，被无理拒绝。那个可怜的年轻人从此消失，应该是被克林德打死了。
克林德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很显然，这是因为他得知西摩尔的联军即将到达，以为清政府绝不敢把他怎么样，可以在中国的首都随意伤人杀人。甚至，他可能就是故意要制造冲突，为大沽口外的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提供足够的借口。
第二天，愤怒的清军士兵就打开了内城城门，放了一批外城的义和团进来。这些人到使馆门口抗议，被使馆卫队用加特林机枪扫射驱散，他们就在内城四下攻击教堂，主要方式就是纵火和殴打教士教民。
6月15号，使馆卫队开始全面出击，以保护教堂为名，在内城到处射杀义和团，杀死了数百人。他们还得意洋洋的把这次行动称之为“猎取拳民行动”。
也就是说，在6月15号，外国军队就已经在中国的首都四处猎杀中国人了。这种事情，不可能不激起国内稍有自尊心的官员、士兵直至底层百姓的普遍愤怒和强烈的排外情绪。
6月16号，进入内城的义和团拳民们在前门放火烧毁了一家西药店。大火蔓延，把前门地区的数百家商铺也一并烧了。在外城，情况更是一片混乱。很多八旗子弟、市井无赖也宣布加入义和团，跟外地进城的拳民们混合在一起，掀起了一股灭洋排外的热潮。大量外国商品、商店被焚毁，很多教民被杀。这都是克林德和使馆卫队的暴行诱发的恶果。
6月16号晚上，大沽口外的外国舰队向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在6月17号凌晨2点之前主动交出炮台，否则他们将武力攻占。
罗荣光严词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八国军舰便立刻开始炮轰大沽口，经过一夜的炮战，大沽口失守、罗荣光战死。
大沽口炮台顶不住列强舰队的攻击是必然的。不过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失守而且几乎没有给敌舰制造有力的杀伤还是有点说不过去。关键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甲午战后重建的北洋水师拒绝增援；第二个是南岸和北岸炮台的两个弹药库都被联军炮弹击中发生爆炸，既破坏了大沽口的防御体系，也让炮台缺乏弹药可用。
互不救助是清军的老传统，不必多说。第二个事情才是真罕见。
弹药库一般位于防线后方的隐蔽位置，被炮火集中的概率极低。而南北两个炮台的弹药库都在几个小时的炮战中先后被击中爆炸，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人类海战历史上，也就在1900年的大沽口防御战发生过这么一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敌军知道弹药库的具体位置。大沽口炮台在第二次鸦片中被摧毁过一次，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耗费巨资重新修建而成。李鸿章“造不如买”的买办风格对这次重建影响很大。跟旅顺一样，其炮台体系是请的德国工程师来设计，又花了很多钱购买德国大炮等先进装备来建设完成的。当时李鸿章跟德国关系搞得很好，只想到了大沽口需要防御日本入侵，没想到会有德国入侵的一天。结果德国设计师的方案把武器库放在了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这次德国军舰开过来，直接就把两个弹药库给轰平了，大沽口因此迅速失守。炮台失守的速度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快得多，这再次证明把国防经费拿给李鸿章花就等于拿着钢筋混凝土的钱去请了个裱糊匠来干活儿。
裕禄在6月16号晚上也收到了来自天津使馆转交的要求交出大沽口炮台的最后通牒，不过比联军从军舰上直接交给罗荣光的要晚了几个小时。这是使馆方面故意拖延的，为的是不让裕禄有时间组织援军。等他看到通牒的时候，大沽口炮战已经开始了。
与此同时，一份神秘的、来路不明的“八国联军战争照会”在天津城内出现，又被从江苏坐船运送漕粮到天津的官员看到并紧急派人送往北京。6月16号晚上，慈禧在看到裕禄发来的最后通牒电报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份照会。照会的内容，是八国联军提出的停战条件。
第一条，指明一地令大清皇帝居住；
第二条，由列强代收各省钱粮；
第三条，由列强代掌天下兵权；
第四条，慈禧归政于光绪皇帝。
这份照会不是通过使馆渠道递交给清政府的，后来各国使馆和政府也都否认有过这么一份照会。从它的具体内容和出现的时间、地点、方式来看，它最大的可能是八国联军为了诱骗慈禧主动宣战而伪造的一个陷阱。
八国联军在正式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把“找借口”的工作搞得很扎实。先通过教会特权制造民教冲突，诱发义和团运动，然后派卫队进京，在北京捕杀“疑似”义和团的中国人，再开展“猎取拳民行动”，四下杀人、激起民愤，为侵略制造口实。然后，在大规模入侵之前，先给罗荣光发最后通牒，又给裕禄发最后通牒，还伪造战争照会激怒慈禧。
这些都是近代殖民侵略者和中国古代的北方蛮族不一样的地方。北方蛮族只想杀人放火劫掠财富，近代殖民侵略者不仅要杀人放火劫掠财富，还要诛心。他们对战争的认识，远高于古代野蛮民族，懂得战争借口和旗号的重要性：必须有足够的借口才能激发士兵们同仇敌忾的作战意志，只有把中国人包装宣传成杀人成性的、不知好歹的、盲目自大的野蛮民族，侵略战争才能持续不断的进行下去。同时，殖民政府也才能方便的赢得其国内民众对侵略战争的支持。
慈禧确实是被激怒了。她在6月17号的御前会议上公开宣读了这份照会的前三条，而把第四条隐去了没有读。读完之后，朝堂上哭声一片，众大臣群情激愤，发誓要与洋人决一死战。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记录说，慈禧读完后讲了这么一番话：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初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慈禧在没有确认照会真伪的情况下，就公开宣读了其中的前三条，当是为开战做高层动员。实则在6月13号给裕禄的电令中，她就已经明确了和平的底线：八国联军不能进京。如果强行进军，那就只有开战。这份照会真假难辨，但八国联军勒令交出大沽口炮台的最后通牒肯定是真的，这就已经足以触发战争了。
尽管把话说得如此激昂，慈禧还是没敢下开战的决心。她还在等裕禄关于大沽口的进一步战报：联军到底有没有开火，战争结果如何？在收到裕禄的电报之前，她还派遣几个主和派官员进入各国使馆，要求和谈，并建议派兵把公使们送往天津，置于八国联军的保护之下。因为联军侵华的理由是保护使馆，只要保护公使安全，那就应该停止侵略。这些建议当然都被坚决拒绝。
裕禄足足沉默了三天才回复慈禧。6月20号，他才发来电报说，联军舰队6月17号已经开始攻打大沽口了，由于电报被切断，战况尚不明朗；同时，还有一支洋兵开始进攻天津，天津使馆内的卫队武装也开始主动出击，里应外合。裕禄的练军、聂士成武卫军和义和团正在彼此配合保卫天津。
慈禧收到电报，终于确认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列强进军北京的决心不可能改变。
6月21日，她以光绪的名义正式发布战争动员令，宣布列强欺人太甚，朝廷被迫反击，要求全体军民共同抵抗列强入侵。
这份战争动员令，后来被一些人别有用心的起了个名字叫《对万国宣战诏书》。这些人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编造了这么一个逻辑：西方列强入侵带来了先进的近代文明，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掀起义和团运动反对先进文明，破坏铁路和电报等等，以为有神功护体就能抵抗近代文明。慈禧因为之前被列强打败过而长期怀恨在心，听说义和团有神功护体而又愿意“扶清灭洋”，兼之害怕列强逼迫她归政于主张学习西方的光绪皇帝，遂发动义和团杀洋人，像发了疯一样的不自量力向世界主要先进国家宣战，结果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这个逻辑违背事实、颠倒黑白的程度之严重，可谓令人发指，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无耻的谎言之一。
首先，慈禧根本没发布过什么宣战诏书，只有6月21号的这份动员令。动员诏书中压根没有出现“万国”、“八国”的字眼，也没有点名任何一个国家，更没有向八国正式向宣战。她发布的是一份给臣下的反侵略战争动员令，解释自己为什么决定抵抗列强联军的入侵，仅此而已。[1]整个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清廷和八国联军双方都没有正式宣战。
其次——最关键的是——这份动员令的发布时间是6月21日，在西摩尔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十一天之后，在八国舰队炮轰并攻占大沽口四天之后，在八国联军和各国使馆卫队里应外合攻打天津三天之后。在诏书发布之前，八国联军就已经全面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根本不存在慈禧对外宣战引发战争的问题，她是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被迫反侵略。诏书发布的时候，西摩尔的八国联军都已经打到通州了。英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一个英国将军带着军队杀到中国首都城下，还需要中国宣战才算引发了战争吗？列强做出战争决策并运载数万陆军到达大沽口外的时间更是远早于慈禧的战争动员令。列强是这场侵略战争的主动发动者，慈禧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被动应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神功附体”的仪式这些东西对慈禧的和战决策没有任何影响。慈禧决定应战的唯一因素就是八国联军要进京。只要八国联军大举进军北京，她就不得不应战；反之，只要八国联军放弃进军，她就不会开战。义和团运动只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借口，而不是慈禧反侵略的原因。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前，清廷从未制定过利用义和团来打压排挤列强在华势力的政策；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在坚决执行打击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在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之前，慈禧正在调兵遣将努力镇压义和团。
——慈禧对列强要求她归政光绪的照会虽然愤怒，但也跟是否开战的决策无关。只要八国联军控制了北京，她归不归政就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了，反正皇权都会落入列强的控制之下。在6月17号的御前会议上公开宣读来历不明的列强照会之后，她还在派人去找公使们求和，和谈的内容完全没有提及是否归政光绪的问题，而只是反复要求退兵。
[1]诏书原文：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馀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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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本书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讲起，第一卷主讲明中期以前的中华帝国史，第二卷主讲明朝中后期和明朝灭亡的历史，第三卷主讲清朝中前期的历史，第四卷为近代史，全部内容在公众号都可以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