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7月4日在三联书店的读书分享会演讲整理修订）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新书《人工智能、5G与物联网时代的中国产业革命》发布会。它跟我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样，是一本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读物。
《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出版于2012年。那个时候我就认为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一点在10年前赞同我的人很少，甚至在两三年前赞同我的也不多。现在可能多一点了。
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搞贸易战。当时国内很有一批人，高唱失败论甚至投降论，掀起了一股中国崩溃论的新高潮，吹嘘什么特朗普要戳破中国经济虚假增长的面纱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以前的经济高速增长，不过是用了西方国家提供的技术和资本，跟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生产低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赚外汇换来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他们建立的全球化贸易体系给我们的“恩赐”。结果中国人竟然不懂得知恩图报，反而出现了一大批“小粉红”、“厉害了我的国”，鼓吹中国崛起，甚至连“人类文明的灯塔”美利坚都敢不放在眼里。原本慷慨大度的美国精英们被“小粉红”的傲慢无知激怒了，要“收回”对中国的“恩赐”，不准中国再向全世界倾销廉价产品，中国经济肯定完蛋。他们给的“应对方案”很简单：干掉“小粉红”，跪求美国精英原谅中国人的无知，给我们的廉价产品留条活路。
相信在座的各位，对当时的这股舆论热潮都还记忆犹新。为了反击这些论调，我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文：《不必担心贸易战，因为中国将取得胜利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说贸易战中国一定会取胜，而且会毫无悬念的大获全胜。文章发表后，点击率很高，支持的人很多，骂的人也不少。不仅是公知买办，很多立场比较中立的朋友也不能接受，觉得我太乐观了。
过了三年了，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文中的预言已经成为了现实。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不仅没把中国经济搞下去，反到把他自己搞下台去了。特朗普加的关税现在也没有降下来，还在关税之外又增加了科技封锁，世界经济还遭受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却依然持续高速增长，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额和贸易顺差都还在继续增长。刚开始，还有一些嘴硬的，说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长是因为美国人赶在关税上升之前“囤货”，感恩节囤货，感恩节囤完了圣诞节囤，圣诞节囤完了元旦节囤，结果囤了三年还囤个没完，而且越囤越多。
为什么我在十年前就坚定不移的看好中国，为什么在贸易战最风声鹤唳的时刻我敢坚决站出来说中国将毫不费力的大获全胜？基础的分析逻辑，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面都已经讲过了。这本书出了十年了，新版今年也马上出来了。《崛起》主要是宏观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和产业结构的问题涉猎不多。《产业革命》创新的内容，一是跟前沿科技结合起来看中国经济，还有就是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产业竞争力。
受西方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崛起，走的是一条“劳动力红利”的道路。所谓“劳动力红利”的意思，就是中国特别穷、穷人特别多，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廉价剩余农村劳动力。通过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沿海来，发展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赚取外汇，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的核心优势就是土地便宜、劳动力便宜，靠卖廉价货挣点辛苦钱。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中国经济，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封锁，中国肯定被搞得死死的。因为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全世界哪个地方没有？发展中国家，印度、非洲、南美洲……到处都是大把大把的。这些东西并不稀缺，而美国的科技和资本是稀缺的，所以人家不要你的产品，要把你抛弃了，要跟你打贸易战了，把产业转移到印度越南去了，那你不就完蛋了吗？
用这种老掉牙的的思路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成就，结论一定会出现严重错误。产业的发展、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绝对不是发展经济学分析的土地加劳动力加资本加技术的四要素然后缺什么补什么那么简单。这个框架过于简化。产业发展涉及到的具体要素太多了。比如，最近台积电这个事。它原本计划把28纳米芯片生产线放到南京来。有人说不应该让它建，会跟国产芯片抢市场。但也有很多人觉得人家28纳米先进技术放到南京来，那是给我们造福啊。我们不就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吗？人家28纳米生产线来了之后，帮你培养人才，带来先进的技术，还给你生产紧缺的高级芯片，简直就是圣诞老人。你为什么还不乐意？你有什么资格不乐意？
持这种说法的人，对中国产业优势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产业发展是靠廉价劳动力的土地就能支撑的起来的吗？显然不是。全世界那么多地方包括美国都欢迎甚至邀请它去投资，哪个地方都不缺土地和劳动力，为什么它要到大陆来？
先说最近的一条：疫情。全世界的新冠疫情已经持续很久了，很多地方的制造业都无法正常开工，产能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中国把疫情控制住了，制造业能够跟疫情之前一样的满负荷运转。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土地便宜，劳动力便宜吗？不是。是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高效最完整最强大的社会组织系统，所以能够保证在天灾人祸，不管是疫情、地震、洪水，各种你能想象的困难面前，能够保证社会稳定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很喜欢玩尼康的单反，它把相机生产线从中国搬到了泰国，结果2011年泰国水灾，厂房给淹了，破坏严重无力重建，直接宣布无限期停产了。像这种损失，得多少劳动力成本才能补回来？
再有一条，基础设施。芯片制造是高耗能产业，越是顶级的芯片制造，能耗越是惊人。台积电一年耗电143亿度，而台湾地区每年总的发电量也才2400亿度。制造5纳米以下芯片的最新EUV光刻机，能量转化效率非常低，需要输入1250千瓦时的电力才能维持运转，而输出功率只有250瓦，能量转换率只有万分之二。台积电在台湾建设的3纳米工厂，预计一年就要消耗70亿度电。过去五年，全台湾增长的电量，其中三分之一都被台积电给消耗了。按照这种发展速度，台湾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根本没法支撑，今年已经多次出现大停电，电力不够用了。这还不仅是发电量的问题，还有电网安全的问题。美国的电网也不行，老化严重，动不动就大停电，甚至因为电网短路引发山林大火。台积电要想一边发展最先进的制程，一边还想低价批量制造28纳米的芯片来跟中芯国际等追赶者竞争，它就必须在台湾以外的地区扩产。而放眼全世界，供电能力最可靠的，显然是中国大陆。再考虑到在疫情时期可以全产业链持续开工的能力、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理工科人才培养能力和最大规模的芯片市场，这才是它把28纳米放到南京的原因。如果放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一定是成本暴涨，产品丧失竞争力，无力跟中芯国际等竞争。富士康到美国建生产线，建了多少年了，还没建起来。台积电两年前就宣布要到美国投资建高等级芯片生产线，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它哪年哪月才能真正投产，反正我是不相信它能按照之前宣传的时间建成。
说到底，我们该不该同意台积电在南京建28纳米生产线？我的看法是，同不同意都可以。我认为最优的方案是不给它建，把稀缺的资源拿来支持我们自己的芯片生产线效果更好。它真的来投产了，也并不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一条生产线也不可能就此打垮中国的芯片产业。但是有一点，不管它建还是不建，不管是我们不让它建还是美国不想让它建，我们自己都应该有个基本的立场：绝不能认为我们需要求着台积电来建，需要我们用“超国民待遇”廉价出售我们的土地能源等方式让它来建。就算来建，也绝不是我们欠了台积电的“人情”，是什么高科技资本到我们这来帮我们培养人才、普及技术。28纳米的技术我们已经掌握了。不管多高的科技，到中国来投资建设，都不是我们欠你的。他们不是来做慈善的，不是想帮助中国的发展，而是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水平、社会稳定程度、产业链协作能力等等，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性价比最高的。你不来，你的成本就会上升、利润下降、市场占有率就会被其它在这里投资的竞争者抢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跟美国、跟西方发达国家、跟全世界的关系都是如此，彼此之间是这样一种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中国不欠任何国家的，不能单方面说西方给我们送来了市场经济和高科技，帮助了中国的发展；还有另外一方面，即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市场、一套可靠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培养了一大批高中低各中学历的人才，创造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才保证了美国和西方世界几十年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他们的基本生活物资中能够不涨价，底层老百姓能享受低成本的生活。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高科技人员才能够拿着高工资天天研究高科技。而且很大比例的西方科技研发人员也是中国人，是中国一流的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和西方世界是一个互相支持的关系，不存在谁欠谁的问题。西方的资本来中国投资是为了赚钱也确实赚到了大钱，西方的科技产品卖到中国来也是为了赚钱，是他们觉得利润足够了才卖的。
中国的芯片产业高度依赖外国产的光刻机。但它不是西方搞慈善捐赠给中国的，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我们支付出去的钱，不是废纸，西方国家拿来是有用的，可以拿到中国来换取各种物美价廉的必需工业品，这些工业品为西方世界物价平稳、社会稳定、民生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点也不比光刻机在中国做出的贡献小。这是一种等价交换。中国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中国人自己奋斗出来的，有一些是自产自销，有一些是用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产品去跟外部世界交换符合他们比较优势的产品，从根源上都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这次贸易战的一个意外的后果是什么？不是中国不行了，反而是美国经济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大通胀。由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社会稳定程度、劳动者素质等综合产业发展基础全世界独一无二，因此中国的许多工业品都在全世界其它地方找不到替代品，就算有替代品生产成本也高出许多。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关税以后，中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量没有下降、价格也没有下降，关税全部或者绝大部分都给加到了出口价格中去，体现为了美国国内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大涨价，直接影响了它的社会稳定。
这是我们理解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力优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这个思维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够把产业理解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给我们灌输的简单粗暴的套路——技术、劳动力、土地、资本四大要素组合起来就出现了产品。产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除了四大要素以外还有很多很具体条件需要满足，这四大要素本身也有许多的特点，好吃懒做的文盲劳动力和吃苦耐劳、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劳动力就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条件综合来看，在全世界没有比中国更好更完善的这个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通过革命战争几千万人牺牲加建国后几十年几亿人的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其他国家模仿照搬过去，摊开了让他们抄作业也抄不对。很多东西不去专门的深入去看一个产业的细节，根本就不知道。我举一个例子，鱼子酱产业。
以前中国人是不吃鱼子酱的，21世纪以前，中国就没有鱼子酱生产，整个市场都是外国鱼子酱。但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生产鱼子酱，用不到十年时间就从无到有，占据了70%以上全球市场份额，而且是高中低端的全都占领了，许多欧美航空公司用的高端的鱼子酱都是中国生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个事情的起源是1997年水利部下边水科院的科研人员搞出了一个技术专利——淡水鲟鱼养殖技术。鱼子酱就是鲟鱼籽，鲟鱼以前不能在淡水中人工养殖，直到1997年的这个技术突破。水科院的科研人员把技术搞出来以后，就由水科院科研处的副处长叫王斌的辞职下海，来到浙江的千岛湖，成立了一家杭州千岛湖鲟龙科技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把这项技术成果转化出来。这家公司由水科院占12%的股份，再由千岛湖所在的淳安县政府旗下的地方投资公司投资，占10%的股份，王斌自己占大约10%的股份，又拉了一堆国内外的风险投资人和供应链上的企业大家一起来投资。经过几年的培育，2006年第一批中国千岛湖产的鲟鱼鱼子酱上市，开始占领鱼子酱市场。同时又把淡水养殖技术就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物美价廉的中国鱼子酱迅速冲击国际市场，很快就占据了超过70%的全球市场。
现在中国最大的鱼子酱产地在哪里？已经不在浙江了，而是在四川。最大的鱼子酱企业也不是鲟龙科技，而是四川的一家民营企业。它的老板他毕业于大连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
鱼子酱产业发展的故事，看起来很魔幻，为什么国外几百年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国说占领就占领了？首先，要有技术人员要能够研发出来鲟鱼的淡水养殖技术。水科院是国家顶级的水利水电技术研究机构，水产养殖只是它下面一个很小的分支部门，但都是国家财政全额拨付养着的，一大堆专业研究员天天搞研究，成立于1958年，迄今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技术积累、人才实力都非常雄厚。
其次，鱼子酱淡水养殖需要有非常独特的资源——冷水资源。鲟鱼是冷水鱼，无法在超过20度的水中生存。这就有需要大面积的深水水库，像千岛湖就比较合适。但我国最大的冷水资源聚集地并不在浙江，而是在四川。所以千岛湖技术转化成功以后，这个产业的主要聚集地很快就转移到了四川。而四川的冷水资源是哪里来？从建国以来一直到2017年，全国共修了九万多个水库，其中有七万多个水库是改革开放之前修的，其中四川就修了8000多个水库，前三名的水库中鲁班湖、三岔湖都是改革开放之前修的。浙江的千岛湖，也不是一个天然湖泊，它原名叫新安江水库，是1957年到1960年大跃进期间，集中上万工人战严寒、斗酷暑，奋战3年，建设完成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中国能够占70%以上的鱼子酱市场。比较独特的有两条，一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冷水资源，又有成熟的水产科学研究体系。光有水不行，必须建成水库；光有人不行，必须是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才。如果只为了养鲟鱼来建那么多大中型水库，培养那么多科研人员，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建国以来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为了满足抗洪减灾、灌溉发电等各种综合需求，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建设的时候不仅不是为某个产业考虑，甚至也不仅是为了自己一代人考虑，是为了几十年好几代人的整体利益考虑。全国各地建了大大小小这么多水库，才让中国拥有了最好的可用于鲟鱼养殖的冷水资源。所以鱼子酱产业有没有可能转移到外国去？基本不可能，转移不过去。外国有土地有水也有劳动力，但他们能够动员这么多人来在全国建这么大量的水库吗？不行的。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长远规划能力，很少有国家可以做到。
此外，四川最大鱼子酱企业老板是大连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毕业。大连海洋大学成立于哪一年？1952年。也是我们基础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来的。所以别看鲟鱼养殖这么小的一个产业，都跟国家整体组织能力和创新体系建设的密不可分。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能够学中国能够把这个产业从中国拿走，它需要的不是土地和劳动力，需要的是整个一套产业发展支撑体系。
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也讲过很多次，一次性打火机。一次性打火机是是靠中国的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一个打火机，我们现在的物价涨到这个程度了，应该还是卖一块钱。它真正的生产成本也就一两毛钱。这个东西劳动力便宜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打火机的燃气、塑料、小铁片都必须要非常便宜才行。而怎么样才能非常便宜？那就必须要有一套钢铁化工体系。一次性打火机的塑料、燃气、铁片自于什么地方？来自化工厂和钢铁厂的边角料。这些边角料，大型的化工厂和钢铁厂直接是当废品拿出来卖的，价格极其便宜，这种情况下才能够以极低的价格生产一次性打火机。所以早在二十年前，中国生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就能够占领全球80%的市场，靠什么？不仅仅是靠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还有就是我们拥有一套完整的重化工业体系。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仅仅为了生产一次性打火机，就建一套重化工体系，成本根本负担不起。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民用轻工业为什么能够高速发展？除了搞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很核心的一点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花大力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化工业体系。有了重化工业体系，可以给民用轻工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别看一次性打火机构造那么简单，你要想转移到非洲去行不行？难度很大，不是我们不想转移，我们现在很想转移，关键是非洲目前的许多基础条件还达不到。我们在非洲，手把手的教当地人搞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除了投资建生产线，还得援助他们修建铁路、修建港口，把中国的化工原材料能低成本的运输过去，不仅要培训工人，传授他们技术，还要帮他们培训警察、军队、法官、公务员。必须建成一个从社会治安到交通运输到原材料供应的一整套系统，不然它们连一次性打火机都没法好好生产。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产业很难转移到别的发展中国家去而很多发达国家的高利润产业一旦在中国发展起来很快就给搞到“白菜价”？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种体系性的优势，不是某一种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要落到具体产业的这个深度来看，才知道里边有多少特殊比较优势是很难被别其它国家学走的。一个很小的优势不动，整个产业就转移不出去。而产业千千万万、需要利用的具体比较优势多如牛毛，产业链之间还彼此联动，上下游不走某个环节单独走、产业集群不走某个工厂想要单独走，基本不可能，真出去了就只有成本暴涨或质量暴跌一条路。美国要想加点关税就打击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今天我这本书重点讲的是人工智能、5g这些前沿科技产业，其实思路也一样。5G是中国目前世界领先的产业，代表性巨头就是华为。介绍华为历史、分析华为管理模式的书一堆一堆、一摞一摞的。但我一直主张跳出华为看华为，把它放到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去分析，而不是研究任正非个人能力多强、关键战略决策多么英明。华为的成长，主要也是中国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成功。
华为的创业史上有一个很经典的传说。
1993年，任正非下决心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把公司的所有的钱拿来都不够了，因为他之前研发纵横制交换机花了太多的钱，结果研发出来卖不出去，必须上数字式交换机。于是就借高利贷搞研发。在研发会上，他跟大家说：如果研发不成功，你们可以去找别的工作，我就只能从楼上跳下去。
今天讲这个故事，大家都很佩服任正非的魄力和勇气。但如果能跳出华为看华为，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我在《崛起》中提出一个观点：企业家不是赌徒，不是靠冒险挣钱，而是靠控制风险或者说是把别人眼中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来挣钱。做任何事情，如果被逼到最后拿自己的命来搏一把，失败了我就去跳楼，成功了老子就飞黄腾达，这绝不是什么值得学习的成功经验，这是赌徒的做法，而赌徒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背后的庄家搞得家破人亡。庄家挣的钱，才是真的凭本事赚钱，赌徒靠赌一把偶尔能挣钱，最终一定亏得精光。
任正非不是赌徒，他敢把所有的钱拿出来甚至借高利贷来去研发数字交换机是有充分把握的。这个把握来自哪里？就是当时中国国内已经研发出来了数字程控交换机，而且还不止一家。早在1986年，也就是任正非研发数字交换机七年前，邮电部就已经研发出来了中国首台数字式的2000门程控交换机。1991年， 38岁的解放军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发了中国首台的万门程控交换机；同一年，邮电部第十研究所，也研发出了万门机。1992年深圳的另一家企业中兴通讯也成功研发出来了2000门的程控交换机。而且邮电部十所1991年研发万门机成功以后，就在西安举办培训班，公开培训程控交换机的相关技术。全国各地的企业，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免费去学，手把手的教、包教包会还不收钱，也没有专利费，为的就是推广技术。
当时，华为不仅派人去参加邮电部10所举办的培训班，还大量从培训班上挖人。去参加培训班的都是业界精英，不仅学生，连培训班的老师也都给挖到华为去了。所以他这个数字程控交换机有可能研发不出来吗？可能性不大。只要任正非没有看走眼，研发人员不磨洋工，它就肯定能研发出来。他说跳楼是为了鼓舞士气，不是当真觉得自己会去跳楼。因此，华为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发的成功，关键不在华为，而在华为之外，在于有一整套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支撑它。任正非合理的用好了这些外部资源，做成了一番大事业，值得学习，重点学习他的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战略眼光，而不是学他逼急了就借高利贷赌一把。
华为起家是1993年之前，靠卖香港的HAX交换机积累了资本和市场，后来它开始组装自己的小型交换机。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段历史。它组装的交换机，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既然是进口香港的机器，那肯定是把香港的机器拆了之后，学会怎么组装，自己就来组装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单纯靠研究香港的机器，以华为当时的规模、那么几个人，不可能组装出来交换机。它的自有品牌交换机，是当时在珠海有一家小型的、邮电部下属的国有通讯企业，可以生产跟香港HAX差不多水平的小型交换机。华为直接把国产交换机买回来，换个壳子在市场上去卖，用来替换香港的HAX机器。然后，再直接从珠海的国企买一些核心零部件，自己设计一个外壳，改成华为的牌子开卖。这就是华为自己卖的第一代小型程控交换机。卖着卖着，华为自己能替换的零件越来越多，最后才把小型交换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华为产。香港企业有知识产权意识，不会大批量的卖零配件给代理商。只有国有企业不“懂事”，任由华为大批量的买零件，还顺便挖墙脚挖走了一批技术人员。等到这家国企醒悟过来，拒绝大批量给华为提供核心零件，已经晚了，华为的品牌和研发队伍都建起来了。
所以，华为能够从进口代理变成自己组装生产，一直到研发自己的数字程控交换机，整个过程全都离不开中国本土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这一套体系的支持。它的人才、它的技术来源、它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国有经济体系提供给它的。
今天，华为在通讯领域有两个世界领先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是在芯片，海思的芯片，一个是它的光传输技术。这两个核心技术源头从哪里来？
华为刚开始搞芯片研发，有两个关键的领军人物。一个是徐宏伟，东南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参加邮电部十所培训班被华为挖过来的。第二个领军人物叫李征，是无锡华晶研究院出来的。无锡华晶前身是国营电子工业部742厂，长期承担国家半导体产品的生产任务。20世纪90年代，国家以无锡华晶为核心搞了一个908工程。这是改革开放后首个国家级的半导体项目，投入大量资金搞芯片专项攻关。这个项目后来失败了，因为国外的芯片技术进步很快，立项的时候参数很先进的芯片，做出来的时候已经落后了，没有市场卖不出去。但项目投资也没有白花，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芯片技术人才。无锡华晶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黄埔军校”，后来许许多多的中国半导体产业领军人物都是无锡华晶908工程培养出来的。其中，李征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代表，他在无锡华晶工作、908工程期间被派往美国学习芯片设计，然后被挖到华为。那个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没有知识产权观念，技术是跟着人走的，技术人员从研发机构进入企业、从国有企业进入民营企业，是国家尖端技术扩散的重要方式。
第二个，光传输技术。华为1993年的时候，要自己研究全数字同步传输技术，这个技术当时国外巨头都没搞出来，还在搞半数字同步。华为搞全数字同步的技术来源于成都的邮电部第5研究所。1991年，所长邬贺铨研究出了世界领先的SDH155/622Mbps设备样机。邬贺铨出生于1943年，1964年毕业于武汉邮电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小学开始一路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现在已经是院士了。华为就把邬贺铨团队的吴宏强给挖过来了，让他当光传输项目的负责人。国家研发的技术，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扩散到华为，由任正非这个管理战略大师带着一帮技术天才对这些技术进行整合，才有了今天的华为在光传输领域的领先地位。
除了技术以外，华为在中国的销售，它的市场空间从哪里来？中国是有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但是13亿人口的大国不等于13亿的庞大电信消费市场。没有基础通讯网络，十三亿人的通讯消费能力就等于0。这个市场怎么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初期，邮电部组织了一个叫“八横八纵”的通讯网络建设工程，上万人的施工队伍，用了数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贯通全国的通讯网络。为了修建这个网络，还有很多人牺牲了，特别是在高寒高海拔地区，有些地方连军队都动用了。这才让中国的13亿人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单一电信市场。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华为的成功，也没有今天的中国5G产业的领先。
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建立3G标准的时候，中国就是依靠“八横八纵”的通讯市场，利用美国和欧洲的矛盾来搞了一个我们自己的3G标准。
2G时代欧洲比较强势，想要统一全世界的3G标准，说3G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欧洲的3G标准。美国不干，但它力量不足，一定要拉上中国来帮忙，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单一电信市场，发言权很大。中国代表就跟美国代表说：我可以支持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也得支持我，我也要搞一个3G标准，中国自己的3G标准。
美国人没意见。为什么没意见？因为中国基础太弱，中国在1G和2G时代都没有自己的标准，新的3G标准缺乏市场实践纯粹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在美国人看来无非的某些官员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搞出来的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不可能对美欧形成威胁。所以美国人马上就同意了，然后中美联合在3G会议上推翻了欧洲的3G霸权，搞出来了三个标准：欧洲、美国、中国各一个。中国的标准是最弱的，啥都没有，但是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搞，建了一个中国的3G技术联盟，由大唐电信来主导。
大唐电信是哪来的？大唐电信就是邮电部电信研究院改制改出来的，由大唐电信把它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几乎是无偿的手把手的传授给了联盟内的企业。华为就是联盟中的一个企业。中国自己的3G标准，外国企业都不搞，苹果手机1代到5代都不支持中国的3G标准。这对华为等国内通讯设备企业来说，就相当于白给你一套技术，再白给你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你自己想办法去赚钱。
华为拿着大唐电信的技术标准，在中国的3G市场赚了大钱。大唐电信也生产3G设备，跟华为有竞争关系，因为它是新成立的国有企业，虽然有技术，但是它的产品质量细节不行、售后服务不到位、技术迭代速度太慢等等问题一大堆，在跟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竞争当中，它就失败了，被淘汰了。
这个结局我们也要分两方面来想，大唐在经营当中确实没有竞争过华为和中兴，但它为这个市场的启动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促进了中国3G标准从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技术成果无偿拿出来跟华为中兴分享，然后被华为中兴给击垮了。它做出贡献之后自己衰落了，失败的教训需要总结，也要实事求是的肯定它的贡献。
大唐虽然失败了，但电信领域成功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中兴通讯是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成的，算是半个国企。真正成功且发挥关键作用的国有企业主要还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这三大运营商。国有企业在这种全局性的基础设施运营方面还是有优势，能够不计成本的建设通讯网络并进行大规模运营。这套网络的建设过程，本身就是华为公司成长壮大过程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稳定运营，也是华为手机和海思芯片能够成长的最重要的市场。在运营商背后，还有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等行政部门以及它们下属的许许多多研究院、大中院校等庞大的研发网络。这里面的故事太多，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要说中国产业发展是靠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起来的，真的是非常肤浅的认识。
中国5G产业能够领先世界，背后是一套我们的成功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支持。没有这一套体系，就不会有今天的华为，不会有今天的中兴通讯，不会有今天中国5G技术在全球的领先。不能光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华为领先了，就是华为牛、任正非牛，这样的视界就太狭窄了。
很多国家，想要学习中国经验，学习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化体制，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搞得好，搞了市场经济中国就崛起了。学习的时候只学习这个你能够学到中国经验吗？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最表面的东西，市场背后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搞市场经济容易，把背后这一套东西搞出来那就非常困难。美国一制裁、一加关税，中国的这些产业就会往国外转移吗？不可能的。不仅不转移，很多产业链还会加速往中国聚集，因为呆在其它地方容易被美国收拾，结果就是丢掉中国这个大市场、丢掉中国的产业发展机会。中国自己也会意识到很多产业环节不自己掌握不放心，开始更拼命的建设“内循环”产业体系。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有一个，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而那些不愿意跟中国合作共赢的国家，那些一门心思跟我们添堵的国家，就会逐渐走下坡路。只要你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和中国的产业运行体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你就会赞成这个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