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条新闻，一条是中国的，一条是美国的，连在一起看，特别有感触。
6月8日，美国新闻网站ProPublica发布报告，揭示了美国富豪的“真实税率”，引发了舆论的愤怒。
根据ProPublica的报告，美国最富有的25名富豪在2014-2018年期间，财富累积增长了4010亿美元，而缴纳的税款为136亿美元，实际税率仅为3.4%。
5年间，巴菲特的财富增长了243亿美元，缴税仅为2370万，相当于0.1%。
按同样的算法，世界首富贝索斯的税率不到1%（而且在2007年和2011年这两年的缴税额是0美元），布隆伯格和马斯克的“实际税率”则分别为1.3%和3.27%。
而美国典型工薪阶层家庭每赚取100元，就要缴纳14美元的税。
这意味着美国的那些顶级富豪的“实际税率”，远远低于工薪阶层的税率。
当然，ProPublic的这种算法，是存在争议的。
因为这些富豪的财富增值主要来源于股价的上涨，而股票是有涨有跌的，只要没有卖出，都只是纸面财富。这怎么能收税呢？
也有人认为，等到这些富豪将来把股票卖出后，自然就要为资本利得缴税（按照美国法律，在股市中赚到的盈利要缴纳20%的资本利得税），所以，富豪们并非不交税，只是延迟缴税而已。
但真正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富豪们早就想好了避税的办法，而且花样百出。
还是以巴菲特为例，他表示死后会将所有的资产都捐给“慈善组织”（以慈善为名的私人基金会），而捐给慈善组织的财富是不需要缴税的。
另外，根据美国法律，这些私人基金会每年需拿出5%的资产用于慈善活动，除此之外，可自行灵活制定内部章程，这就给了富豪们以极大的操作空间。
比如让子女在基金会担任高管，以及以各种名目为他们的吃喝玩乐报销。
虽然不像直接继承遗产那样可以自由支配，但毕竟省去了50%的遗产税（美国实行21级超额累进税率，遗产税最高一级税率为50%）。
合法避税的同时，还可以以细水长流的方式福泽子孙后代。
还有一些胆子大的，连基金会的流程都懒得走了，典型人物就是特朗普。
根据美媒去年的报道，特朗普集团曾通过各种名目的支出进行避税。
比如花10万块钱做个头发，花30万给真人秀节目现场搞个装修，甚至还以2600万美元的“咨询费”作为成本支出来避税，而且，这其中还有75万美元进了伊万卡的腰包……
特朗普嘴上一直不承认自己存在税务问题，但就是死活不肯公开自己的税单，甚至还试图以总统的“绝对豁免权”为由，阻止检察官获取他的税务信息，是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不公开纳税信息的美国总统。
贷款拿到的钱，不仅不需要缴税，还可以抵税，所以一些富豪干脆就把资产抵押出去。
比如马斯克，去年就抵押了9200万股特斯拉的股票来换取现金。
再加上美国现在的利率极低，接近于零，这比拿工资和买股票（来获得现金）划算太多。
总之，美国的富豪们有花样百出的避税方式，使他们的实际税率远低于工薪阶层。
结果就是，美国富豪们赚最多的钱，却享有很低的税率，最后整个国家的税务负担都落在了工薪阶层的肩上。
在美国，有钱就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打官司能请到厉害的律师，下一代就能获得优质的教育。
美国的财阀还可以游说华盛顿的利益团体，甚至可以去和总统博弈（比如历史上的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
而中国和美国的本质区别在于，“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是党对人民的承诺。
在这一使命之下，中国的执政者，选择了走另一条路——共同富裕。
但光知道正确的方向还不够，关键是怎么走，能不能走得通？
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到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还会决定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
6月10日，官方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这份重磅文件有近万字，我读了几遍，也有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为2.56倍。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2020年，浙江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62699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甚至还超过了北京，位居全国第二。
如果剔除直辖市，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
而黑龙江虽然在城乡差距上和浙江比略有优势，但其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还没有浙江的农村高，不符合“富裕”这个前提条件。
此外，浙江的富裕，是整体的富裕，而非省会的一家独大。
义乌的小商品，永康的五金，海宁的皮革，慈溪的家电，诸暨的袜业，柯桥的纺织……
浙江的县域经济非常发达（坊间甚至还有“一村一镇垄断全球一品类”的说法），所以县城的发展水平也整体较高，县城老百姓也能获得相对不错的收入，整个省发展得相对均衡。
天津、北京和上海虽然在单项指标上，对比浙江有一定优势，但这3个都是直辖市，其体量都是城市级的规模。
但示范区如果成功是要在全国推广的，它需要有一定普适性。
而浙江的人口为6456万（七普数据），这个规模放到欧洲就是一个国家的体量，但在国内属于中等，具有一定代表性。
有句话叫“七山二水一分田”，指的是浙江山地和丘陵占74.63%，平坦地占20.32%，河流和湖泊占5.05%，而且还靠海。
多种多样的地理条件，意味着浙江可以同时探索山地、水系、平原、沿海地形下的发展路线，一旦试点成功，会有更广泛的参考价值。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数据上不会反映出来，但我认为也很重要。
我以前在国企工作过10年，期间也参与推动过一些改革项目。
搞改革不仅会增加下级单位的工作量，还可能会牵扯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就导致了改革是一定会遭遇到阻力的。
所以选试点的时候，肯定是优先选择业务水平过硬，工作意愿较强（说白了就是“能干”+“听话”）的下级单位去落实（有的下级单位会嘴上应得很好，但就是不行动）。
而一旦有一个示范点做成功了，其他几个下级单位也只能老老实实跟着做起来，这样改革才能推动下去（一旦有兄弟单位做成功了，其他几个下级单位也就没有办法再推脱了，别人行你不行，面子上挂不住）。
央地（中央和地方）关系远比国企内部的那些事要复杂得多，但这方面因素显然也是要考虑的。
另外，原文件里有一句话是“支持浙江创造性贯彻‘八八战略’”。
大家可以查下“八八战略”的背景，就会明白有些事其实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
“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
在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官方提出到2035年时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而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试点单位，这个目标要提前10年实现。
那么，中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水平？
仅仅从字面上，中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中等的发达国家，另一种是中等发达的国家。
后来官方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已明确，中等发达的标准是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民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即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
再结合“七普”的最新人口数据，2020年浙江人均GDP为10.01万元，约合1.45万美元。
按GDP年均增长6.6%来算，正好可以在5年后跨进2万美元的门槛。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6.6%的年均增长不一定能实现。
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为6.8996，而今天的汇率大约在6.4不到（截止我写稿时为6.397）。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人民币汇率大概率还会继续下探。
未来5年浙江的GDP年均增长只要保持在6%以上，就可以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水平。
我认为是完全没问题的（除非这五年间全国人口大量聚集到浙江，把人口基数快速推上去，但这样的话经济增长也会加快，到时候就要看分子和分母哪边涨得更快了）。
“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稳步提高保障标准和服务水平。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成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探索建立覆盖全省中小学的新时代城乡教育共同体，共享“互联网+教育”优质内容，探索终身学习型社会的浙江示范，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综合能力素质。”
一方面是通过“公民同招”+“民办锁区”压制民办学校，不让民办过于强大，避免教育资源往精英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学习德国模式，在义务教育阶段推动公立学校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发展。
（近几年杭州的民办学校在中考中可以说是完全碾压公办了，公办中最顶级的学校，在民办面前也只有被按在地上摩擦的份）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强者逾强，弱者逾弱的马太效应，所以这个大方向我是非常支持的。
此外，加大学前教育阶段的覆盖面，以及通过网络教学（“互联网+教育”）来提升乡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这些毫无疑问也都是惠民政策。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确保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针对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比较高、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浙江的房价已经很高了，不仅是杭州，像义乌、永康这样的县级市，其核心区次新房都能达到3、4万甚至5万。
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不做干预，最后又会变成贫富的二极分化。
而在解决住房问题上，新加坡的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李光耀就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口号，之后几十年，新加坡政府牵头兴建了大量的组屋（公共保障性住房）。
当然，组屋的居住舒适度不是太好，每层有很多户，户内的层高低，装修简陋，小区也没有围墙、安保、健身房这样的配套设施，但胜在价格便宜，普通的工薪阶层也买得起。
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那就自己去买商品房甚至可以买别墅。
简单来说，新加坡的模式就是通过政府主导的保障性用房来解决“有没有的住”这个问题，如果想要“住的更好”，那就通过市场来自行配置资源。
新加坡总面积只有719.1平方公里（这个面积还算上了63个附属岛屿），相当于上海浦东新区面积的60%，人口也只有564万。
而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人口的聚集效应特别明显，人口的流动规模也远远大于新加坡（这在春运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照搬新加坡的制度不一定适用，但他们的思路是可以借鉴的。
那些房价高的城市，后续的土地供应也会优先向租赁住房建设倾向，同时政府也鼓励企事业单位利用闲置土地自行建设租赁住房。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支持浙江率先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通过盘活农村的集体用地，然后把获得的收益通过股份的形式分给村民，既有助于发展乡村产业，又可以让农民获得持续的额外收入，有望成为扭转城乡差距的一项关键性举措。
我个人的另外一点看法是，未来浙江某些地方的农村户口，将会比城市户口更加值钱。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建立企业减负长效机制。”
一方面是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努力为民营企业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给一些民营企业家划红线，不要有钱了就还想要追求政治权力，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要记住，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是绝不会允许财阀阶层诞生的。
关于这份文件的内容还有很多，包括完善分配制度，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等等。
总之，就是要把蛋糕做大的同时，确保蛋糕能够被更合理地分配，让先富群体能够真正的对后富群体起到帮扶作用，实现共同富裕。
文件中规划的“蓝图”很美好，后续也应该还会有各种配套的政策利好，但再美好的理想，最终还是要靠人民用双手一点一点去实现。
而且，文件中的一些目标，想要实现起来也并非那么容易。
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这句话为例。
由于国内的房子还绑定了很多的公共服务资源，比如户口、医疗、交通、文化体育配套设施等等、这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当然是教育资源。
“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这句话的背后，自然就会牵扯到学区房和“租购同权”的问题。
我自己能想到的一些方案，都会伴随着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宏伟蓝图的背后，是浙江将要面对一个又一个棘手的挑战。
浙江最终能不能兑现这些目标，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兑现这些目标，考验的是浙江各级政府和全省人民的智慧。
作为一个浙江人，我当然打从心底里希望浙江能够克服万难，为中国创建共同富裕趟出一条出路。
这条出路将会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