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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政治经验丰富，懂得满汉统治同盟稳固的重要性，“新政”的旗号喊得响，实际上除了练兵以外没干啥实事。她重用袁世凯充当满汉斗争的缓冲，先让他当直隶总督，又于1907年提拔为军机大臣。袁世凯对北洋军的控制能力远远比不上李鸿章对淮军的控制力。李鸿章的淮军是其一手建立并一路血战杀出来的队伍，袁世凯的武卫军和北洋军都是清廷支持下训练出来的，也没有打过硬仗，要想用来造反推翻清廷，袁世凯的个人权威远远达不到。让袁世凯这个李鸿章的继承人在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的位置上高谈变法，满洲的控制力不至于削弱，汉人官僚士绅们也不会着急夺权。这是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
在1900年到1908年的这八九年间，袁世凯愉快的扮演着清廷与地方官僚士绅们的“调节人”角色，不断把地方的变法意见上达清廷，又不断的督促地方督抚们将加强清廷集权的”新政”思路落实执行。他本人既代表清廷，又代表汉人督抚，高举“学习西方”的大旗，俨然成了新政旗手。这跟直隶总督时期的李鸿章担当“洋务运动”旗手的作用十分相似。这一时期首席军机大臣是奕劻，他搞政治唯一的乐趣就是收钱，而袁世凯最擅长的政治手段就是送钱。两人一进一出、相得益彰，共同打压那些不想收钱或送钱的政治对手，把满汉关系搞的相当融洽。慈禧和地方官僚士绅都对袁世凯和奕劻的组合表现颇为满意。
在这期间，汉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健康的力量曾经组织过一轮反攻，带头人是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军机大臣瞿鸿禨。
瞿鸿禨是朝廷清流派的新一代领袖。清流这一脉一直没有断，总会在军机处占一个职位。岑春煊则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冒出来的英雄人物。在各地搞“东南互保”拒绝服从中央的时候，岑春煊以甘肃布政使的身份坚决带兵“勤王”，在半路遇到往西安逃难的慈禧，一路护送。慈禧对其忠心相当满意，此后就一路提拔为两广总督。瞿鸿禨和岑春煊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清廉刚直，特别是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力惩办贪官污吏，得了一个外号叫做“官屠”，跟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在两广总督任上获得“官场佛子”的外号形成鲜明对比。这两个晚清最后的改革派清官彼此惺惺相惜，结成政治同盟，决心扳倒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
瞿、岑与庆、袁之间的斗争，是比较纯粹的清正廉洁和贪腐无耻两条路线的斗争，跟搞不搞学习西方没有关系。岑春煊是维新派出身，因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积极建言而被提拔为广州布政使，跟反对维新的两广总督谭钟麟互相上奏弹劾，成为戊戌变法期间的一大政治焦点。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贬为甘肃布政使。瞿、岑二人的合作，是戊戌变法期间清流与维新派合作的延续。他们所主张的改革路线是：在学习西方政体之前，必需先肃清吏治，打造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僚队伍，然后才能去搞维新变法，用现在的人马和风气去搞改革，啥改革都是扯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要推行这个路线，显然必需搞掉袁世凯和奕劻这两个当朝最大的贪官。但这条路线根本行不通，因为“庆袁路线”背后的总后台就是慈禧本人。瞿、岑联手挖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很多贪污腐败的“黑材料”，向慈禧弹劾，制造了一些舆论风波，但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因为慈禧对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介意，所谓“变法维新”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关键还是要对清王朝和慈禧本人忠诚。她之所以容忍岑春煊的反贪行动，是因为她认定带兵勤王的岑春煊对她本人绝对忠诚而非支持其政治路线。
奕劻和袁世凯才是真正懂得慈禧心思的人物。他们挖掘或编造了一些岑春煊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持密切关系的材料交给慈禧，又拿钱贿赂瞿鸿禨的门生弹劾瞿鸿禨跟外国势力勾结泄露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慈禧很快就决定让岑春煊和瞿鸿禨走人了。这次健康力量的最后反击也就草草收场。（本节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