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倒台之后十年、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回头去看辛亥革命,它不仅没有让中国从落后挨打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甚至也没有丝毫能扭转这种趋势的迹象,反而让中国变得更加衰弱、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为悲惨。“共和革命”的直接后果,不过是让中国从一个皇帝统治,变成了成百上千个土皇帝统治。革命党人错误的相信了西方列强的“民主制度”可以救中国,结果却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黑暗。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些迷信西方列强“民主思想”的人,面对这样惨痛的现实,还要坚持说,这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太浓厚了,不能适应先进的民主制度,所以出现“水土不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臆想。真正的问题是两个。
一个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过不是文化传统的问题,而是本节一开头就讲的,“共和革命”只推翻了清朝统治中国的两大反动阶级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弱小的一个,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反动阶级没有被推翻,还在台上继续掌权。这是根本。
另一个问题则是西方制度自身的问题。本书系第三卷已经讲过,西方近代的崛起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宪政体制,而是因为集权和战争。英国从封建体制转化为君主专制制度的这段时期,才是它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其建立全球殖民体系的关键时期。它击败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战争和第一次击败荷兰的战争,都发生在其建立君主立宪制之前的君主专制时期。近代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关键举措都是些消灭封建体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德国、法国的情况也都如此。这些国家通过集权政体的建设,才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投入到殖民征服战争和争霸战争中去。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崛起。中国在近代要突破殖民列强的全球体系,实现重新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也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集权政体,集中全国资源击败列强的军队并建立近代工业体系,才有可能。
英国在建立全球殖民霸权之后,才转型为了君主立宪政体,基于民众投票产生的国会和内阁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本书第三卷“海权帝国”一节中,已分析过。投票式民主并不是英国的首创,雅典和威尼斯共和国这些古老的海权国家,都是搞的投票式民主。这三个时期的代表性海权国家,都主要依靠海外殖民劫掠发迹。由于它们有大量来自于海外殖民地的财富,本国内部的生存资源争夺并不激烈。其本国底层人民,也可以从海外殖民带来的财富中获利,而无需向中国古代的农民一样,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养活自己和整个国家。在生存资源无忧的情况下,内部斗争——不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会相对缓和。也就不需要一个专制君主来决定资源分配,大多数问题用投票和开会的形式也能解决。这种民主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分赃式民主”,是强盗们为了和平分配劫掠而来的财富所建立的程序。
投票式民主能稳定存在的前提,是投票结果都可以被各大利益集团接受。这就要求投票决定的事务不关系到投票各方的生死存亡。就好像现在各大媒体的娱乐选秀节目,谁当冠军都死不了人,大家愉快的搞网络投票或手机投票,把它当成一种参与性很强的娱乐活动,不会为了争冠军而打起来甚至杀人放火。但是,如果投票决定的是不同集团和阶层的生死问题,比如一份食物只够十个人吃,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六个人投票说我们六个人吃全部,吃的饱饱的,你们四个人少数派饿死算了。这个投票结果就不可能被接受,另外四个人只能选择暴力反抗,再怎么讲民主精神也没用。
英国从君主专制国家走向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背景就是这样。专制时期,还没有建立海外殖民霸权,全体国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在国家内部分配生存资源。这个时候要组织国家资源打仗,不管是殖民战争还是争霸战争,就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国内生存资源分配问题。为了保证战争的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最佳的方案就是建立独裁君主制度。独裁君主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镇压人民反抗,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遏制贵族的贪欲,限制他们对人民的剥夺,并强迫贵族、地主、资本家这些有钱有权的阶层多出钱来支持战争。用独裁君主制代替封建制度,是英国从弱到强的关键。等到殖民战争和争霸战争打赢了,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殖民统治体系建立起来了,有众多海外殖民地可供掠夺,资源分配条件变得宽松。利益集团内部,不需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了;统治精英们富得流油的同时,底层人民的税负也不高、福利还不错。这种情况下,专制君主就成了一个累赘。大家就觉得还是民主好,独裁君主对贵族精英们管束的太严了、收的钱太多了,让精英们很不舒服,可以搞个科学的程序来做决策,各大利益集团选择自己的代表大家开个会各抒己见就挺好的。贵族、地主、资本家就联合起来把专制君主推翻了。决策程序慢一点没关系,吵架厉害一点没关系,不会耽误大事,利益集团之间也不会当真打起来,代议制民主就取代了独裁君主制·。
代议制民主这种看起来很文明的制度,稳定运行的基础,就是英国在非洲、印度、美洲建立了殖民总督的独裁体制,可以用暴力把这些地区的人民生存资源吃干榨尽。在殖民地,英国殖民者们是没有民主精神可言的,总督由宗主国委派而不可能由殖民地人民选举产生,他们对待殖民地人民,有的只是最野蛮和最纯粹的暴力,任何一点反抗都会遭遇无情的军事镇压。
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和近代社会,受生存资源分配的约束,代议制民主制注定只能在殖民宗主国作为一种“政治奢侈品”稳定存在。那些不能从海外殖民地掠夺资源的国家,如果模仿宗主国的这种体制,就会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因为这些国家生存资源的分配弹性非常小,靠投票和开会无法解决分配问题。利益集团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很容易就会因为分配问题谈不拢而爆发战争。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就是军阀混战,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就是革命战争。战争胜利的一方,就会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以保障较长时间的内部统一和社会稳定。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准殖民地国家,不仅不能从海外殖民地攫取资源,反而被殖民列强大量“吸血”,生存资源分配条件比古代社会更加严峻。这种情况下,想学习宗主国搞投票式代议制民主,是一定会失败的。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和随之而来的底层革命战争——军阀们在中央政府搞民主宪政,在自己的地盘里搞比君主专制更糟糕的土匪政治。老百姓在军阀的统治下,过的比在专制君主统治下更惨,最后只能像秦末农民战争和元末农民战争一样,通过一场深刻的、广泛的阶级革命来改变这一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很多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还没有从经济上摆脱宗主国的殖民控制,就照搬宗主国的民主体制。结果就是长期积贫积弱,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势力割据,老百姓生活在类似于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状态。国家只在形式上建立民主政体,基层社会却由地方豪强甚至黑社会控制,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国防能力长期羸弱。
西方宗主国的民主制在中国注定失败,不是因为中国有“专制主义”传统,而是因为中国人民有革命传统。中国人民太勇于和善于反抗,统治阶级一旦分裂为诸多军阀,一方面贪欲失控、一方面四分五裂,就很容易被大规模人民革命各个击破。代议制民主,可以在印度稳定存在、可以在菲律宾稳定存在,但就是不能在中国稳定存在。因为这些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底层革命,地方豪强们可以在自己的地盘里愉快的鱼肉百姓,然后组成一个软弱无力的中央政权来粉饰太平,讨论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这种状态,在中国是不可能持久的。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英雄豪杰们,不会容忍这种状态长期存在。
古代和近代世界殖民宗主国的富裕和强大,是他们选择代议制民主的原因,就跟有钱人愿意花钱买豪华皮包、豪华汽车来享受一样。很多人搞错了因果关系,觉得代议制民主是殖民宗主国富裕强大的原因,这就跟穷人认为花钱买奢侈品是富人富裕的原因一样荒谬。像印度这种殖民地国家在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以后,也学着其宗主国搞代议制民主,结果就是永远为宗主国当经济上的附庸。也就像是穷人省吃俭用买几件高档服装穿上,去参加几次富豪们的豪华聚会,就以为自己可以变成富豪们的一员了。这是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他们越是这么干,就只会让自己变得更穷。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投票制民主制度下,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拼命承诺给选民提供福利,只要能当选,什么大话都敢说,免费医疗、高额养老金、免费住房、免费教育等等,都向发达国家看齐,上台后通过借债印钞出卖国有资产等各种方式给选民发钱发福利,为自己谋求连任,任期结束好处捞够了就拍屁股走人,但国家经济实力不允许,国家财政被搞破产,经济发展丧失动力。长期这么搞,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只会跟发达国家越拉越远。不顾生存资源和国家安全的弹性空间盲目学习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跟这种经济政策是差不多的意思。
这里面,英国衰落之后的新一代全球霸主——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君主专制。这是因为,它是一个白人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的政权,其政权性质从诞生初期就是宗主国政权而非殖民地政权。美国建国的最初十三个殖民州面积仅有80万平方公里,不到现在美国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它用了数十年的时间,从80万平方公里殖民扩张到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这个过程中,白人殖民者面对的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他们根本不需要组织起高效率的大规模正规军,只要少数人拿着先进的枪炮,就能去西部强占大片大片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其政权无需承担生存资源分配保障的责任——如果一个底层白人穷困潦倒,他只需要去西部杀几个印第安人并强占他们的土地就可以了,不用在十三个殖民州内部要求公平分配生存资源,更不会冒险搞革命。不管是底层白人,还是地主资本家,都不需要拥立一个专制君主来向对方下狠手。其内部风度翩翩的政治文明,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对他们土地的掠夺基础上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分赃式”民主。
等到白人殖民者们在北美洲的殖民扩张结束,生存资源瓜分完毕,“投票式民主”很快就失效了。国会投票要求限制奴隶制度扩张的决议被广泛采用奴隶耕作种植园的南方各州拒绝接受,矛盾只能用战争而非投票来解决。1861年初,南方各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独自成立美利坚联盟国。很快,文明的面纱被撕下,白人殖民者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内战[1]。南北两大利益集团互相厮杀,数十万士兵在战争中死亡,整个国家损失了百分之五的人口,南方地区城镇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总统和政府的权力也因此大幅度扩张。
南北战争在1864年打完了,清朝这边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刚好打完。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允许外国人将中国人口贩卖出国。随后,清廷又跟美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允许中国劳工自由前往美国。美国就利用这些条约,引进大量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给他们修铁路、搞基建。这种事情,美国白人殖民者不愿意干、吃不了这个苦,印第安人又被他们杀的所剩无几,黑人不具备足够的劳动技能,就靠着既吃苦耐劳又聪明能干的中国劳工给他们干成了。美国连接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是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铁路,被称为是“现代美国的骨架”,有80%的工程量都是中国劳工完成的,其中最艰难的中段1100公里,有95%的工程量是中国劳工完成的。数十万中国劳工的血汗,上万中国劳工的尸骨,为美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中国劳工搭建的基础设施骨架,美国继续深度开发其通过殖民扩张抢来的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生存资源无忧,再加上跟着自己的“血缘母国”英国在全世界享受殖民特权,又度过了安稳的五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总统和政府的权力都基本没有扩张。
可以说,离开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中国劳工的血汗以及全球近代殖民体系,美国的白人殖民者绝不可能有闲心在窗明几净的大楼中搞他们津津乐道的“民主政治”。在“对外殖民、对内民主”这一点上,美国与古希腊、威尼斯共和国、英国并无二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全球殖民体系的扩张到达极限,宗主国之间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战争来争夺资源。同时,美国内部的国土开发——在当时的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下——也接近成熟。内外两个扩张方向都遇到阻力,便在1930年代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出现了非强制重新分配资源不能解决的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强势总统罗斯福出现了,他主持出台了许多保护底层人民权利的法令,极大的扩张了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的范围。罗斯福本人也打破美国总统不能连任两次的宪法惯例,一口气当了四届总统,并在总统的位置上干到了老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代替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美元成了世界通用货币,站在了“新殖民体系”的顶尖。它通过金融掠夺的方式,以航母战斗群的全球投送能力为武力支撑,可以方便的从全球攫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包括农产品和能源,还包括人力资源。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的优秀人才在母国投入巨大资源对他们进行培养以后,大量前往经济更发达、生活条件更优越、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更有保障的美国,为其科技实力的提升贡献了重要力量。由于拥有金融和科技的双重优势,美国国内精英集团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缓和,总统权力也就随着弱化,政府权力不再扩张。总统不能连任超过两届的惯例被正式写入了宪法,强势总统尼克松被国会弹劾被迫辞职下台。最近的典型案例,就是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其中尤其严重的是46届总统大选结束以后,大量反对总统大选结果的民众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让美国长期自我吹嘘的“政治文明”大旗颜面扫地。这种骚乱就是国内分配矛盾尖锐到无法用投票式民主来协调解决的产物。但美国政府在骚乱发生后,迅速通过了上1.9万亿美元的福利方案,给交不起房租或水电费的家庭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并将失业救助金每个月再提高400美元,此外还有其它大量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救助和抗击疫情中去。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这些通过财政赤字新增发行的美元,相当于对全球财富征收了新一轮“铸币税”,可以凭空从全世界购买各种商品来满足其底层民众的生活需求。美国底层人民享受了全球经济抽血供应的福利之后,骚乱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民主秩序”再次恢复正常。实际上,仅2020年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联储就累计新增了5万亿美元投放到市场中“刺激经济”。这相当于日本的2020的GDP,超过了中国2020年的全部美元储备(3.2亿美元)。这些增发的美元,要由全世界为之买单。欧洲发达国家,虽然不能跟美国一样享有对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好处,但还在继续享受殖民宗主国的“红利”,在后殖民时代的国际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也能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只是压力比美国更大一些。而那些既不能享受“铸币税”好处、在国际分工中也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底层民众骚乱很容易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动荡,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投票式民主搞出来的政府被颠覆,要么代之以代表底层民众的“左派”集权政府,要么代之以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右派”集权政府。要不然,就是长期维持一种病殃殃的状态。
总之,在古代和近代技术条件下,稳定的代议制民主体制,是在国家富强之后才能享有的,是殖民宗主国的政治奢侈品。中国作为一个遭受近代列强殖民入侵的国家,在从落后到富强的过程中,如果模仿殖民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就注定会陷入社会动荡,无法实现富国强兵和民族复兴。“辛亥革命”仅满足于推翻皇帝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推翻满洲皇权以后,机械化的照搬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就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通过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形成有较大个人权威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建立一个集权化体制来实现国家独立和工业化追赶,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在完成了这些任务以后,随着国家的富强、安全环境的改善,生存资源分配的弹性空间增大,政治决策权的集中度逐步下降,决策民主程度提升,经济资源分配权不断分散,经济结构多元化,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内贫富差距和官僚体系清廉度的变化、科学技术进步速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会出现结构化的波动。这种波动跟其他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样,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一方面需要不断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经验,一方面又要不断自我探索创新,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最完美的、永不需要改进的制度出现。
(第四卷正文完)
[1]一些迷信英美式民主体制的人宣称,“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因为民主政体是建立在理性协商基础上的,无论什么矛盾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协商沟通解决。战争都是“独裁国家”搞出来的。但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都是完全按照美国宪法组织起来的“美式民主政权”。“美利坚联盟国”的总统和国会选举方式跟“美利坚合众国”完全一样。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仅爆发了战争,而且是长时间、大规模的惨烈战争,最终以一方的武力压制而结束。这场战争的爆发,就是美式民主制度下,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商失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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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本书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讲起,第一卷主讲明中期以前的中华帝国史,第二卷主讲明朝中后期和明朝灭亡的历史,第三卷主讲清朝中前期的历史,第四卷为近代史,全部内容在公众号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