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议既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清廷退位，享受民国每年给400万银元的优待，并且继续踞有皇宫紫禁城。这个事情既是一个进步，又是一个反动。满洲皇权落幕，中国建立共和政体，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在共和政体中，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权，反而被代表满清时代官僚士绅的袁世凯夺了权，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反动。
——现在的很多历史书讲这段历史，侧重于介绍南北议和的过程，而对革命军北伐的胜利闭口不提，对清廷海军在武汉江面倒戈也绝口不提，反而大谈北洋军攻占汉口汉阳的胜利。从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清帝退位是南北双方共同努力和妥协的结果，功劳可以南北平分，袁世凯如果坚持君主立宪，革命军很难战胜北洋军，而北洋军要攻下武昌难度不大，因此袁世凯虽然“私德有亏、背叛清廷”，但有“开创共和”的功劳。实则谈判过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根本不值得一提，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关键是战场局面所决定的。清廷海军的倒戈和民元北伐的节节胜利，是清帝退位的关键。海军倒戈以后，北洋军攻克武昌的希望便基本断绝。袁世凯是被逼无奈才接受了革命党人的条件，如果他不接受，就只有死路一条，绝对没有镇压革命的能力。在谈判过程中，袁世凯的基本立场始终都是想要力保清廷搞君主立宪，他当大总统跟黎元洪当革命军都督一样，都是被枪顶着脑袋被迫同意的。但凡还有一丝的希望，他都不会赞成共和。他只有篡夺革命果实的罪过，谈不上有开创共和政体的功劳。
满清这个反动政权，并不是只有一个反动派，而是有两个反动派。它是一个满汉联合专政的政权，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是满汉两大反动派别密切合作的结果。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和战争结束以后，汉族官僚士绅集团在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方面的罪责比满洲权贵还要更大一些。
满洲皇权，只是两大反动阶级统治中国的一个体制象征。推翻满洲皇权以后，让袁世凯这个汉族官僚士绅的总代表、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来当实权大总统，革命的进步意义，就变得非常微小了。
袁世凯被南京国会选举为大总统以后，拒绝到南京就职，以北方局势需要他坐镇为借口在北京搞了自己的新内阁班子。黎元洪被任命为副总统，作为南方力量的代表。但黎元洪也不是革命党人，是清政府的旧式军官。南京临时国会在孙中山去职以后，经过投票同意北上。这样，带有革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就完全被代表官僚士绅的北京政府取代了。
袁世凯掌权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革命党人从政府和军队中清洗排挤出去，让清政府的那些老官僚们继续掌权。他采取的做法，是给革命党人“升官”，把他们从实权位置调走。比如，广东混成协协统蒋尊簋，是广东新军革命的领袖，革命成功后先后担任广东都督和浙江提督。袁世凯就把他调到北京，封为“宣威将军”养起来。还有云南都督蔡锷也如此处理。袁世凯专门建了将军府，让他们在北京享受生活而放弃实权，甚至派人引着他们去妓院，消磨这些人的意志。这才有了蔡锷与小凤仙、蒋尊簋与苏翠娥等人的风流韵事。
经过各派政治力量角力，22个行省的都督职位中，同盟会员只获得了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山西都督还是阎锡山，不过他已经背叛同盟会，倒戈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离职临时大总统之后，想要为中国修些铁路，袁世凯就封他为全国铁路督办，既无实权也无经费。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处理南京临时政府善后事宜，几个月后袁世凯宣布将南京留守机构解散，黄兴也就没有了新的职务。
还有一批醉心于国会政治、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同盟会元老，如宋教仁等，袁世凯就非常慷慨的给了他们一些北京政府的内阁部长职位。首届内阁总理由袁世凯的老部下、孙中山的广东老乡唐绍仪担任。唐绍仪少年留美学习，很早就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跟同盟会关系密切，在出任总理后还加入了同盟会。这就营造出一种革命党人控制内阁，袁世凯只做无实权大总统的假象。但袁世凯对这些不掌握兵权的文官，根本不放在眼里，不过借此机会把一批同盟会大佬调到北京来置于控制之下。重大人事任免和军政决策，完全由总统府决定，并不尊重内阁，有时候连找总理签字都懒得干。陆军部长等核心人物，则由袁的亲信担任并直接向总统汇报，完全不理唐绍仪。唐绍仪原本希望能在袁世凯与同盟会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建立一个真正的责任内阁。但三个月后，发现自己的这个内阁形同虚设，于6月15日辞职。袁世凯便让自己的亲信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等人还不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希望通过国会选举来夺取政权。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获得出任内阁总理组阁的权力。然而很快宋教仁就被刺杀身亡，袁世凯和赵秉钧均有重大嫌疑。孙中山先后发动多次反对袁世凯的武装革命，都被镇压。
袁世凯能镇压革命的原因，关键还是背后列强的支持。他接过清政府的衣钵，将清政府在1911年与美国资本团、 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1000万镑的借款合同，改为民国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数额增加到2500万磅。考虑到日本影响力的上升，又把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拉了进来，借款对象从四国银行团变成五国银行团。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五国银行团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这次借款中有个关键的霸王条款：中国政府设立盐税稽核所负责盐税征收。在北京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又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华人经理和洋人协理的等级、职权平等。
这样，中国的盐政就变成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管理的模式。外国人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盐税征收机构，盐税征收到各地稽核所之后，先要由外国机构决定用多大比例拿来支付外国债务，剩下的再上交中央财政。这是继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国海关管理权落入英国人手中之后，中国税收主权的又一次大沦丧。
“善后大借款”的条件非常苛刻，名义上借款2500万磅，期限47年，年息为5厘，看起来不算很高。但大部分钱都要用来归还庚子赔款和清政府欠下的各种债务，还要扣除手续费，甚至还要提前扣除一部分利息，最后还要扣下大约200万磅作为辛亥革命给列强造成的损失的赔偿。东扣西扣，最后真正给北洋政府的钱只剩下可怜兮兮的不到800万磅，而北洋政府却要按照2500磅的百分之五偿还利息，也就是每年光利息就125万磅，加上本金则在200万磅左右。
得到800万磅，每年还200万磅，还得把盐税征收主权送给列强。袁世凯为了镇压革命，啥都顾不得了，各种苛刻的丧权辱国的条件全都答应。他的北京政府也因此不仅是旧官僚士绅的政治代表，还成了列强在华殖民利益的代表，这就已经跟清政府别无二致，不过是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清政府而已。政府里边做事的还是清政府那帮人，干的事儿还是清政府的事儿，只是把满洲皇帝变成了大总统。统治精英基本不变，统治阶级基本不变。“辛亥革命”最终成了“辛亥政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正式跟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开战。日本作为英国的盟友，趁机出兵在山东登陆，四处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北洋政府对日军公然入侵中国领土的行为，除了提出抗议以外毫无动作。袁世凯找了一帮法学家在北京开会，仿照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时期的做法，把青岛等有德国租界的地区划为“日德交战区”，中方“局外中立”，给自己找台阶下。但日军根本不理会什么交战区不交战区，在山东随意横行，袁世凯也只能干瞪眼。从胶州湾到济南的胶济铁路原来是德国控制，但大量管理职位由中国人担任，日军占领胶济铁路以后，把这些中国员工也一起赶走，全部换成日本人，还发表声明，说胶济铁路是德国的财产，日本占领胶济铁路跟中国无关。
袁政府要求日军从山东撤军，日本方面就顺势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全面控制北洋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权力。经过讨价还价，袁世凯最终同意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保住了北洋政府的部分独立性，但把山东、东北、内蒙、福建等地的大量主权出卖给了日本。
袁世凯正式同意签订《中日民四条约》的时间是1915年5月9日。他在妥协投降的同时，宣布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以表示自己是万般无奈才投降的，以后一定下不为例奋发图强洗刷国耻。这个表演也是深得李鸿章真传。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发誓绝不踏上日本领土半步，后来出国考察需要在日本港口中转，换船的过程中让人在两条船中间架上木板，不到港口落地换乘，以免破坏自己的“誓言”。这种面子上的“爱国”表演丝毫没耽误李鸿章收受俄国五十万两银子出卖旅顺大连，以及跟德国签订一系列出卖山东主权的条约。这就是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了。
袁世凯真正所思所想的，并不是洗刷国耻，而是自己的权势。在宣布“国耻”之后仅仅过了七个月，1915年还没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宣布“登基称帝”。结果众叛亲离，只当了几十天的皇帝就被迫“退位”，并在一个月后死掉了。
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国就已经处于实际上的军阀割据状态。袁世凯在北洋军阀内部，也就是一个盟主，对南方军阀势力，更是鞭长莫及。不过依靠从列强那里借钱的能力，贿赂各地军阀，大家一起镇压革命，维持表面上的团结。等他一死，中央权威彻底崩溃，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各大军阀继续走找外国列强借款来壮大自身实力的道路，对外妥协投降，出卖国家利益，争当列强在中国殖民的代理人。对内则“涸泽而渔”，疯狂搜刮自己辖区内的财富来巩固实力。清政府还会为“祖宗三百年江山”做一些长远打算，军阀势力则根本不管不顾。
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引用四川地区的大军阀刘文辉的回忆，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军阀陈光藻说：“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民国24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
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
对这种现象，吴思分析说：“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军阀们没有中央政府管辖，其行为普遍无法无天。山东军阀张宗昌出身土匪，人称他为“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其姨太太有据可查者就有50多人，至于随时随地抢占之民女，更是数不胜数，连张本人也记不得她们的姓氏，只得给她们编号来记录。他还写了一首诗：“要问女人有几何，俺也不知多少个。昨天一孩喊俺爹，不知他娘是哪个？”其人挥霍无度，穷奢极欲，可以说是吃、喝、嫖，赌、抽大烟，五毒俱全。1927年，他在督署与几个妓女打牌，赌注是全年的教育经费（110万元）；有人向他缴了20万元之经费，他竟一夜输了个净光。这种人即使在官场一团漆黑的晚清，也绝不可能当上一省督抚，就算靠买官或贿赂做了一个中高级官员，也很快会因“贪酷”而被弹劾。但在军阀混战期间，由于他敢于无底线的勒索民间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软弱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把他免职。
军阀们的疯狂搜刮和他们自身素质的低下，进一步劣化了基层社会结构。
吴思在《潜规则》中讲了一个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村长变换的故事。他说，根据本地史料记录，“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
清末的捐税并不轻，士绅们的道德水准也肯定不像他们自己主持编写的乡县志书上写的那么高尚。但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相比，清末的底层人民生活已经是宛如天堂，清末士绅已经堪称圣贤了。
清政府这个反动政权必须推翻。但推翻之后，如何在殖民列强统治的世界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却成了一个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