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与教会特权的消减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在付出伤亡900余人的代价，并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聂士成在战争中阵亡，武卫前军覆灭。
攻占天津以后，联军在天津休整了二十天，等待后续更大规模的援军到达。在这期间，他们忙于在天津地区烧杀抢掠。城破之后，联军在城门楼上架起排枪和大炮胡乱轰击试图逃出城的市民，尸体绵延好几里路，清理了三天都没有清理干净。士兵甚至把天津城外的坟墓都挖掘了一遍，因为听说有很多人把财宝藏在了里边。[1]
慈禧见联军没有立刻向北京进发，又看到希望，赶紧联系和谈，告知联军自己在努力保护使馆安全，请求他们不要进军北京。当然毫无效果。
1900年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直隶总督裕禄在北仓组织抵抗，兵败自杀。
8月14日，北京失陷。
8月15日晨，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逃，向西逃往西安。逃亡途中，紧急指派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要求“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时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
命令发布后，清军立刻调转枪口跟八国联军一起屠杀义和团。
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军的联合绞杀之下，义和团运动终于被扑灭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公开劫掠三日，把北京城内的财富洗劫一空，至少有十万北京市民被杀。甚至有目击者声称：“都城之内外，以及近畿一带周百余里内，约死者数百万人。”[2]有很多家庭是全家在一起被纵火烧死，然后被士兵们从灰烬中捡走剩下的金银财宝。如果有联军看不顺眼的“义和团嫌疑犯”，还要被他们押到刑房里，采用各种残酷的刑法虐待致死。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说：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多……自‘三十年战争’以及法国路易十四之匪军（侵略德国）以后，毁坏如此之惨，还从未见过”。[3]
洗劫完北京以后，联军又四处攻城略地，打着剿灭义和团的旗号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一个参与此事的美国军官称：“每杀死一个义和团拳民，至少有五十个无辜的苦力或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4]。与此同时，俄国还另外派兵进入东北，于7月16日制造了著名的“海兰泡惨案”，先后占领齐齐哈尔、吉林和沈阳，屠杀了数万东北居民。
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继续在直隶地区执行针对义和团拳民的屠杀行动。
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也就被统称为“庚子国难”。
这些疯狂的、残暴的行为显然跟什么“先进文明”是不沾边的。它们跟西方国家在全球殖民行动中暴行一起，共同说明，近代西方文明主要是在科技方面获得了畸形进步的野蛮文明。他们对战争性质的理解固然比古代蛮族稍强一些，但也还没有达到中原核心区的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达到的深度。各种人文思想大师的成果，对这一时期的西方文明而言，始终不过是象牙塔里的收藏品，尚未能深入社会人心，从根本上改变其野蛮本底。西方文明要在经历了规模空前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宗主国内部大批贵族精英分子死于战场之后，对战争残酷性才有了真正比较深刻的认识，开始注意节制其战争冲动，并在战争中开始努力执行保护平民等人道主义原则——但各种虐待俘虏、猎杀平民等事情仍然经常发生，距离中国在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后到达的文明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在此之前，他们的精神文明发育程度最多也就跟清朝中后期的满洲统治者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程度，在某些方面比满洲贵族们对待中国人更甚。
对这些暴行，西方世界供认不讳，但他们长期以来声称，这是对中国人野蛮行径的报复，是用野蛮反击野蛮。德国皇帝在派遣侵华远征军的时候，就在阅兵式上告诉士兵们说：
“像清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要以1000年前入侵欧洲的匈奴国王阿提拉为榜样，绝不宽恕，不留活口，让清国人即使在1000年以后，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德国《科隆日报》也发表社论说：“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现在必须武装起来报仇雪恨！一定要像消灭食人生番一样消灭清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
德国皇帝说的清国人违反国际法对待外国使节，《科隆日报》所称的“报仇雪恨”，主要是指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于6月19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枪杀一事。这个事情被列强舆论反复炒作，成了清国“不遵守文明准则”的一件大事。实际上，克林德被杀纯属活该。他在6月13号带人冲出使馆，殴打两个无辜路人，又把一人抓进使馆继续殴打、生死不明，是北京内城局势陷入混乱的罪魁祸首。这种外国公使公然在他国首都行凶杀人的事情，才是令人发指和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6月15号使馆卫队发起的“猎取拳民行动”，又杀害了许多中国人，克林德也是主凶之一，他还亲自带着士兵“巡街”，随意向他们认为是拳民的中国人开枪，打死打伤数人。在犯下这么多罪行之后，自己带着武器走出使馆，被愤怒的清军士兵一枪毙掉，没有一点无辜，完全是罪有应得。而且后来经过检查，他所持的手枪里边打出过一发子弹，很有可能是他本人过于嚣张，率先开枪才遭到还击的。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只能说明克林德是个无视国际文明准则的野蛮人，使馆卫队是一支无视国际文明准则的野蛮军队，中国人只是被动还击、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而已。
在列强看来，无论西方人杀了多少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一还击，杀掉一个西方人，那就是野蛮民族的野蛮行径，需要像对待食人族一样斩尽杀绝，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和长期以来的舆论宣传方式。
实际上，中国人民是很善良的、很文明的、很讲道理的。他们或许没有读过很多书、没有学过很多科学知识，但他们有一样东西是列强们所缺乏的，那就是良心，几千年文明传承下来而又没有被宗教等歪理邪说蒙蔽的良心。他们每天辛勤劳作，养育自己的父母和子女，享受着世俗家庭的天伦之乐，最大的希望就是亲人平安、合家欢乐，绝不会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文化冲突”就去杀人放火。尽管其间不乏喜欢惹是生非之徒，但能让一大群中国人跨越家族和村镇的范围自发的团结起来参与暴力斗争，那就只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实在被欺负的太厉害太过分了，他们的敌人太野蛮太混蛋太丧尽天良了。
在克林德之前，还有个日本使馆的低级职员于6月11日被清军杀了。这是因为他听说西摩尔的大军与6月10日从天津出发来北京，就跟一些其他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跑到火车站去迎接。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因为西摩尔联军已经被义和团阻拦在了半路。其他人都走了，他一个人还在火车站附近闲逛，被正在准备迎击西摩尔入侵的清军当做间谍击毙。
这个事情清军也没有过错。西摩尔联军在清廷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在天津抢夺火车进京，是纯粹的军事入侵。联军与清军已经进入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战时状态。这个时候外国使馆的人未经清政府允许，去火车站迎接侵略军，当然应当被视为跟西摩尔联军一伙的敌方人员。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清军正在火车站附近连夜紧急构建防线，准备迎战，敌军随时可能出现，精神高度紧张。士兵们对列强的无理侵略也非常愤怒，他们下一个小时就可能被敌军的大炮或机枪打死。一个敌方人员这个时候跑到军事防线周围乱逛，不把他击毙难道等着他跑去跟西摩尔报告清军在什么地方放了大炮什么地方架着机枪？需知就在六天以后，外国军舰就精确的击中了大沽口南北两个炮台的武器库，直接导致大沽口失守。军事防线信息泄露的后果极为严重，在战时击毙出现在防线附近的敌方人员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如果这个日本人不是间谍，那也只能说是当时外国使馆的人过于嚣张，两军交战前夕还要跑到前线去迎接自己的军队，以为清军就算被列强打到首都大门口也绝不敢开火还击，结果跟克林德一样为自己愚蠢狂妄的行动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跟八国联军相比，义和团和清军不仅是更正义的一方，也是更文明的一方。其中义和团的文明程度，又比清军更高一些。
受很多谣言的影响，义和团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喜欢盲目排外和胡乱杀人。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在1900年5月12号高洛村事件之前，直隶地区义和团在兴起之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打死传教士或者教民的记录。这一点，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这样说的，同为美国学者的柯文在《历史三调》中专门列了一章讲“死亡”，里边引用了大量的直隶义和团杀人史料，最早的也是5月12号的高洛村事件。在此之前，义和团就是号召大家一起搞点神仙附体的仪式、练练拳法，组织“亮拳”示威而已，相当的文明。1900年3月22日美国公使到总理衙门抗议，也说的是“（义和团）每日练拳，恐吓教民，与数月前无异”，说明义和团没有乱杀人，连续好几个月的活动都只是发出“恐吓”而已。
而义和团所面对的，是列强、清政府、教会这些势力的凶残杀戮。清政府有军队，教会有先进的武器，他们对义和团的自卫行动不断采取暴力手段，依靠军队和洋枪杀了很多义和团成员。这才有了直隶义和团“开杀戒”的高洛村事件。
从另一个角度看，清政府的官兵、教民、义和团都是中国人，外国传教士实际上处于调拨离间的一方。教民也并非都是坏人，是教会依仗特权引诱他们入教，然后鼓动他们滥用特权、惹是生非，把很多原本通过民间调解或者官府仲裁能够和平解决的纠纷，转化了成为非暴力不能解决的仇恨。这中间，教会和他们背后的列强是罪魁祸首。他们一边欺负不信教的普通中国人、刺激他们起来反抗，一边给信教的中国人发放武器、鼓动他们暴力还击，最后双方互相杀伤起来，列强就有了侵略中国的借口，其行为的可恨可耻程度，才是真正令人发指。
在高洛村事件以后，从5月12号到6月10号之间，陆续的发生了几起传教士和教民被杀的事件。但也只是零星的事件，只有几个人死掉，跟被清军和教民杀害的义和团数量比起来，依旧微不足道。
义和团真正用比较粗暴的方式来对待传教士和教民，发生在6月10号西摩尔联军侵华以后。也就是列强与中国进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状态之后。此时，列强已经是“图穷匕首现”，亮出了自己维护教会特权的真实目的了。义和团和清廷都明白了，教会如此积极的保护教民特权、列强如此热衷于干涉中国国内的民教冲突，原来是想给侵略中国找借口。教会和教民，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或者说，是侵略中国的“带路党”，对列强的侵略负有重大责任。
6月初，北京外城公开放义和团入城。这是从5月28号之后，列强超标准派遣全副武装的使馆卫队进入北京内城的必然结果。他们违反清政府的要求，派军队进京，让清政府感到生死存亡的威胁，也激发了清政府内部从上到下的愤怒，才会出现外城守军放义和团入城的事情。使馆卫队进京是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外城的导火索，就跟克林德在使馆外边行凶杀人是义和团进入内城的导火索一样。
等到6月10号，西摩尔联军开始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向北京进发，侵略行为彻底坐实。反侵略的愤怒情绪在中国军民中间已不可遏制。从这时候开始，义和团才和驻京八旗一起，在外城开始清理教会势力。据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记录，6月12号“东华门教堂起火……是为义和团进京第一次肇祸也。”也就是说，在西摩尔联军入侵两天之后，义和团才第一次在外城火烧教堂。在此之前，北京外城并无义和团发动的暴力事件。
在战争状态下，清理本国首都向侵略者效忠的势力，是一种必然的行动。这中间出现了一些滥杀无辜的错误行为，还有一些地痞流氓混杂在其中搞打砸抢，是在所难免的。这些行为跟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的暴行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义和团针对教会和教民的暴力行为随着联军炮轰大沽口、攻打天津等侵略行动而不断升级，在慈禧太后6月21号发布战争动员令之后达到了高潮。
从6月21号开始，清军围攻各国使馆。这也不违反“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战争规则。“不斩”和“不管”是两回事。交战一方完全有权限制敌方使者的人身自由，禁止他们通过使馆内的电报跟敌军沟通，或者强行把他们遣送出境。使馆可以视为外国领土，但外国军队都已经入侵我国领土了，为啥我军还是不能进入象征性的外国领土？各国使馆拒绝离开使馆，清军采取武力试图强行接管，作为一种战时行为，完全合理。使馆决定进行武装抵抗，双方因此进入交战状态，责任也完全在使馆一方。
在清军围攻使馆的同时，义和团也组织起来，在北京和直隶地区大规模围攻教堂。
在这些战斗中，大家发现，教会普遍大量私藏武器，很多教堂都是按照军事堡垒的水准来修建的。在联军入侵的时候，与侵略者联系密切的教会和教民们拒绝向清军和义和团交出武器，反而大规模聚集起来，依靠教堂负隅顽抗。对这些配合侵略军作战的后方武装堡垒，当然必须予以拔除。任何国家在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刻，都不会允许这种堡垒存在。
攻打这些武装堡垒的过程中，义和团方面死伤惨重，这更激起了大家的复仇情绪。义和团和清军杀死教士教民最多的朱家河教堂战斗，发生在1900年的7月20日，正是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在天津屠杀、抢劫并大肆挖掘城外坟墓的时间。朱家河战斗中共有大约2500教民被杀，这跟八国联军在天津及其周边地区杀害的中国人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从6月10号西摩尔联军入侵开始，一直到12月22号清政府与联军达成初步停战协定的这段时间，国内针对外国教会、外国使馆的各种暴力行动，都属于战争行为，而非排外活动。
——1940年，日本轰炸珍珠岛，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然后，美国政府立刻下令将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四万侨民集中关押到集中营居住，因为他们担心这里边会有很多日本的间谍。这些侨民在此之前并没有依靠日本政府在美国惹事生非，也不是日本轰炸珍珠港的借口，其行为比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的中国教会和教民老实的多，却在战争状态下遭到如此对待，无数人一夜之间失去家园和财产，长途跋涉前往集中营被关押数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侨民为了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还组织了一部分年轻人到前线参加对日作战。我们可以想想，如果当时这些日本侨民拒绝前往集中营，反而拿起武器杀死一批前来驱赶他们的美军和配合美军的当地志愿者，然后构建堡垒与美军对战，美军是否会采取暴力行为来处置他们并杀掉一大批抵抗者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再反过来想，如果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外国教会和教民立刻服从清军和义和团指挥和安排，甚至还跟义和团和日本侨民一样组织一批人去前线跟八国联军作战，清军和义和团是否就会少杀掉很多教士和教民呢？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以反侵略战争期间清军和义和团对待武装起来的教会和教民的事情来诋毁中国人民，作为义和团“盲目排外”、“滥杀无辜”的证据，是完全错误的。
教会活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之间的联系，不是中国人故意捆绑在一起的，是列强自己强行捆绑在一起的，他们侵华的旗号之一就是要保护教会活动，教会活动为列强侵华服务情况也客观存在。教会从来没把自己的活动跟政治划清界限，相反，他们一有事就去找本国政府插手干预，对于在中国享受高人一等的政治待遇长期受之泰然，还把这些特权扩大适用到入教的中国教民身上。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战争中，国内大力处决敌方间谍和叛国分子是正常现象——你都对一个主权国家搞军事入侵了，还指责这个国家杀掉你潜伏在其国内搞破坏的敌特分子是野蛮行为和排外活动，这不是扯淡吗？而所谓“义和团暴行”的各种可靠史料，也几乎全部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此外，绝大部分有关义和团如何滥杀无辜的记录都是“听说”而来的传言而非记录者“目睹”的事实。比如，管鹤是一个生活在天津城内的文人，天津之战期间，他带着妻儿逃出天津。途中遇到义和团盘查，经过多次询问，他都能说清楚自己和妻子的身份，就被放行了，最终安全逃出天津。这是他记录的亲身经历之事。同时，他在个人记录中又说，他从某个朋友那里“听说”，有一个妇女因为头上长的皱纹，看起来像个十字架，就被义和团当做基督教徒给杀掉了。这两个事情，一个是亲身经历的，一个是从朋友那里听说来的，当然有可能都是真的，但很显然，亲身经历的事情更为可靠，听说的则未必真实。
又有北京翰林院编修叶昌炽的记录，说他在1900年6月23号带妻子和孩子逃出北京，夜里住店的时候遇到十个持刀的拳民，对其严加盘问。他的妻子害怕，不敢打开马车帘子给拳民看。拳民起了疑心，大呼“二毛子！”——义和团把洋人叫做“大毛子”，把信教的中国人称为“二毛子”。被认为是“二毛子”，就可能被抓起来甚至杀掉。
叶昌炽连忙下车向拳民们解释，说明自己的身份以及为何出京，声称自己安顿好妻儿以后，还要返回北京继续供职。拳民们对他的解释感到满意，连声说“好人、好人”，便离开了。
叶昌炽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自己听说的义和团滥杀无辜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说，只有亲身经历的记录才可信，从别人那里听说来的就一定不可信。这里边还存着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也就是被杀掉的人是没机会做记录的。但听说毕竟不等于目击，在那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任何事情稍微传过几次，传言的内容就会跟事实拉开很大差距。即使是时人笔记记录的内容，也会有很多夸大其词、无中生有的东西。当时除了义和团胡乱杀人的传言，还有教会贩卖儿童、用婴儿来做药、用人眼来制作照相机等更为荒唐的传言，也都被各种时人笔记郑重记录了下来。如果教会贩卖儿童的谣言不大可信，义和团看到头上有皱纹的人、使用外国物品的人就要杀掉的这类传言，又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对这些不是亲眼目睹而只是听说得到的记录，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一般来说，时人笔记中的“传言”，至少要满足其中一个标准才能相信：第一、如果传言直接来自于目击者，那就应该是比较可信的；第二，如果传言中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有准确的姓名，或者有明确的时间地点，那也是比较可信的。反之，如果这些条件全都不满足，只是记录者从“街坊朋友”那里“听说”，“有个妇女”、“一个书生”在“某天”被“一群义和团”因为某些荒谬的原因残忍的杀掉，那么它十有八九是不可靠的。即使在不同的人所作的记录中都记录了这样的传闻，它也是不可靠的。尤其是，某些传言的情节荒唐离奇，与管鹤和叶昌炽这种亲身经历的记录差距极大，我们就更不能轻易相信。当时社会高度动荡、谣言满天飞，又距离今天只有数十年，各种笔记资料保留的特别多，如果全都不加辨别的相信，看的历史资料越多，距离历史的真相反而可能越来越远。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当时还有传言，说义和团杀光教民之后，要杀掉读洋书的人，吓得很多人都把家里藏着的外国书籍烧掉了。但后来并没有发生义和团滥杀藏书者的事。这只是一则谣言。管鹤家中藏有大量洋书，他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听到这个传言之后，好多人都劝他把书烧掉。但他还是决定冒险保存，也没人冲进他家里来检查，一直平安无事。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有一种由女子组成的义和团名叫“红灯照”，就有传言义和团要求妇女都穿上红色的衣服。天津有很多妇女听信了这样的传言，为了避免被义和团伤害而穿着红衣服。结果义和团并没有根据衣服颜色杀人，没穿红衣服的妇女安然无恙，反倒是八国联军看见了那些穿红衣服的妇女后，怀疑她们是“红灯照”而开枪射杀。[5]
从管鹤和叶昌炽记录的亲身经历的事情来看，义和团的盘查至少是相当有耐心的，愿意认真听取被盘查者的解释。在出现误会，大呼“二毛子”之后，还能被说服，改口称对方为“好人”。这些记录说明，他们至少肯定不会像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头架起枪炮扫射一样的无差别乱杀人，也不会像美军军官说的“每杀死一个义和团，就至少要多杀五十个无辜的人”这么高的滥杀比例。跟侵略军相比，义和团的拳民们是文明得多的战士。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头到尾都是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的较量。义和团的本质，是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志愿者，不是正规军。在反侵略战争中，清军是正面战场的主力，义和团只起了辅助作用。这跟抗日战争期间的共产党军队不一样。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正规军，东北抗日联军是半正规军，游击队是非正规的职业化军队，下面还有乡团、县大队这些非职业的志愿者队伍提供支持。义和团是非职业军人，连游击队都不算，就是乡团、县大队的定位。其的主要斗争目标始终是教会势力而非侵华正规军。很多人按照正规军的标准来要求义和团，并进一步嘲笑他们跟八国联军对抗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这是错误的。真正应该嘲笑的是清政府的正规军，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养着，天天训练，手持从国外购买的先进武器，面对侵略军这么不经打，才是真的丢人。
在配合清军作战的过程中，义和团和清军经常发生摩擦。特别是聂士成的军队，刚刚沿途北上镇压义和团，杀了很多拳民，双方仇恨未消，就要联合起来保卫天津，出现摩擦在所难免。但清军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慈禧太后在给将领们的指示中，就明确的说，打仗的时候要让义和团的人冲在前面，清军在后面压阵。显然，她最希望看到的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两败俱伤，清军主力得以保留。在实际作战过程中，清军将领们也坚决执行了这道命令。
根据刘孟洋《天津拳匪》一书的记录，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清军“命令义和团冲在最前面，违令者处斩……当最前面的义和团成员被射杀后，紧随其后的人便会惊慌失措，试图逃跑。清军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狂怒起来，向后撤的义和团开枪射击。因此，义和团在战斗中死亡的人数众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洋人的枪炮打死的。”[6]
一个义和团成员、天津西郊的农民李恩九在78岁的时候接受调查者的访问，回忆说：“我们在城里（天津）打仗时，义和团很吃亏。义和团在前，官兵在后。打起仗来，两面开枪，义和团腹背受敌，伤亡很大。[7]”
清军如此对待义和团，双方当然会产生仇恨和对立。义和团也会不时对清军发动反击。由于聂士成最后在天津保卫战中牺牲了，就有一些想要丑化义和团的人围绕聂士成之死大量编造谣言，说什么义和团把聂士成全家抓了起来当人质之类的，把义和团描写为大敌当前还一心报私仇、谋害爱国将领的丑恶形象。实则真打仗的时候往往都是义和团挥舞大刀长矛等落后武器冲在最前面，消耗敌人的火力，等义和团被击溃了之后，才轮到拿着洋枪洋炮的清军上阵。如果没有义和团的协助，战局只会更加的惨不忍睹，聂士成只会死的更快。大敌当前还一心想害死友军、保留实力的是清军而非义和团。
清军当时不仅对义和团使坏，自己内部也离心离德。大沽口炮台告急，北洋水师拒绝增援，裕禄在天津的军队也拒绝增援。聂士成帮助裕禄攻打天津使馆，清军让义和团冲在前面，义和团冲完了裕禄就让聂士成的军队冲在前面，自己的军队躲在后边放炮，拒绝冲锋，一再耽误拿下城内使馆的战机，等到城外列强的军队源源不断而来，也就只能腹背受敌、无力回天了。
从6月21号开始，清军驻京八旗和荣禄的武卫中军就在北京内城攻打各国驻京使馆，目的是想要把使馆公使抓起来作为人质，跟侵略军谈判。荣禄暗藏私心，担心将来战败以后列强追究自己的责任，暗中命令自己的武卫中军胡乱开炮，几千人打了几千发炮弹也攻不下一个使馆。在联军打下天津原地休整的时间内，慈禧为了向列强示好，让他们不要来打北京，又下令停止攻打使馆，改而给使馆区送食物慰问。至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地方督抚，则干脆拒绝服从中央命令，联合起来搞“东南自保”，继续跟列强做生意。清廷多次要求袁世凯带兵勤王，统统被他拒绝。各方势力纷纷心怀鬼胎，不肯专心抵抗列强侵略。真正愿意为抗击外敌入侵牺牲的，只有义和团和少量的清军将士。这是这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义和团担任主力的，只有在铁路沿线狙击西摩尔联军的行动。经过几天几夜持续不断的袭击，搞得西摩尔联军死伤众多、疲惫不堪，终于在廊坊火车站放弃了火车进京的想法，转而去大运河走水路。在水路又遇到清军和义和团的联合狙击，不得不撤退回到天津。除此以外，与八国联军的其它战斗，主要都是清军打的。清廷在承认义和团合法之后，给它的定位也就是“民团”，不是国防军。团练在战争时期，主要负责维持基层秩序、协助正规军作战。义和团从来都是“民”，不是“军”。他们在组织动员的时候，就是针对教会和教民去的，从来没做过针对正规军的组织训练。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义和团临时被清政府用于协助清军抵抗外敌入侵。他们很好的完成了作为“民团”应该承担的任务，甚至在廊坊狙击战中还超常发挥，替清军阻挡了西摩尔联军的进攻。至于让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带头冲锋，这绝不是民团应该承担的义务，纯粹是清政府使坏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是清军作为正规军不愿意承担战争义务的卑劣行径。义和团的战斗力和牺牲精神比清政府官方扶持的团练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只是清军实在太烂，民团的协助这么给力，依旧在正面战场迅速溃败。
在承认义和团是合法团练之后，清军象征性的给义和团发放了一些洋枪。拳民们对这批洋枪非常喜欢，拿起来就用，拿着杀了不少敌人，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排外”意识。没有任何记录说义和团在看到洋枪洋炮以后，因为相信“刀枪不入”而拒绝使用，说明他们对刀枪不入的说法也并不大以为然，主要是拿来给自己壮胆的。所谓义和团“盲目排外”的说法实在是夸大其词。他们喜欢讲“神仙附体、刀枪不入”的原因，有愚昧无知的因素，但主要不是愚昧，主要是因为一个字——穷。穷，就是没钱。他们都是底层穷苦人，不像清军有政府财政支持购买洋枪洋炮，也不像教民有教会在背后秘密提供武器，只有自己的双手和极为简陋的武器。而他们的敌人，不论是运动前期的清军，还是列强的军队和教民，用的都是洋枪洋炮。但他们又不甘心忍受教会的无理欺辱，想要反抗，所以才用“神仙附体”的仪式来给自己壮胆和加强团结，并大力宣传洋人的洋枪洋炮并不可怕。要不是穷，谁会这么折腾？要是有钱买枪买炮，人手一挺机关枪，谁还有心思去折腾“神仙附体”，直接突突突，岂不快哉？
在经济落后、武器水平也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的组织起来反特权、反侵略、反镇压？这是一切底层革命都需要回答的问题。革命不可能上来就金钱和武器管够——真这样也就不用革命了。也不可能等到先把钱挣够了再革命——在不能拥有足够的暴力自卫的情况下，财富积累都会很快就被抢走。革命就是要解决钱不够、武器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打胜仗的问题。
义和团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神仙附体”和“扶清灭洋”。前者一种动员方式，后者是一种斗争策略。
这两个方式都有很大的缺陷。“神仙附体”这种形式用来搞动员、宣示必胜的信念勉强还可以，动员起来之后接下来的军事训练则绝不能采用“神拳”的形式，而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刻苦扎实的军事组织和训练。混乱的神仙体系和组织形式，让大量的义和团处于分散作战的状态，缺乏统一训练和指挥，战斗力难以得到提高。这也是意识形态决定军事组织战斗力水平的一个典型案例。
而“扶清灭洋”的错误，则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满清政权的反动性质。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已经沦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准傀儡政权”。洋人洋教在中国土地上的特权，归根结底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无法抵抗列强军事入侵造成的。列强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殖民者。中国这种大国，但凡本国政府稍有本事，都不会沦落到任由外国势力在国内兴风作浪的地步。要反对教会特权，关键因素是要推翻清政府，而不是与之联合。这一点，义和团运动的领袖们在开始其实头脑还算清楚，但在八国联军开始侵华、清政府鼓励义和团抵抗侵略之后，他们朴素的爱国热情被侵略者激发、被清政府利用了，丧失了对清政府反动性质的警惕。清政府倒是一直头脑清楚，打仗总是先让义和团冲在前边。义和团也当真老老实实的去冲锋陷阵，损失惨重，结果还被清军在后边放冷枪。等到北京失守，清政府立刻就向列强求和，调转枪头来屠杀义和团。对清政府敌视中国人民和它随时可能投降的这个特性，义和团领袖们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清政府迅速投降并转头屠杀义和团的行径，彻底暴露了它对内残暴、对外软弱的特性。这个无可救药的反动政府，中国人民绝不应该跟它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消失了，华北地区又开始出现很多反清起义。
回顾义和团运动从发生到被血腥镇压的全过程。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冲突”的因素在里边。如果是两群人，一群人认为上帝存在，一群人认为上帝不存在，双方谁也说不服谁，然后就动手打起来，这叫文化冲突。但如果是一群人想要建一座新房子，明明旁边一大堆空地，却非要把另一群人早已建好的老房子拆掉，在上边建自家的房子，双方因此打了起来，这就不叫文化冲突，这叫抢劫与反抢劫。
本书重点分析的两大教案——1869年的天津教案和直接导致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梨园屯教案，前者是天津天主堂建设强拆天津著名道观崇禧观所埋下的隐患，后者是教堂建设强拆本地百年老庙玉皇庙带来的一系列冲突的积累，很显然，其主要性质都是抢劫与反抢劫、特权与反特权的问题，不是文化冲突。
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属性，既不是“反侵略”也不是“反洋教”，更不是什么“忠君运动”，而是民众自发的“反特权”和“反抢劫”运动。
说它主要不是“反侵略”和“忠君运动”，是因为参与运动的底层人民，对甲午战争清军的惨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国耻”心态。两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都不大认可，“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底层广泛传播，底层人民从未有过要主动站出来保卫这个蛮族政权的想法，甚至也不大能理解满清政府和列强政府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这两个都是入侵中华的异族势力。在“灭洋”前面加上“扶清”两个字，无非是因为清政府过于凶残，部分领袖人物害怕它的镇压手段，想集中力量反击教会特权而已，而不是出于爱国热情。义和团不是因为清军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兴起的，不是想要为满洲皇帝的圆明园和李鸿章的军舰复仇，他们只是在争取自己的祖宗祠堂和土地庙宇不被教会强拆改成教堂的天经地义的合理权益、争取自己的家人不被教会教民随意欺负打杀的合理权益。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关键时刻，义和团确实积极的投入到了反侵略的战斗中去，但主要还是对列强武力干预他们反洋教特权的被动反击，并非义和团运动的初衷。很多人将义和团运动称之为“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伟大爱国运动”。这个评价不错，但主要适用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的义和团运动，而并不适合用来分析评价侵华战争之前的义和团运动。如果简单的用“反帝反侵略”的框架思路去研究义和团，会显得有点大而无当、脱离实际。
说义和团主要不是“反洋教”，是因为底层人民对基督教的正常传教活动并不反感，至少绝不会因此就想要喊打喊杀。中国人对宗教信仰非常的宽容和不在乎，各种宗教随便传，不会因为它是欧洲人传过来的宗教就要坚决反对。
义和团所反对的，是基督教会的超宗教特权，以及他们利用其特权对中国人民财产财富的劫掠。也就是说，教会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团体，不能它想建教堂，就随便把别人的房子拆了开建；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都应该是跟普通国人平等的人，不能一加入教会，就可以凌驾于公序良俗和国家法律之上，从此以后打官司不管有理没理都铁定胜诉。教民打了非教民，就有教会出面庇护，非教民打了教民，官府就要严惩。教会肆意干预司法和行政、非法攫取土地和财产，还要发挥一神教的排它性特征想一教独大把其它本土宗教庙宇都给拆了盖教堂，实在欺人太甚，而清政府还在帮着他们，人心不服，这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源。终止这种不合理的特权，是义和团最直接最重要的斗争目标。
义和团确实杀了不少教士和教民。但大规模杀人这个事情，是教会和教民开的头，是他们先动手杀人，才遭到义和团的反击。义和团被欺负之后的反击，都是以破坏教会教民的财产为主，一直没有把教士教民往死里整。1900年4月的大张庄事件是义和团与教会教民的冲突中第一次大规模人员死亡事件，是教民们拿着教会走私进来的火枪向义和团开火，一次性杀死了二十多人。
教会特权的背后，是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因此，要反对这种特权，就不可避免的会跟列强和清政府发生剧烈的冲突。这就让义和团的行动有了“反侵略”和“反政府”的特点，但这并非它们最重要的方面，只是附带的衍生的部分。以当时底层人民的思想认识水平，还没办法把反对教会特权与反对殖民侵略、反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自发反抗。
但义和团的牺牲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义和团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它的既定目标：消灭教会特权。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过程中，共有大约300名传教士被杀，此外还有大约两三万教民死亡。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在战争期间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们可能并不关心中国教民死了多少，但他们肯定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在1900年5月之前，义和团极少杀死外国传教士，这让他们相当的有恃无恐，觉得中国人特别贱，最多也就能杀杀自己人，对洋大人就都跟清政府一样是软骨头，打死也不敢反抗的，所以才不断鼓动和支持教民制造事端。直到后来他们发现义和团竟然敢连外国教士也一起杀掉，这才害怕起来。虽然八国联军杀掉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来替他们复仇，但脑袋毕竟是自己的，人死也不能复生，这一点即使是口口声声相信死后上天堂、上帝无所不能的传教士们也不得不承认。不管事后杀掉多少中国人，他们自己死了总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经过1900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教会内部终于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抗教会特权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只不过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消失了，代之以“扫清灭洋”的武装起义而已。华北地区的教案仍然不断发生。1902年的景廷宾、赵三多起义，无视清军的镇压，继续攻打教堂、杀死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罗泽溥，聚集了十多万人，波及直隶山东各地。这些持续的反抗行动令他们震惊。他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教会的特权在中国是无法持续的，传教士们给本国政府侵略中国充当马前卒不会是没有代价的。八国联军不可能长久占领中国，也不可能每年都来一回，教会要在中国长久的发展，只能自己做出改变。
经过深刻的反思，“在庚子事变以后，教会内部对于传教方式作出了重大调整，对于教会和传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活动作了相当的限制。”[8]
教会外部的反思也同样在进行。列强虽然蛮横，但有一样东西确实能触动他们的灵魂，那就是来自反抗者的暴力。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给德皇的信中说：“中国人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赫德在英国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义和团的文章，他对西方世界提出警告：“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中国。”虽然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了下去，但中国人在外国特权的刺激下所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倾向将会持续增强，让教会继续刺激这种情绪对列强毫无好处。他说：“传教士仅仅是传教士，必需限制为从事传教工作，并避免任何干预中国官方有关诉讼和调解之举。只有坚定不懈地坚持这些原则，地方人民、省级官员和中央政府的敌意，才能是非武力的。”[9]
尽管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了义和团，但对义和团运动所发出的警示信息，各国并未忽视。经过教会内部和外部的共同反思，西方列强终于承认：即使从教会和列强的利益出发，教会特权在中国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要想在中国扶持傀儡政府并维持准殖民统治，减少教会特权对中国人的刺激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1903年8月，英国驻华公使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发出了一个”通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如必需去找官府时，需由各地领事负责与中国官府交涉。美国政府也实际执行了跟英国一样的政策。1906年，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对在华天主教的保护权。这样，四大西方列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1899年6月）就都先后大幅度削减了对教会特权的支持。教会在积极传教之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救济上来，不再追求保护中国教民的非宗教权利。新的教堂还在修建，但不再去强占道观或者土地庙的地盘了。
随着教会特权的消减，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频繁发生的“教案”也就随之消失。在华基督教经过中国人民的浴血改造，排它性特征大为削弱。
义和团的血，终究没有白流。
义和团运动，如果要简单的概括一下，无非就是中国农民被教会教民欺负的太狠了，团结起来自保，表演一些“神仙附体、刀枪不入”的法术来吓唬他们，警告他们不能再这么欺负人了。实际只是吓唬，并没有真的大打大杀。那个混乱的年代，每天被土匪杀死的人都不知道多少，直隶义和团闹了六个月，没杀死一个教士教民，这还不算是和平理性的抗争吗？整个过程，清政府一直在被列强武力威胁，被迫帮着教会教民镇压义和团。然而，就这样，列强竟然直接以保护教会和教民为借口把军队开了过来，在中国的首都开枪杀人、还要占领中国的首都，又炮轰大沽口、屠杀天津市民，一下子就激起了中国从满洲权贵到汉族官员、士绅再到底层百姓的同仇敌忾。愤怒之下，才有许多教士和教民被当做间谍汉奸杀掉，而这其中也确实有很多间谍汉奸以及作恶多端罪不可赦之徒。义和团竭尽全力协助清政府反侵略，但清军战斗力实在太烂，还有李鸿章、袁世凯等汉族大佬抢先一步投降，反侵略战争失败。清政府在投降以后掉头屠杀义和团，并跟列强一起把战争的责任推卸到义和团头上。最后，义和团被镇压，列强大发战争横财，清政府继续苟且偷生。
关于义和团运动，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冠县义和团领袖赵三多。他因为最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而被载入史册。从他刚开始拒绝帮助梨园屯村民，后来又跟官府达成妥协解散梅花拳等事迹来看，这是一个相当谨慎甚至有些胆怯的人。不过他终究鼓起了勇气参与了反对教会特权的武装斗争，此后他带领的义和团队伍一直活动在华北地区反侵略的前线，参加了著名的朱家河教堂战斗，是有记录的斗争时间最长的义和团分支。
在清政府投降以后，赵三多的义和团也被镇压。他本人一度销声匿迹。但两年后，他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与另一位梅花拳传人景廷宾宣布起义，这一次的旗帜不再是“扶清灭洋”，而换成了“扫清灭洋”。
经过长期而残酷的斗争，这个“扶清灭洋”口号的发明人，也终于承认：清政府是扶不了也不能扶的。
赵三多和景廷宾的这次起义，最终被袁世凯的武卫军和外国军队联合镇压，他本人也英勇牺牲。这次抗争为义和团运动写下了一个有价值的注脚：扶清灭洋绝不可行，要想“灭洋”，必先“扫清”；清不亡、洋必不能灭，中国人也永远不能自立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