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731部队（日本关东军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是人类近代历史上最残暴、最邪恶的部队。 邪恶到什么程度？ 他们长期研究细菌战，并把细菌武器用在了中国战场。 他们会故意让实验对象感染病毒，然后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对活人进行解剖，把心脏、肝脏、肾脏、脾脏等器官拿出来，放到特殊的溶液里。 这还不是他们恶行的全部。 还有很多丧尽天良的“实验”，只是出于他们疯狂的设想。 比如，为了研究病毒对胚胎的影响，他们会上街抓走妇女，对她们进行强奸，然后在怀有身孕的受害者身上，注入各种病毒，等到胚胎成型后，再把受害者的肚子剖开，将胚胎取出进行观察和实验。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罪泯灭人性、恶滔天的部队，却没有任何一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到审判（东京审判）。 二战结束后，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以及核心成员们，一直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安度自己的晚年，他们甚至还在日本国内当上了医生、教授和科学家。 为什么会这样？ 原有有二： 一是731部队在撤出中国时，杀掉了所有的“囚犯”，带走了研究资料，并毁灭了绝大多数的证据。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们根本无法逃脱战后的审判。 因为还是有犯罪的痕迹残留了下来，并且，有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军人和研究人员，被苏联抓获，他们供述了自己犯下的恶行。 731部队能够逃脱东京审判的关键因素在于美国。 是美国庇护了这群恶魔，作为交换的条件，石井四郎等人把731部队的研究资料和成果献给了美国。 这些文档和数据后来出现在了美国的两个军事基地——位于犹他州的达格威堡和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 这些资料也帮助德特里克堡成为了今天全球最顶级的生物实验室。 毫无疑问，这是一笔肮脏的交易。 在美国的包庇下，至今仍有人认为对731部队的指控，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 这种论调在日本的右翼群体中相当有市场。 所以NHK（日本广播协会）关于731部队的纪录片发布后，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激烈的谩骂。 更让我震惊的是，我们国内居然也有所谓的“科普工作者”跳出来为731洗地。 这是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都绝对无法容忍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写这篇文章来剖析731部队的历史真相。 我相信这篇文章会帮助你对731部队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2 事情要从一战说起。 一战时，德国首次在战争（伊普尔战役）中大规模使用了生化武器——氯气。 在毒气攻击的帮助下，德军轻松攻陷了法军的战壕，并导致1.5万英法守军中毒。 化学武器简单、粗暴、见效快的特点，很快引起了各国的极大重视，英法等国也纷纷开始投入研究，研究的领域也从化学武器衍生到了生物武器。 这一度让全世界陷入到了生化武器的军备竞赛，成为笼罩在全人类头上的乌云。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37国于1925年在日内瓦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简称《日内瓦协定书》。 日本当时也签署了《日内瓦协定书》，但是日本并没有遵守。 这背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石井四郎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影响。 石井四郎，731部队负责人，年轻时曾在京都帝国大学（即今天的“京都大学”）学习微生物学、血清学、防疫学、病理学和预防医学。 微生物学是石井四郎最感兴趣的一门科目，更确切的说，他醉心于研究细菌战。 1927年，石井四郎频繁往来京都和东京，向日军参谋总部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 石井四郎的游说很快就获得了反馈。 1928年-1930年间，石井四郎受永田铁山（日本陆军中将，统制派龙头大哥，曾被誉为日本军中的第一大脑）的派遣，赴欧洲“考察”，实则在暗中收集德国研制的细菌武器的相关情报。 回到日本后，石井四郎即向永田铁山进行了汇报。 在石井四郎看来，缺少钢铁的日本，想要在未来的战争中获胜，只能依靠细菌战。 因为一旦钢铁遭到禁运，会严重影响日军的武器装备，导致战斗力下降，而细菌战不仅可以帮助日本减轻对钢铁进口的依赖，还具有传染性，其杀伤范围比炮弹为广，死亡率也非常高。 石井四郎当即提出建议：“研制细菌武器己刻不容缓，迟延一日，必将使日本遗恨无穷。” 石井四郎的建议获得了日军参谋总部的认可。 在军方的支持下，石井四郎于1932年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建立了自己的“防疫研究室”。 起初，研究室的规模较小，助手也只有5名。 但日本军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质和名望来满足石井四郎的需要”。1933年，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小泉腾出了自己实验室后面的一块土地，帮助石井四郎扩建研究室。 与此同时，石井四郎则把目光瞄向了“伪满洲国”（中国东北）——他准备要拿活人来做实验了。 03 在日本方面的说法中，731部队的建制时间为1936年。 但其实早在1933年，石井四郎就已经在中国东北的五常县背荫河镇建立了一座大型实验室（对外伪装成兵营，也被称为“中马城”），并统领了一支可由他可直接指挥的300多人的细菌部队。 这支部队有时自称“加茂部队”，有时又自称“东乡部队”，石井四郎自己则化名为“东乡大尉”。 这一切，都是为了掩人耳目。 然而，石井四郎很快就发现自己失算了。 实验室的选址，正好位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域，抗联第三军赵尚志部还一度对他的“兵营”（实验室）发起了进攻。 由于担心事情败露，石井四郎决心重新选址。 1936年，日军在距离哈尔滨20公里外的平房地区（今哈尔滨平房区），新建了一座大型实验室，作为731部队的大本营。 细菌部队（对外宣称“防疫给水部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充（顶峰时期达到3600多人）。 731部队的构成，包括技师、军医、下级士官、卫生兵和少年队。 这其中，所谓的“技师”，其实是来自日本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医学精英。 主导人体实验的，也恰恰就是这群所谓的“科研工作者”。 这些人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各自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 吉村寿人，曾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担任讲师，加入731部队后，主攻方向为冻伤的研究和恢复，目的是提升日军在寒冷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根据731部队军医西俊英的供述，吉村寿人曾命令下属把实验对象拉到零下20度的户外，然后用大型风扇对他们吹冷风，人为制造出冻伤，来进行研究。 另据731部队宪兵队员供述，吉村寿人曾亲口告诉他实验结果——5名受害者中，有3个人的手指冻黑掉了下来，剩下2人只剩下了手骨。 在做冻伤试验的同时，吉村寿人还把受害者放在各种条件下进行了实验，其中包括让人绝食3天的实验、一昼夜不让人睡觉的实验，把人的手浸入冰水中30分钟的实验等等。 实验结束后，吉村寿人还专门发表了相关论文。 讽刺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恶魔，竟然还自称是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才成为医学工作者。 不仅残暴，而且无耻！ 田部井和，同样来自于京都大学，加入731部队后，担任第一课课长，负责研究高致死率的伤寒杆菌。 在此期间，田部井和主导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实验。 根据731部队卫生兵古都的证词，田部井和曾命令下属用注射器把伤寒杆菌打进西瓜，然后观察细菌的繁殖情况，等确认细菌完全增殖后，就让受害者把这些瓜吃下去，导致他们全体感染。 田部井和还把伤寒杆菌加入到糖水中，强制受害者喝下去，然后测试疫苗的效果。 除此之外，田部井和还负责参与研制“细菌炸弹”。 为了测试细菌炸弹的效果，他设计了两种感染方式，一是等细菌弹在空中爆炸后让实验对象步行走过细菌散落的区域，二是把实验对象绑在柱子上然后直接在他们头顶引爆细菌弹，然后对比哪种方式效果更好。 根据NHK的调查，731部队中的“技师”的数量在40人以上，其中来自京都大学的技师最多，其次为东京大学。 除了上面提到实验之外，这些禽兽还进行了毒气试验、鼠疫实验、胚胎实验等等。 还有一些实验，则完全出于这些恶魔疯狂的“好奇心”。 比如把受害者的不同器官取出后进行观察，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 又比如把两个人截肢后，分别互换他们的四肢，测试缝合后这些肢体是否会有生命迹象。 他们还把人的血大量抽出来，然后注入马血或猴子血，看看动物的血液能不能替代人血等等。 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实验是“木乃伊实验”。 这些禽兽把活人放在高温环境下蒸干，然后对比蒸干前后的重量，去测算人体的含水量。 这些禽兽根本就没有把人当成人，受害者被他们称为“马路大”，在日语里，这是木头（原木）的意思。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一名研究染色体的教授甚至还在演讲中公开表示，“马路大”是出色的实验材料，绝不能错过。 而且，这些恶魔认为，麻醉会导致数据失真，因此所有的实验都是在受害者完全清醒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会发出极为凄厉的哭叫声。 04 在一次又一次惨无人道的实验后，石井四郎认为细菌战的研究已日臻成熟，可以用于实战了。 1940年-1941年期间，石井四郎组织了731部队“远征军”，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投放了伤寒、霍乱和鼠疫等病菌。 造成数百万中国军民感染。 在大规模投入实战后，石井四郎发现铁质弹壳常常会在爆炸过程中因高温而杀死病菌，于是改用陶土制造细菌弹的外壳，并将其命名为“石井式瓷制细菌弹”。 1942年，石井四郎又发明了新的战术。 浙赣会战前后，日军俘虏了约3000名中国军人，将他们关押在两个收容所。 731部队为这些俘虏专门制作了一批馒头，他们在馒头中注入了伤寒杆菌和副伤寒菌，并将毒馒头分给俘虏吃，然后再把他们放掉，目的是让传染病在当地扩散。 在其后续的报告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派遣队在现地调查的结果，传染病突发并流行中最有效果的是副伤寒菌。” 不得不承认，石井四郎确实是个有小聪明的人，但是他把自己聪明用在了邪恶的地方，最终变成了恶魔的头目。 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犯贪污军费罪遭到撤职，并被调动到山西的第一陆军军医部任部长，山西随后爆发了传染病。 1945年3月，石井四郎再次受到了日本军方的重用，重新执掌731部队。 此时已是二战末期，石井四郎下令开足马力加急生产和储备细菌武器，准备用于和苏联的战斗。 同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本土投下了原子弹。 3天后，百万苏联红军跨国边境，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潮水般的攻势。 眼见大势已去，日军担心事情败露会危及到日本天皇，于是石井四郎在军方高层的命令下，带领731部队的核心成员乘专机紧急撤离中国。 离开前，他下令必须封锁和731部队有关的一切消息。 三角武，14岁时以少年队的身份加入731部队，原本从事飞机保养与整备工作，加入731部队后接受过一年时间的细菌学方面的培训。 因为对自己曾经的兽行感到忏悔，三角武在晚年时接受了NHK采访，并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毁尸灭迹的目的并没有得逞，依然有犯罪的痕迹残留了下来，还有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军官和研究人员，被苏联军队抓获。 由于731部队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已经逃回了日本（当时被美国占领），苏联曾要求在远东国际法庭对这些战犯进行审判。 然而，当时美国和日本已达成秘密协议，731部队用实验成果和数据换取了美国的包庇。 在美国的阻扰下，没有任何一名731部队的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中遭到审判。 一年后，苏联单独组织了军事法庭（伯力审判，也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对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原731部队成员川岛清、西俊英、古都、柄泽十三夫等12名日本战犯提起诉讼。 法庭上，这12名战犯对731部队犯下的恶行供认不讳，并在审问中详细讲述了犯罪细节，留下了重要的证据。 最终，包括山田乙三在内的4名日本高级军官及731部队核心成员被判25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被判2-20年不等。 05 可能你会觉得，这样的刑罚，对于这些恶魔来说，还是太轻了。 但更悲哀的是，绝大多数恶魔，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甚至还飞黄腾达。 那个做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回国后当上了教授（之后还在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当上了校长），他的后半辈子一直在否认自己曾经犯下的恶行。 那个研发了伤寒杆菌炸弹的田部井和，后来成为了京都大学的教授，当上了日本细菌学领域的权威。 那个把大量学生送到731部队的户田正三（曾两次担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并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医学生送进731部队），战后就任金泽大学的校长，还成为了日本医学界的权威。 而恶魔头目石井四郎，曾经被美国以“下落不明”为由藏了起来，却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被安排向北朝鲜发起了细菌战。 战后，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安度晚年，并于1959年因喉癌病死于东京，终年67岁。 事实就是，绝大多数的731部队核心成员，在战争结束后都获得了名望和地位。 这是何其的悲哀？！ 我们总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真的是这样吗？ 731部队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义的彰显，也需要由实力来捍卫。 否则，为什么那些恶魔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否则，为什么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然装聋作哑？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越美国，并远远甩开日本，倘若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相信到时候日本政府会正视这段历史并做出道歉。 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努力做强做大自己。 并且，在正义到来之前，我们也要保持警惕。 警惕那些混淆视听的人，警惕那些试图篡改历史的人。 这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也是我们能对遇难同胞所做的最后一丝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