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保卫战是我军战史上的一次较大的失利，也是林彪一生中最大的败仗。对于当时我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权威战史早有定论，也基本成为共识，那就是“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从全国战略出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决定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第四野战军战史》）。毛主席在1946年5月27日为中央起草的致各大战略区的电报中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在国军战略进攻阶段，我军要想死保一个要点，几乎都没有成功。不管是华东、华北、西北还是中原，经营多年的解放区首府和中心，甚至整块的解放区都丢过，何况四平是新区。实力较弱的我军只能以地盘换取对方兵力的削弱和分散，制造歼敌的战机。
但保存地盘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关系是相对的，因为地盘的丢失意味着人口、资源等战争潜力的丧失和削弱，所以我军也不能让地盘无休止地丢下去。而且有些关键地区是万万丢不得的，比如北满和胶东，延安丢了都可以，但它们不行。丢了就会失去稳固的后方和根本保障，解放战争也不会三年就取得胜利。
四平保卫战最大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使国民党军在占领长春、吉林后，无力进攻哈尔滨，赢得了东北地区4个月的休战局面，这就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争得了宝贵的时间”（《第四野战军战史》）。所以四平保卫战并不是全方位的失败，必须全面、辩证地来认识和评价它，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即使是四平保卫战在军事上失利，但在政治上、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上是有所得的。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不仅使全国人民都看清了谁在挑起内战，也使我军从上到下统一了思想，发现了自己的问题，理顺了东北的决策和指挥体制，为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减轻根据地的压力，削弱国统区的战争潜力，也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主要原因。当时华中、苏北、陕北等解放区的大部失守，华东我军主力不得不退入山东解放区，结果使根据地不堪重负，粟裕当时就说“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所以中野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华野则“七月分兵”，可以说是被迫以部分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当然代价也很大，尤其是中野。
在处理保卫地盘和消灭敌人的关系上，后来东北是做得相对不错的。虽然国军占领了东北的精华地区，但北满一直是比较稳固的后方，南满解放区也顽强生存下来并且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坚持南满，“南拉北打”，南北配合较好（三下四保）；我军各方面组织指挥得力，生存、发展能力强。客观上讲是因为东北地盘大，关内开始大打后，国军无法再大规模增兵东北，以至于机动兵力不足，有限的几次增兵就如同掉进了“无底洞”。东北国军从鼎盛到衰落，最后彻底失败，一直在走下坡路。
而四平保卫战就是在当时国共争夺东北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我军在对和与战前景的判断、处理保卫地盘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时出现了一些问题。
抗战胜利后人心思定，各方面都不愿意看到内战爆发，因此国民党尽管实力占优也不得不表面上顺应民意，开始与中共和谈。而中共作为实力弱小的一方，当时也真心希望能够在取得合法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和平。日后双方谈判破裂，被迫与国民党摊牌也是毛主席一生中最艰难的两次决策之一（另一次是抗美援朝）。但由于过去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中共也不愿意做出过大的让步，想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武装、控制尽可能大的地盘。
而美国由于担心国共内战会影响其在华利益，因此派遣马歇尔作为特使分别于1945年12月20日、46年4月18日两次来华，调停国共争端。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过第一次停战协议，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马歇尔第二次来华正值四平和本溪保卫战期间，双方都认为即将达成停战协议，“正是国共两党代表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进行到有可能迅速达成协议的紧要阶段，但国民党仍然企图夺占四平、长春、哈尔滨、吉林等更多地方。”（《第四野战军战史》）双方都认为和平将至，在四平和本溪这两个关键点，一方拼命想尽早攻占，另一方则寸土必争，想尽可能长时间守住，这也就是战史上说的“特定历史条件”，日后很多人指出我军在战略指导上的失当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在第一阶段，即使我军死守四平，和当面国军大打阵地战，国军仅凭最初投入四平方向的新1军和71军的两个师也已经无法夺取四平，至少还要迁延相当长的时间，这在前面介绍的大背景下很被动。1946年3月27日周恩来和张治中在重庆怡园还签订过一个关于东北的停战协定，但国民党没当回事，并从3月下旬开始向四平推进。打到4月27日时，双方都精疲力尽，陷入对峙状态。国军不得不两次推迟攻占四平的计划（4月2日、4月8日），只能采取慢慢蚕食的方式，四平始终可望而不可即。而且我军在四平以北的公主岭还有359旅作为预备队没有动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军在四平外围作战和城市保卫战的第一阶段已经相当成功。
也因此才有中央4月27日的那封著名的电报：“（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嘉奖。（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到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在此前的4月22日、26日和此后的4月28日、30日、5月1日又发来类似内容的电报，意图在四平和本溪两地坚守，“寸土必争”，以期在预期不远的和谈（4月29日的电报中称“东北停战协定可能于两三日内签字”）中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且对此十分有信心。
后来导致战局急转直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新6军在攻占本溪后北上投入四平方向的进攻。可以说我军对新6军的牵制和防御都不成功，这也是导致四平保卫战失利的直接原因。因此，四平和本溪具有内在的联系，包括攻取长春的决策，都直接影响四平，这就是本文论述的角度。
本溪保卫战前后进行过三次。前两次（4月1日至2日、4月7日至12日）均为我军胜利。第一次国军投入的兵力是52军25师，新6军14师42团，共4个团。第二次投入的兵力是52军25师，新6军14师41团、42团，60军182师545团，共6个团。而本溪我军仅主力部队就有3纵和4纵6个旅18个团，此外还有地方部队。因此，这两次国军进攻失利的主要原因就是投入兵力过少。而且本溪位于辽东山区，城市周围都是高山峻岭，易守难攻，国军的失利也就在所难免了。其中第二次国军损失较大，共伤亡3千余人，约占到三次进攻本溪全部损失的70%。
当然，看双方的真实实力上并不能只数番号。首先因为南满当时是新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有正统思想，支前工作组织得并不好，很多工作都得靠部队自己去做。偌大一个本溪，在保卫战之前也只动员了1.5万民工，为主力部队补充兵员只有区区300人（《解放战争时期辽东三地委》），和关内的老解放区每次大战役动辄组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民工支前是没法比的。比如苏中战役，参战民工就有14万人，在后方支前的民工近50万人，仅华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就有2万余人参军，其中补充主力部队8200余人。其次是当时双方部队的战斗力上有差距，第三是情报保障不力。这些问题在后面还有叙述。
抽调南满部队支援四平方向作战的预想，最早是在中央3月24日（一保本溪之前）致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等的电报中提出：“如顽军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及时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看得出中央的首要目标是保卫北满。而且此后不久我军两次本溪保卫战的胜利，国军投入的兵力不足，加之有利的地形，很有可能造成了中央、东北局乃至林彪的错觉：本溪方面的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并非国军进攻重点，因此才有了后来抽调部队支援四平方向的具体计划出台。
4月20日（二保本溪之后）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就有命令的口气：“（一）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交林直接指挥作战。”4月21日的电报中再次催促：“现在蒋军的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向北，并须兼程开进”。在4月26日（三保本溪打响前三天）给辽东军区的电报中甚至已经有了明显的责备意味：“我以两个战斗力不强的团，从18日死守四平至25日，已守了8天。如敌向你们进攻，未能在野战中粉碎其进攻时，你们应以有力之一部，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动，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停战时机已在不远。”在同日给林彪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也称：“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指示并没有充分考虑前两次进攻本溪国军投入兵力过少，而且新6军主力并没有动用这一因素。
中央在4月21日的电报中提到过新1军：“新1军是缅甸远征军蒋军主力，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将其各个击破。”林彪在4月29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道：“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1军又为其最强者，难于全部击溃或消灭。四平仍在我手，敌攻势受挫，但正在调防，准备作新的进攻。”但是他们都没有料到此后新6军的进攻更加犀利。
其实尽早集中兵力于四平打歼灭战本来就是林彪的一贯主张，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顺利实施。四平方向的我军形成了事实上的逐次增兵，包括北满打长春、哈尔滨的部队，以及从南满抽调的两个旅。
先说南满。林彪最早催调南满部队的电令要比后来部队实际开始调动要早很多天，之所以出现延误是因为那时候他名义上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只负责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前总）的指挥，甚至可以说他只能有效指挥四平方向的我军。他要想调动其他大军区的部队，往往要通过东北局和后方总部（都是彭真负责）甚至中央。毛主席此时已经察觉到林彪的尴尬处境，他4月23日给林彪的电报中专门问到这个问题：“你处的组织情形我不甚明了，总部机关似乎不和你在一起，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似尚无人负责。目前作战关系全局，我意以高岗代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肖劲光等亦率总部至前线协助你工作。”
经过林彪、中央和东北局的迭电催促，从4月20日起，南满3纵第7、8旅及保三旅第8、第9团相继离开本溪地区的驻地向预定的汇合地、乘车地——清源开进。先出发的7旅是4月20日离开驻地，23日就到了清源。而后出发的8旅（由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亲自指挥并随该旅行动）是4月26日（前述责备电）才动身离开驻地奉集堡，27日到达清源，拖后了整整4天。此间4月22日中央甚至直接给程世才、肖华、罗舜初来电：“速遵林彪令先调两个旅星夜兼程北上作战，愈快愈好。”4月27日两个旅在清源汇合后，一路经梅河口、西安，于4月29日车运到达四平以东的哈福地区。又过了5天（中央4月28日、30日电要求休整数日），于5月4日到达叶赫站、莲花街，5月5日开始按照林彪开辟四平之敌后第二战场的预先计划进攻四平以南的泉头车站，意图切断国军铁路交通线，从侧背威胁进攻四平的敌军。
但恰恰此间本溪方向的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4月中旬国军二战本溪失败后杜聿明由北平回到沈阳，在召开师以上军官的会议上提出让新6军北上加强进攻四平的力量。但廖耀湘却建议先攻下本溪，解除后顾之忧，再增援四平，并且预计可以在5天内攻占本溪，最后廖的建议被采纳（方哲岳《出关一年来的回忆》）。后来的事实证明，对国军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对结果的判断也很准确。这次国军动用的兵力为新6军14师、新22师，52军2师、25师，71军88师，共5个师8万余人，一下子比前两次动用的兵力总和还要多，而且新6军开始担任主攻。
4月29日三保本溪的战斗打响，这时3纵抽走的两个旅都已经到达了四平以东地区，已无回援本溪的可能。5月3日本溪即告失守（此时3纵7、8旅还在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休整），5月6日战斗全部结束（此时3纵7、8旅进攻泉头受挫，可以说二头都没顾上）。
5月8日新6军即开始北调，与3纵尤其是8旅的拖沓形成鲜明的对比，该军行动非常迅速，12日已进至开原，几乎未经休整就投入了进攻，13日突破了3纵的防御攻占了威远堡（新22师65团），16日击败359旅攻占叶赫站（新22师64团），18日击败3师7旅攻占塔子山，对四平我军形成了合围之势。这样一来，四平的失守就难以避免了。5月18日林彪不等中央回电，果断命令我军撤出战斗向北满西满等地转移。
新6军副军长刘建章日后回忆：“新6军数以百计战斗，除了辽西战役惨败外，所向无敌。”尽管实际上新6军在后期与东野部队交手已不占优势，攻不动和撤退已是常态，刘有吹牛之嫌，但至少在当时基本是事实。《雪白血红》中记载新6军甚至是在威远堡才阵亡第一个连长（14师师长龙天武在二战本溪时受伤）。攻克本溪后新6军只休整了两天就开始北调，一到四平就开始投入进攻，从侧面说明该军在夺取本溪时伤亡确实很小。
因此可以说南满我军的调动正好被国军打了一个“时间差”，3纵4月20日开始分批开拔，两个旅29日转进至四平以东地区，国军当天开始进攻本溪。
从中也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当时东北我军的情报工作不力，除辽东军区对当面敌情的变化有所察觉之外，中央、东北局和前总对国军的第三次进攻本溪的计划似乎都没有预判。
辽东军区在4月22日曾致电东总并报中央的电报中称：“敌可能抽三、四个师对本溪作新的大规模进攻，以我现有兵力对敌作战，只能求得迟滞敌人，并在运动防御中消灭部分敌人，但本溪难以确保。”而中央在4天后的26日给辽东军区的复电显然对此持不同看法（见前所述“责备”电）。5月1日，在3纵主力已到四平以东，三保本溪开打后，中央仍电示林彪：“必须在四平和本溪两处坚持奋战，争取有利于我之和平。”
辽东军区这封电报是在收到中央、东北局和林彪的几次催调电令之后发出的。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对当面国军的动向有所察觉，但对其规模仍然预计不足，更重要的是也没有提到新6军。4纵七个团于2月中旬在沙岭子围攻新6军新22师66团严重受挫，辽东军区应该认识到新6军的威胁，也许他们说“本溪难以确保”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在电报中明说。而且此时3纵7旅虽已动身北上，但程世才和8旅尚未行动。他们之所以滞后6天，这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在中央和东北局看来，本溪前两次打得较为轻松，很多部队甚至尚未投入战斗就获得了胜利，而且地形有利，现在国军只增加两个师，就说“本溪难以确保”，也未免有些危言耸听，所以中央才会在26日的复电中流露出责备的意味。
但可以看出，中央和东北局对国军第三次大规模进攻本溪的计划基本没有预判。如果当时他们能料到包括新6军在内的国军会在几天后就大举进攻本溪，根据中央5月1日的电报精神（四平、本溪都想守），3纵两个旅也许不会被抽调走。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对辽东军区4月22日电报（是给中央并报彭真）也不置可否。在四平也有过类似的例子，黄克诚屡次致电提议他都没有回复。日后才知道他当时有难言的苦衷：中央和东北局在四平和本溪的问题上始终在围绕“和谈将至、寸土必争上”做文章，迭电指示，他只能违心服从。
“林彪不想打这个仗。4月11日，林彪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把理由说得很清楚：‘在敌继续增兵和进攻的条件下，我固守四平、夺取长春、巩固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应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伤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可能夺取但难巩固的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黄克诚也不想打这个仗，为此他向林彪，向中央发过不进行四平保卫战的建议电”（《吴法宪回忆录》）。四平保卫战后，肖华、陈云等也都指出中央和东北局在战略指导上的重大失误，而赞同林彪的正确主张，甚至在林彪倒台之后，仍持同样观点。
林彪在4月11日的电报中还建议停止进攻长春，“将一切进攻长春的兵力之极大部分迅速南下向四平街前进，与西满部队汇合，求得我作战兵力之集中，以便作战。南满方面之行动，也应根据新的情况，采取以上方针，其主力亦须准备抽调上来（待本溪战役结束后），于此间汇合，组成大的野战军。”但没有被采纳。
与我军相反，国军对我军的行动倒是先知先觉，3纵主力刚到四平以南，还没开始动手，国军就已经知晓。52军195师5月4日开抵昌图，并得到准确的情报：泉头东北之苇子沟已到共军第7旅附炮4门，欲意破坏，随即于当日20时进抵泉头，并做好了迎战准备。于是3纵主力本来的奇袭变成了攻坚，受挫后不得不另寻机会和目标。
但在当时，因为后勤补给无法保障，这种外线作战难以持久。所以到了5月11日，3纵主力就不得不撤退至大桥山一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后来3纵两个旅的任务就是在威远堡阻击新6军，在阻击失利撤退后，日子愈发难过。程世才5月16日致电前总抱怨：“自10日至今连续进行七天作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夜，终日作战，转移做工事，甚疲劳。所携带各种子弹、炮弹已消耗尽了，地方对我支援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伤兵运不下”。所以有些人攻击林彪没有利用好援兵，最后又去摆防线，其实很多关键因素他们根本不愿去了解。据李作鹏回忆，当时我军的很多部队，一个战斗班如果有两个伤员，这个班就几乎失去战斗力了。为什么？抬担架就需要好几个人，而且要轮流来抬。
情报保障不力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东北国军拥有空中优势，3纵主力在从本溪向四平转进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被空中侦察到，这一点我军在考虑转进路线时就有所顾虑。二是当时东北的老百姓也的确不太支持配合我军（如前述本溪保卫战的支前力度和程世才向前总的抱怨），无论是情报还是后勤，相反倒有可能暗地支持国军。因此我军在东北的调动无法像在老解放区那样隐秘行踪。要么就是被特务、土匪探听到了，否则象我军番号、带了几门炮甚至想干什么这样的精准情报，光靠空中侦察是无法得知的。
以上就是四平和本溪保卫战，以及从本溪抽调部队增援四平的主要经过和历史背景。
看到这里很多人首先就会产生疑问：如果我军不抽调3纵主力去增援四平，或者8旅再“拖延”一段时间，本溪还会很快失守吗？这当然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想法，但我个人认为应该抽调。
首先是从全局看，无论重要性还是防守的难度，四平都要大于本溪。四平作为长春（一度被认为是将来的首都）的南大门和东北交通枢纽，是国军的主要目标，又地处松辽平原，地形开阔，起伏很小，更有利于国军优势装备的发挥。因此国军进攻四平一开始就投入了包括整个新1军在内的五个师，而不是像进攻本溪一样逐次增兵，新6军主力最后一次才动用。
中央在四平和本溪保卫战开始之前的方针也是如此。3月24日中央（毛主席起草）在给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等的电报中就说得很清楚：（一）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四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判断蒋介石必定由沈阳出后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
（二）我党的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和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四）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五）我南满主力，就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
（六）如果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至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必须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而留下相当数量的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
这就给四平、本溪定了调子，尤其是第（二）、（五）、（六）点很明确，就是四平和北满为主，本溪和南满为辅，必要时“不惜任何牺牲”，当然也就包括本溪。本文开头也提到，有些地方是万万不能丢的，北满就是这种事关全局的要害，一旦丢失，整个东北我军将失去巩固的后方。四平保卫战失利后，我军做好了打游击的准备，就是考虑到北满有可能不保。
3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起草了给林、彭等的电报也是这个精神：“恩来已到重庆，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但实际停战还需若干时日。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哈、齐等地。”
两封电报的中心内容基本一致：北满优先，坚决控制并保卫长、哈、齐，甚至整个中东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四平就必须死守。而且两封电报都有浓重的“和平将至、最后一战”的味道，包括日后众多的电报（如前所列）都是如此。
从毛主席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四平重于本溪；从南满调兵增援四平早有此意，甚至要求抽调南满主力去增援四平。前述林彪4月11日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也是这个主张。如果他们的主张能够如期实现，3纵8旅行动迅速，本溪固然必定不保，但四平会不会打成另一种结果就很难说。这个问题在后面讨论。
尤其是中央当时判断在辽阳、抚顺失守，本溪尚在我手时，国军就有可能从南满调兵增援四平（见3月24日电报第六），因为四平对双方来说都是重点。国军如果按杜聿明的主张也确实会如此去办，这一点双方“所见略同”。后来的战事发展也是如此，3月21日，新6军击败4纵占领辽阳（但看中央3月24日的电报似乎并未知晓），29日占领鞍山。94军第5师也于4月2日占领海城。52军2师、25师则于3月19日晨从沈阳出发沿浑河两岸东进，于3月21日开始进攻抚顺，26日全部占领该城。至此，中央判断国民党军“可以抽兵北上”增援四平的预设情况就出现了。但没想到廖耀湘却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先攻取本溪，再抽兵北上。
同时可以看出，南满我军在这一阶段的作战并不成功，没有实现中央“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的意图。
其次，即使3纵两个旅和保3旅两个团被抽走，但如果我军应对得当，本溪也不至于很快失守。也就是说抽调南满部分兵力去增援四平并不是本溪很快失守的决定性因素。
前面说过，国军第三次进攻本溪，兵力虽然较前两次大幅增加，但也不过是5个师8万余人，而南满我军4月份的统计，辽东军区共计11.1万人（含地方部队），即使被抽走2个旅另2个团的地方部队，南满我军主力尚有4纵三个旅和3纵第9旅，另加不少地方部队，单从兵力对比上，双方并不悬殊。而且本溪地形有利，易守难攻。
所以本溪很快失守的主要原因并非抽走了一些部队，主要还是战略层面上的失当，要求死守城市以至于不得不四处分兵防御。其次才是双方当时的战力（装备、训练、技战术水平等）存在明显差距。
杜聿明在第三次进攻本溪之前，判断本溪我军主力集结于本溪西北面的上、下柳河子及奉集堡东南地域，一部位于本溪东南面的望宝寨、大平安地区，决定以52军2个师于本溪两侧牵制我军主力，而以主力部队（新6军2个师、71军88师）在空军支援下从中央实施突破，迅速攻占本溪外围要点，在我军未判明其行动调动兵力之前，一举攻占本溪。从后来的战事发展看，这个部署并非完全出乎我军意料。开打后3纵9旅和保3旅一个团对上了52军2个师，4纵对上了新6军两个师和88师，战事一度胶着。但是52军两个师后来的行动打乱了我军的部署，开始他们确实按计划只是做了一些佯动以牵制我军，但是从4月30日开始展开全面进攻，“适得我空军密切支持，以及新1 军榴炮营之有效协同”（刘玉章《戎马五十年》），一路迅猛推进，在占领我军外围阵地后，以少量兵力钳制当面我军，而以主力沿公路、铁路向我纵深猛攻，5月2日夜就进抵本溪北郊，3日晨7时就攻进了城区与主攻的新6军会合。
中央3月24日和林彪4月11日电报都主张南满抽调兵力增援四平，这个计划最初是合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日后成行时却在事实上变成了不合理，因为我军对国民党军第三次大规模进攻本溪预计不足。
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从南满和北满调兵，中央、东北局和林彪的初衷却不同。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是优先保卫四平，保卫长、哈、齐。而林彪从南、北满调兵的意图却是尽早集中兵力于四平，打歼灭战，这也是他的一贯主张。如果不是中央和东北局一再要求和鼓动，他并不想死守四平，甚至在他看来打长春也并非绝对必要（4月11日林彪电）。这一点通过打长春我军的兵力部署变化，以及日后肖华等人的电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前面介绍了从南满调兵的大致经过，现在来看看北满。首先在要不要攻占长春的问题上，林彪就有异议，虽然电报中没有明确提出，但倾向性却十分明显。因为打长春正值四平保卫战的外围作战期间，东北局动用相当数量的主力打长春势必会影响四平的作战。他在4月11日致中央的电报中所谓“难夺取与难巩固之城市”就是指长春。而这封电报甚至可以作为我军日后对四平作战失利的提前反思。
毛主席12日给林彪的复电中也同意他的意见，而且明确指出“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则占领之，否则放弃占领计划。但以一部力量占领飞机场，阻敌空运，以利谈判。”但4月13日在得知马歇尔即将来华后，我军一些本来比较清醒的领导人也开始倾向于打长春，例如西满军区负责人李富春、黄克诚就建议林彪：“1、四平还要坚守一个时期。2、杨国夫部暂不南调，以全力攻长春，即使不能完全攻占，占领一部分亦对谈判有利。”
但林彪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4月14日给吉辽（东满）军区并中央的电报中仍然建议我军不要轻易攻坚，只派少量部队控制机场，断其空运，牵制敌人即可，必要时“勇敢放弃全部攻占的计划”，同时并不看好吉辽军区48小时攻占长春的计划。“从上述两电内容看（4月11日、12日），毛泽东和林彪已有弃守四平之意，四平不保，长春则难要，这是一个战略上的转折。与林彪早先放弃锦州，不过早与敌决战的思想一脉相承。但东总负责后方指挥的彭真等人，根据我方攻打长春的部队与守敌力量对比，认为总攻开始后，3天内解决战斗似有可能，故决定仍按原计划夺取长春。”（《国共征战大东北》）
我主力加地方部队共7个旅2万余人分为三路纵队攻打长春，4月14日至18日前后打了5天4夜，几乎超出计划一倍，而且实力严重受损，伤亡近2千，仅东南纵队就重伤司令员贺庆积、副司令员黄思沛，阵亡副司令员吴恒夫、团长朴洛权等，贺庆积还失去了左眼。在得不到充分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南下势必影响四平的作战。而且占领长春也只是声势大一些，却反而使我军又背上一个包袱，甚至还有政治上的影响，向国人摆明了要争地盘而并非自卫，因为长春已有国军接收。当时竭力调停双方和谈的美国政府也宣称，共军攻占长春是“公然违反停战协议”（《中美关系白皮书》）。在舆论和民意上均使我军陷入被动。
东北局在长春解放当天给中央、林彪、陈云的电报中还提出：“对于长春我们准备采取巩固与确保方针，争取成为我们的首都。”并喊出了“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大长春！”的口号，甚至于4月23日将东北局机关由梅河口迁往长春，这些都严重干扰了前线部队的思想统一和后勤保障。现在很多文献上说解放长春解除了四平我军的后顾之忧，但长春的一万多伪军一旦离开坚固的城防工事，还能掀起什么大浪来？长春后来也没有变成马德里，中央5月25日还电示林彪、彭真，要求“1、应坚守公主岭。2、如公主岭不能守，应据守长春以利谈判。3、立即部署公主岭及长春的守备。”但实际上此前的5月23日长春已告失守。林彪4月11日电报中“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伤了力量”的预言不幸变成了现实。
前面提到过程世才抱怨弹药物资的供应跟不上、伤兵运不下，也与东北局由梅河口迁至长春的失当举动直接相关。据李作鹏回忆：“紧张激烈的战斗，使弹药和物资消耗非常巨大。我军在东北作战，弹药物资主要是靠在东北接收、缴获方式获得补充。4月下旬，前面的部队就开始报告弹药补充不足，有的百十人的连队，凑不上一两千发子弹。战士们只能等敌人冲到跟前，抵近射击，用有限的弹药尽量多地杀伤敌人。然后冲出掩体，用刺刀，用枪托，用石头，用自己的性命和敌人做殊死的搏斗，部队伤亡很大。
四平战斗紧张之时，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政委与苏军联系，希望提供军用物资。苏军同意，并调拨了几列火车的弹药物资辗转运抵梅河口。这对支持前方战斗可谓是及时雨。但此时东北局机关正从梅河口迁往长春，除重要文件外，连办公用的桌椅板凳都要运走，占用了铁路运力。由于没有火车头，弹药搁置在车站。4月28日敌人有目的而来，空袭梅河口车站，将军用物资大部炸毁。据后来我看到的资料，炸毁弹药车二百六十节。林彪获悉这个重大损失，非常生气。毛泽东5月1日即刻电告林彪：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毛泽东决策将东北军事政治指挥权统由林彪负责，为以后林彪担任东北党政军一把手，打下了基础，这对东北以后的形势发展是有益的。战争需要勇敢顽强的战士，更需要雄才大略的统帅。”
四平保卫战失利后，那个叛变投敌给我军撤退造成非常被动局面的作战科长王继芳，也“是我们到达梨树后，才由东北后方总部派来的。”
在打长春的具体兵力部署上，林彪同样和东北局有不同观点。早在3月初，吉辽军区就开始筹划打长春，并与各军区协商调兵问题。3月下旬在中央的指示下（如前述刘少奇3月25日电报）东北局开始具体布置，四处调集兵力，3月26日、27日、28日数次致电各军区，26日甚至一天两电要求西满军区的三师8旅和北满军区的7师等主力向长春集中，30日又致电吉辽军区，明确罗华生的22旅（原山东2师主力改编）归其指挥，担任夺取长春的任务。这一点已违背了东北局自己几天前（3月26日）才作出的《东北大会战部署》：“乙：除罗华生旅归林彪直接指挥外，贺庆积旅、邓克明旅、曹里怀旅及杨国夫师、刘转连旅归吉辽军区统一指挥，准备夺取长春。丙：北满军区杨国夫师仍按前电向长春地区集中准备参战，第359旅协同松江军区部队仍按前电准备进占哈尔滨。”
对于这个部署，林彪对其中乙、丙两点尤其有异议。他在3月28日致电东北局并告中央：“因苏军撤退在即，因冰冻关系和距离关系，杨国夫部适宜担任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夺取，罗华生部担任长春的夺取。”结果东北局没有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东北局的部署调动没有考虑天时地利、敌情我情，又舍近求远，折腾部队。在林彪的这封电报中，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本来都可以由杨国夫师就近来攻取，而无需每地都动用主力（后来解放哈尔滨几乎是兵不血刃），359旅就可直接南下四平。而按东北局的部署，359旅的任务是解放哈尔滨，这样该旅在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才南下到公主岭担任预备队。
林彪于3月30日询问东北局，苏军是否向我移交长春，如果交我则让罗华生的22旅直接南下四平。但东北局在复电中称：如果杨国夫的7师赶得上打长春，就让罗华生旅南下四平。林彪当时也是够窝囊的，名为总司令，但在那样紧张的战争时期调动部队还要讨价还价。不过在他的努力下，主力部队中有少部分后来集中到了四平，包括他提到的22旅和3师8旅大部。最后参与打长春的主力部队有北满军区杨国夫的7师五个团、西满军区3师特务第1团和8旅23团、以及贺庆积、邓克明、曹里怀等部。如果这部分主力能够早日大部集中到四平，会不会打成另一种结果就很难说，尤其是四平我军在大洼、金山堡重创71军87师之际。
东北局的错误指挥在杨国夫的7师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该师原先在北满是分散剿匪状态（北满虽然是后方但匪情最严重，不得不用主力），向长春集中就成为距离最远的一支主力部队。为了打长春，7师师部率20旅、21旅61、63团共5个团于3月底开始集中，先后乘火车由双城运抵德惠，4月3日赶到长春以北地域，但后续的第19旅和21旅62团正如林彪3月28日电报中担心的那样，因松花江解冻未能过江，不得不和其他部队一起去解放齐齐哈尔，全师被一分为二。打长春的7师五个团激战数天，没有得到充分休整就又匆匆南下四平（4月19日长春解放，21日中央就命令杨国夫和曹里怀部等“星夜南下”，于23日转进至四平），本来应该是一支生力军，却活生生折腾成疲劳之师。结果在新一军面前碰了钉子，攻了两天后因“伤亡较大”不得不转入防御。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先休整几天再投入进攻？这也许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任何事情都是各有利弊，尤其是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快慢皆有道理。当时7师20旅接替的是已经打得精疲力尽的3师7旅，如果要先休整，对面国军同样也会休整，甚至在占有主动的情况下会骚扰你不让你休整。实际上7师等部4月23日开始的反突击虽然效果不达预期，但还是起到一定作用，迫使国军于4月27日停止了进攻，筑工待援。十来天之后，中央就要求南满抽调的援军休整几天再进攻，结果一样受挫。主要还是当时的东北我军和新1、新6等国军主力的战力差距较大，情报和后勤保障也不力。
介绍了打长春和从南北满抽调部队的经过，其实都说明一点：林彪当时对部队的指挥调动多有不便，中央、东北局、各大军区方面都需要协调甚至反复协调，往往不能及时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实施。
而日后的一个个事实证明，林彪往往是正确的一方。除黄克诚、陈云等认识较早外，另一些大军区的领导，比如前面提到的肖华，在四平保卫战之后不久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他在5月26日给东北局和中央的电报中就“斗胆”直陈：“1、东北战争是一个长期战争，不是短期的。我对某些大城市不应留恋，我主力应避免在不利情况下与敌决战。我应坚持林彪同志在抚顺东北局会议（3月6日至8日）上提出的军事指导方针和东北局总结，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了其正确性。”李作鹏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东北的军事形势正处在敌强我弱，我军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时也是我党内外，军内外对东北战局和我军战略决策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林彪经过深思熟虑，根据实际情况，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提出了独到的、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见解。林彪的一整套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就是在那个时期逐步形成并提出的。林彪不但是战役指挥员，也是战略指挥家。他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用短短的三年时间，消灭国民党百万最精锐的军队，解放了东北全境，就是最好的证明。”
4月19日，林彪曾致电在梅河口的彭真：“我前后数电调南满部队2个旅北上，但他们未曾回电，望你速催。”
现在无从考证林彪最早是什么时候电令南满要求调兵的，他4月11日的电报中是说“其主力亦须准备抽调上来（待本溪战役结束后）”。南满部队于4月12日打完二保本溪，要休整几天，而到19日林彪已经“数电催促”，所以姑且取个中间值，4月15日前后。
如果在4月15日前后3纵的部队就开始行动，此时正好是四平我军将要或正在进行大洼之战的时候。只要他们尽快到达，挟我军重创71军87师之余威，给四平国军的侧后交通线以猛烈打击，结果起码不会差于后来的实际表现。在更早之前的3月下旬，3纵7旅就没有及时赶到战场，直接导致保卫抚顺失利。后来增援四平7旅动作倒是快了，但程世才和8旅又是在林彪、东北局甚至中央的一再催促之下才行动。3纵日后成长为赫赫有名的“旋风部队”，应该是汲取了保卫抚顺和增援四平两次丧失战机的教训。
据李作鹏回忆：“辽阳城内住有称为辽南人民军的司令部，程世才为司令。我们陪同罗荣桓特地去见程世才。给我难忘的印象是，这位程司令的架子很大，态度傲慢。见面后别的话一句不谈，先把罗荣桓盘问了一顿：‘你多大岁数？你老家是哪个省？’我敬佩罗荣桓的耐心和肚量宏大，一一予以回答。可是我心里的急躁情绪则无法忍耐，忙插话道：‘罗政委身体很不好，中央要求他很快到沈阳去，请你们派几辆汽车，今天就把罗政委和我们送到沈阳去。’这样才将他这种莫名其妙的盘问打断了。最后派了一辆小车和几辆日式破卡车，送我们到达沈阳。”可见，程世才作为一员猛将性格过于耿直。
四平、本溪保卫战之前，程世才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3纵司令员，到了战后的6月就只任3纵司令员。到四保临江之前，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3纵司令员一职也由曾克林接任，程改任辽东军区第二副司令，相当于降了一级半，55年只授予中将军衔，也许与这段时期的经历有一定关系。林彪在11月9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说到：“在军事思想上不能打通集中兵力的问题，总是分兵抵御或分兵进攻，打击溃仗，这在程世才纵队方面特别表现很多，肖华纵队则好些。”
指挥不动的现象直到6月份林彪主政后才得到纠正。但在当时，尽管他最初从南满调兵的电令应该4月15日前后就发出了，但调动南满的部队并不顺利，所以3纵两个旅4月29日才转进至四平以东地区，迟至5月4日才进至叶赫站、莲花街地区，准备进攻四平以南的泉头车站，此时距林彪最初的调兵电令已经过了20天。尽管当时国军占据空中优势，我军的大部队调动多有不便，但对比新6军的速度（4天），也实在是太慢了，到了前线也是时过境迁。哪怕能提前十天，赶上4月25日我军在大洼之战胜利之后再次集中七个团求歼新38师一个团的那场战斗，利用敌军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四平西北之机，在四平以南动手，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而且此时国军第三次进攻本溪还没有开始，如果四平国军受到前后夹攻陷入危局，国军是否还会大规模进攻本溪都难说。
所以说尽管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南满部队的行动时机有问题，4月下旬再动已不合适，但是在军事指挥上，林彪并没有很大责任。而中央和东北局对二保本溪后的形势判断就有明显的失误了。
在林彪数电催调南满援军未果后，4月21日，中央在给林、彭的电报催调南满援军时称：“过去蒋军作战重心在南面，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应多抽向北，并需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这就有明显的误判——既然“过去蒋军的作战重心在南面”，为何前两次进攻本溪只出动4个团、6个团？事实上，国军的进攻重心是一个“四平——本溪——四平”的调整过程。正当中央此时认为国军的进攻重点又开始转向四平的时候，恰恰是国军即将对本溪发动第三次进攻的准备阶段。
东北局4月19日给程世才、肖华的电报也是类似的判断：“现战争的中心在沈阳以北，四平战役决定全局，望火速执行林总电示，派两个旅到沈北参战。”4月21日再次致电程、肖、罗（舜初）：“你们是林总直接指挥的，而四平以南的作战是决定全局的具有决定的战略意义的，而时机至为重要。稍迟则敌人增援部队赶到，将给我以极大之不利……务望兼程赶到清源，搭车北进，切勿迟延。”但此时距离林彪最初的调令已经晚了一周，更何况3纵8旅又拖延了4天后（4月26日）才动身。
当然话又说回来，当时四平方向我军仍然比较吃紧，即使新6军等还没有到达，也是国军主攻，而且在不断地寻求从侧面迂回四平。在地形起伏不大、四面透风的松辽平原上，我军不得不到处分兵拒守，直到4月27日在7师等支援下才打成胶着、对峙状态。中央和东北局要求南满援军“火速”、“兼程”开进，说明已经意识到转进时机的重要性。但说到底还是双方实力上有差距，国军可以在两个方向都采取攻势。只要突破一点，就打破了整个战场的平衡。
林彪先是要求抽两个旅（4月19日至彭真电），后要求至少调三个旅（4月20日22时致东北局并辽东军区电：“浑河既不能徒涉，则保三旅可经营盘插到铁岭，沿铁路线活动，你们北面的三个旅由程、罗指挥，则自营盘上火车，直开四平街，愈快愈好。”）
中央最初在3月24日电报中要求抽南满主力，4月21日电报也是要求“多抽向北”。
彭真在接到林彪的电报后，要求辽东军区调两个旅（见前述彭真4月19日致辽东军区电）。
最后的实际情况是三方的折衷：3纵两个旅，加保3旅两个团（地方部队）。
这个规模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如果南满我军果真以主力增援四平，不仅本溪必然不保，整个南满失守的可能性都会大大增加。而四平方向即使集中我军在东北的全部主力，也难以完成中央歼灭国军3、4个师的意图，这是由当时双方部队的战力（装备、训练和技战术水平等）差异决定的。
当时我军打新1军、新6军的团级单位都异常吃力，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在印度用弹药和牛肉罐头喂出来的，是最接近美军的国民党“美械”部队，其装备和训练水平非其它部队可比，尤其是新6军新22师和新1军新38师。50年9月5日决策出兵朝鲜期间，周总理还特意找到郑洞国谈话，向他了解美军的装备训练和作战特点，因为郑当过新1军军长，而且和美国人合作过。
在那期间，新22师甚至每个团都有打败我军纵队级单位的经历。新38师也至少有两次一个团被我军六、七个团围攻，最后却是以我军不得不撤退而告终的战例。前面提到2月中旬4纵围攻新22师66团的沙岭子战斗，《雪白血红》记载东野老战士回忆这场战斗，张继璜老人（时任四纵十旅二十八团政委）说 “开进路上，大家都很高兴。打了8年日本还要打老蒋，‘最后一战’了，能不兴奋？我们后边是炮团，9门日式山炮，大骡子大马拉着，瞅着美气神气又长劲儿。一开火就不行了，那炮弹不少从敌人头上飞过去落到自己阵地上去了。敌人那炮弹却象长了眼睛，专往咱人堆里砸。”当时是班长的崔文清老人说“和新22师一交手就叫人吃惊。枪打得准，炮打得更准，就在你头上几米处爆炸，小鬼子可没打出这水平。” 时任4纵11旅32团2营副营长的赵斌老人回忆“我那个营伤亡了一半，大都是火焰喷射器烧的。一打一条火龙，满是冰雪的大街都烧黑了。撤出战斗后，大家议论，说过去打鬼子也没这样呀？这是‘顽军’吗？后来就传说，新6军是美国训练的，都是大学生。那时可真有点怕美式装备，怕新6军。”“因阵地不当或太远，根本不能支援主要突方向作战，打了不少炮弹，但很少命中，有的甚至打到了自己，使攻击部队失去火力支援。”《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
除了新1、新6军，52军也是个非常难缠的主儿，作为第一批半美械化的国民党军（52军、60军、46军、62军），由越北海防海运秦皇岛时兵力达43000人，比新1、新6这样的王牌军人数还多，其一个师接近于关内某些二旅四团制的整编师。前面提到了该军在进攻本溪时的表现。其残部在辽沈战役后期从营口乘船侥幸逃脱，在上海月浦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历经多次恶战的粟裕在49年5月16日给部队的指示中称该军“部队为沪敌守备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即使是经常被东野欺负的71军，实际上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是一支相对优秀的部队，起源于老蒋的警卫军，嫡系中的嫡系，换装德械、美械从来都是优先考虑，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战中都出过彩。“自认为平时战无不胜，部队确实能够打仗，结果都归了人家指挥”（陈明仁《自传——四平之战》）
时任52军第2师师长的刘玉章在其回忆录《戎马五十年》中写道：“经过锦西战役后，我体会到匪酋林彪部在俄军卵翼下，尚在初步培育成长之中，还谈不上有坚强的战力。当时以‘快动、猛打、穷追’六字诀，训勉全师以为作战指导的准则”，是不是感觉和林彪的“三猛”战术有些类似？韩先楚在《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中也写道，国民党军“最初进攻的兵力，虽然不过两个军（13军、52军），但战斗能力却优于我军。”这还没算新1军、新6军。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有不同看法，但应该没有人能比他这样的顶级战将兼当事人更有发言权了。
日后以四野十三兵团为首的志愿军强悍的战力就是在与这些强敌不断的过招中磨炼、摔打出来的。而在此期间经林彪之手系统总结出来的一整套战术原则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军血液，这也是他对解放军最大的贡献。
在这样巨大的差距之下，只要我军不放弃死守城市的思想，只要国军不出现重大失误，最后的结果就难以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种差距不是由中央、东北局，也不是由林彪在当时能够很快改变得了的，否则就是唯心主义。而且事实证明，当时的东北国军将领都是久经沙场的抗日名将，并不是一群饭桶，不仅失误极少，有时甚至还很高明，比如廖耀湘先克本溪再打四平的建议，又比如52军攻占本溪时打乱我军部署的行动。即使吃过一次亏后（例如71军在大洼）也能够立刻纠正错误使我军失去进一步的战机。据说廖耀湘在被俘后，还被刘伯承元帅请到南京军事学院给我军将领授课，讲到其抗战经历时甚至还赢得满堂喝彩（2010年第5期《湘潮》˙《刘伯承请廖耀湘讲军事课》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所以在抽调的兵力和时机上，我军也许当时是存在失误，但只要想死守四平和本溪，最后失守的结果就难以避免。即使三纵主力留在本溪，在四平和本溪都打成胶着，最后大概率仍然会以两地的失守而告终。因为当时关内还没有大打，国军还可以增兵东北，比如93军、13军，甚至94军等部队，而我军在东北的主力几乎已经无兵可调。正如黄克诚在5月12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说：“顽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和部分坦克，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
中央分别于4月28日、30日致电林彪，要求暂时不使用南满援军，“只在有充分把握击溃新1军，并歼灭其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因此，林彪于5月1日致电中央提出在四平以南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坚决夺取泉头车站，乘胜向开原、昌图扫荡”。但不知是何原因，中央于5月3日才回电，说南满两个旅新到疲劳，宜给予数天休息与准备时间再进行攻击。到5月4日又致电林彪，基本同意其方案，但是说最好再增加一部分兵力再动手，以防断敌后路时国军死力来争。
不能说中央的要求没有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3纵两个旅5月3日动手，泉头尚无国军主力部队据守。部队虽然疲劳（也已休整4天），但可轻易占领，并对四平国军的侧后形成直接威胁。而且此时本溪刚失守，战斗仍未停止，以我军当时转进的困难程度，从南满再抽调部队显然不太可能。四平方向双方已陷入胶着状态，也无兵可调，除非是提前动用总预备队——359旅。而到了5月5日，当面敌情即发生了不利于我的变化，52军195师已进驻泉头，结果3纵进攻受挫。
5月1日前后，本溪正在激战，中原我军也形势危急，四平相对沉寂，也许中央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原和本溪方向。另一方面当时我军在转进时确实遇到很大困难，部队到位后需要休整。前面提到了防空问题，还有过浑河的问题，当时南满光考虑部队转进路线就用了一天多，还是林彪在4月20日致辽东军区电报中设计了一条路线（见前述）。但走这条线路部队不得不绕一个大弯才能到达四平。因为辽阳、抚顺失守后，本溪已处于南、北两面夹攻的态势。部队不得不先向东北绕过抚顺，经清源到梅河口，再往西北折向四平，不能像新6军那样取捷径。
3纵保卫本溪的任务就是担负正面防守，4纵机动、牵制。前两次本溪保卫战，3纵都参加了，甚至第一次保卫战几乎都是3纵打的，4纵未参战。要说对防御阵地的熟悉程度，肯定是3纵强于4纵。而且3纵半个月内连续打了两次，部队相对疲劳。虽然4纵在此前2月中旬的沙岭和3月下旬的辽阳、鞍山连续作战且受挫，但到了4月中、下旬，部队已休整了一段时间，且在本溪以北机动。
从3纵援军的实际行动路线上看，抽调4纵去增援四平也更合理。林彪的4月20日的电报中也是要求南满派“你们北面的三个旅”，不知道南满后来为什么派出了3纵7旅、8旅，而不是抽调4纵部队。
中央在5月6日致电辽东军区政委肖华并告林彪：“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6军、52军不能北上为要。”
但事实上新6军和71军88师很轻松就脱身北上了，国军反倒执行了类似的指示，留下了52军两个师“牵制”南满我军。之所以会这样，只能是因为4纵在第三次本溪保卫战中损失较大，又要掩护机关和后勤单位转移，暂时已无力采取攻势。
杜聿明在5月13日下达的进攻四平的命令中写道“一、本溪之共军已被我军击溃，伤亡惨重，向连山关以南安东境内溃退，现我第60军一部及52军主力在营口、海城及连山关间占领阵地搜索警戒中”；在其解放后的回忆录《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中写道：“有一个空军驾驶员以狡猾的战术，先低空盘旋山北数十分钟，待解放军正集合大队运动时，他从山后迅速窜到山前，以低空投掷美制‘面包篮’炸弹（是一种专门杀伤人马的炸弹），杀伤了不少解放军战士（当时估计有两千多人）”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父亲的憾恨——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中也引用了杜聿明的说法：“国军空军倾巢而出，发挥了巨大效果，杜聿明回忆一次飞机出击即射杀共军二千余人，本溪之役，共军伤亡惨重”。
直到5月下旬4纵才恢复战斗力，当时我军为迟滞国民党军向北满的进攻，辽东军区成功组织了鞍海战役，韩先楚指挥4纵歼灭了60军184师大部，并争取师长潘朔端率师部和552团在海城起义，震动全国。国军被迫紧急从进攻北满的部队中抽调4个师南援，打乱了其进攻北满的计划。
6月16日，毛主席修改了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重新分工的决定：“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同志组织东北局常委。”林彪成为东北的一把手，从此东北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显然，中央已经看到了此前东北我军领导和指挥机制上的问题，因此果断作出了调整，这也成为了东北解放战争走向胜利，并赢得最终大决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