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夏天， 20多岁的华君武瞒着家人，只身投奔延安。此前，他是上海的一名银行职员。后来，他成为中国著名的漫画家。在做决定之前，华君武听过不少诬蔑共产党的谣言，但一本书令他产生了很大转变——《西行漫记》，也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前往延安前，对中国共产党没什么认识，他来到中国供职的第一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政治立场还是倾向于国民党的。但是，在中国各地的采访，让斯诺对于国民党政府渐渐失望，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特别是绥远饥荒所带来的震惊，他写道：“在我们访问过的两个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横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力气挖沟的人也很困难。”

而当时中国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对于共产党的报道大部分是消极负面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但是，斯诺从宋庆龄等左翼人士那里听到的却是对中共的各种褒扬，也看到工人、农民、学生纷纷冒死加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斯诺决定去苏区得到答案。

不过，在出发之前，他的心中仍充满忐忑：“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放心的……”

二

1936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大力帮助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成为第一位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一到延安，斯诺就获得了周恩来“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的承诺。

斯诺听到当地老百姓把红军称为“我们的军队”，看到路过野杏林时，红军战士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口袋，可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里面的果子。

斯诺向战士详细了解长征的情况。当指战员向他讲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时，他听得入迷。他将长征称为“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斯诺不仅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等领袖或将领，对红军的了解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有个数据现在看来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比西北农民中的平均数更高。”而且，“所有的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有文化，虽然我遇见过几位军官，他们参加红军以前还不能认字写字”。

利用4个月时间，斯诺不但解开了心中的疑问、获得了一手材料，更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

三

1936年10月，斯诺结束访问回到北平家中，立即奋笔疾书。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

斯诺说：“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历史还有一个戏剧性的细节。斯诺此书的原名是《Red star in China》，因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发行后轰动世界，西方舆论高度评价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前面提到的华君武、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都是其中之一。

1937年11月，斯诺到上海会见了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国朋友，并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赠送给胡愈之。胡愈之看完书，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

当时国民党对出版中共情况的红色书籍查得很严，轻则停业整顿、罚以巨款，重则抓人坐牢、出版社关门，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公开出版此书。胡愈之和大家商量，还是自己办个出版社，社名叫复社，社址就设在胡愈之家里。为了防止万一，书名没有用《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名，而是采用了比较含蓄的书名——《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的出版，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

斯诺虽然在战后离开了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新中国的成长并三次访问新中国。他给女儿起名 “西安”。斯诺逝世后，遵照其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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