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军当时也被革命党人渗透的厉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都加入了以“反清”为目标的会党或革命党组织。
——载沣和端方都以为，只要满人掌握了军队指挥权，就不怕革命党造反。革命党在各地组织的起义，也确实都被拿着新式武器的清军快速镇压了。但他们有一点没有想到：军队也是会造反的。当一个国家政权的统治合法性连士兵和基层军官都不认可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力量还能够挽救这个政权。满洲精英占据军队高层也无济于事。清末新军是学习西方建立的，军官大多都有日本或西方留学背景，很自然的倾向于共和革命。本书在第三卷后记讲的“意识形态是军队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就包含了这个意思：意识形态不仅能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还能决定它的正负。当军队被反政府意识形态掌握之后，它的战斗力对统治者而言就不是强弱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大的负数。军队的武器装备越先进，负值越大。
就在端方带兵前往四川的途中，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在武汉发动了新军兵变。
兵变跟一般的会党、革命党起义不一样。革命者是一群职业军人，湖北地区没有能镇压得了他们的力量。起义的过程经历了一些曲折，但还是在10月10日当晚就打下了湖广总督府。满人湖广总督瑞澂和张彪双双逃跑。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武昌。这就是著名的“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起义军决定推举黎元洪担任领袖。
前文讲过，湖北的新军是“一镇半”。其中“一镇”为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是张之洞的铁杆亲信。另外“半镇”是混成协，协统是黎元洪。他是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来，在北洋水师工作过，后来又多次去日本学习和考察军事，因为机缘巧合被张之洞看上了，让他来训练湖北新军。
黎元洪一贯反对革命，更没有参与起义，但他对待士兵一向比较友善，在新军中间威望很高。张彪和湖广总督逃走以后，他就是湖北头号人物。同盟会中高层人物此时都不在武汉，起义军的领袖是一些军队中的低级军官，缺乏名望，便推举黎元洪出来牵头，以扩大革命影响。黎元洪本人对革命前景很悲观，是被起义军拿枪逼着出来“站台”的。
武昌起义胜利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这个时候，载沣等满洲贵胄们才发现自己在中国有多不受待见。全国各地的军队和政府官员中已经遍布了革命党。清廷紧急派北洋兵南下镇压武昌起义，结果南下的必经之路——保定漕河大桥当天就被人给炸了。炸桥的人是几个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的学生。
载沣自作聪明搞的什么军咨府、陆军部统统不管用，调不动兵。北洋军中那些袁世凯的老部下关键时刻不听他指挥，找各种理由拒绝发兵。
清廷紧急从东北调往南方的军火专列，在经过河南滦州的时候被河南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给拦截了。张绍曾不是革命党，但他公开宣称“武昌革命，名正言顺”，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就联合几个新军军官提出“宪法纲领十二条”，要求清廷按照这个原则搞君主立宪，史称“滦州兵谏”。这对清廷又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清廷被吓得在三天之内颁下“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将大量原本归属皇帝的特权转移到国会，满足了“滦州兵谏”提出的十二条要求，以免北方也跟着出现大规模兵变。
没多久，带兵去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端方在半路上被加入革命党的新军士兵给杀了。
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等省都在武昌起义一个月以内就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其中山西的新军革命尤其令清廷震惊。新军士兵们把山西巡抚杀了，拥戴一个同盟会会员、新军中级军官阎锡山当了军政府都督。山西距离北京很近，直接威胁京城安全。载沣紧急命令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带兵去镇压。吴禄贞是载沣特别培养的“亲信”，多次破格提拔，几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成了一镇统制，升官速度跟坐火箭一样。载沣以为自己的“知遇之恩”会让吴禄贞对自己忠心耿耿，还曾经当着吴禄贞的面烧毁了一些举报吴禄贞是革命党的奏折，以示绝对信任。他想不到吴禄贞竟然真的是革命党。接到镇压山西革命的命令，吴禄贞立刻就派人去跟阎锡山商议，想要组成联军反攻北京。结果吴禄贞被第六镇内部的反革命军官刺杀身亡，事情没有成功，但第六镇也因此陷入内部混乱，无法再被调动来镇压革命。
两江地区还有南方最后一支正规新军——第九镇，也造了反，其统制徐绍桢带兵攻打南京。
载沣最终发现，辛辛苦苦练出来的新军，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愿意跟着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另一种是想要搞革命推翻清朝的，反正就是没有支持他们这帮满清贵胄的。他们在中国已经是人心失尽，被彻底孤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