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北京。
财政部副部长的刘仲藜找到刚刚赴京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慨叹他切身体会感受到了只有小说中才有的“国库空虚”。
当时的中国，是真的虚。
从1988年开始，入不敷出的财政部连续三年向地方政府举债度日，在京部委的工资都不得不常常拖欠。
危机的背后，是中央借鉴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财政也实行包干。
财政包干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国企的积极性，但也使得地方有了巨大的动力瞒报漏报，导致中央财政收入相对大幅减少。
两年后，晋升为财长的刘仲藜在一次海南的座谈会上调侃：
“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在任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裤衩了！”
话音刚落，一位参会人员在边上起哄到：
“您可能连背心都没了，只剩下裤衩了。”
虽是玩笑，但并不为过。
当时，东部沿海地区投资过剩、通货膨胀，中西部内陆地区内需枯竭、财政崩溃，居中调节的中央政府毫无调控能力，经济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
而此时又正值苏联解体，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也将步其后尘，伴随中央财政的枯竭，丧失对地方的掌控力，最终陪伴着老大哥一起走向分裂。
正如基辛格研究中国历史后慨叹的那样，中国总是被一群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中华民族每到危难之际，总会有人站出来，挽天倾。
199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几个月前还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镕基，带着那位“只剩下裤衩”的财长，深入到17个省市区，跟地方党委政府进行艰苦的谈判，推动分税制改革。
有时忍气吞声，有时拍桌子瞪眼睛。
终于，在几个月的艰苦谈判下，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方案正式生效。
从这一年开始，中央财政终于出现了盈余，彻底摆脱了困扰多年的财政危机，“只剩下裤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在京部委也不用再担心拖欠工资。
随着中央税收的高速增长，国家拥有了稳定的外汇储备，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得以回归正常。
在亚洲的土地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冉冉升起。
而此刻，一场布局多年，瞬间摧毁自由市场经济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如期而至。
把香港特首打哭了的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
而香港背后的中央政府总理，在面对中外媒体时，也掷地有声：“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一场真男人之间的大决战，爆发了…..
故事的结局，不须复述了。
三年前，没有人会想到，穷的只剩裤衩的中国能出海跟国际巨鳄掰手腕。
三年后，也没有人会想到，那个击垮了英格兰银行的男人竟在香港铩羽而归。
2001年，在那场世纪对决的三年后。
两位即将卸任的棋手在中南海青梅煮酒，论天下英雄。
当谈及被国际炒家割成冢中枯骨的日本时。
美国人说，日本输的只剩下了衬衫，
中国人说，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笑谈古今的背后，是无数人为之的付出。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财政濒临破产的中国政府，都不用打，就穷的只剩下裤衩。
而改革之后，强大的中央政府将全国拧成一股绳，内外循环并举，成为了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全球唯一能大规模动员的生产基地。
加入WTO，逐步主导全球产业链，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分税制后，中国用了十六年的时间，从仅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的GDP，取代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却总能带我们踏入相似的十字路口。
由于新冠疫情对全球财政的猛烈冲击，几年之内，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必将降临。
就像新冠来爆发时那样，只要我们撑住了，必然会迎来大规模的产能与资本转移，国际秩序与规则将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
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将成为我们“有生之年”。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看比烂的后疫情时代，中美两国政府谁能够汲取更多的税收，让自己撑得更久。
看着拜登正在力推的全球税收谈判，历史的韵脚在告诉我们，一场新时代的分税制改革，相信会出现在不久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