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一篇文章，为税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做个阶段性总结。
关于90年代分税制改革的研究汗牛充栋，在政事堂看来，关键就两个：
反垄断与统一税率。
当年分税制改革阻力最大的代表，莫过于垄断中国外贸的珠三角，垄断中国金融工业的长三角，垄断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云贵。
凭借着垄断地位以及国内零关税共同市场，在改革开放之初，垄断省份利用海外资金的注入和先发优势，通过对内陆省份如殖民地式的掠夺，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分税制，就是要将其垄断的收益，部分转移支付给其他的省份。
所以，东部沿海省份的媒体，尤其是以广州为基地的南方系，就像拥有全球舆论的主导权的美国，普遍对转移支付极力驳斥，甚至把从住房到医疗教育不平等的黑锅都扣给了分税制。
但实际上，如果不执行分税制的话，那么现在国内顶级名校就不是每年针对贫困地区“筑梦、自强”的北大与清华，而可能是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并以推荐制入学；国内的公立3A医院，如今也会以私立的形式集中在广东，而且还不接受全国医保。
政策没有对错，只有对不同群体的损益各异。
真正恨政策的人，往往都不会自己跳出来骂；而大部分骂政策的人，却不知正是政策的制定者，将他们保护的很好。
当然，分税制并非是打土豪。虽然虽然短期通过掠夺税源，对发达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长远来看，却又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发展。
因为分税制的出台也伴随着全国统一税率，地方政府不能再无节制的对企业进行税收补贴，又使得各发达省份在其先发领域，在内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了相对优势。
而且，对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使得市场消费的扩张，又刺激了发达地区的生产，形成了良好的国内循环。
最终，广州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越发巩固，上海的金融与先进工业一骑当先，贵州的烟酒更是成为了国内顶奢的代言，享受着行业领先带来的巨大红利。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一度缩小的差距，慢慢又逐渐的被拉开了。
所以在当年，财政枯竭的穷省普遍支持短期见效的“反垄断”，竞争力强的富省普遍支持长期见效的”统一税率”。
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的平衡，又使得阻力巨大的分税制改革最终得以推行。
从这个角度来，最近拜登政府一边打着反互联网垄断的旗号，一边推行全球统一税率，不过是摸着中国三十年前的分税制改革之路过河。
耶伦就像当年的朱相那样，进行一个个的艰苦谈判。
而最难的那个谈判，必然是贸易体量最大的那个……
这背后，是经济基础的高速发展，使得与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脱节，为了保持系统性的稳定，必须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面临重新制定，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本质。
如果不将包干制改成分税制，那么当年高速发展且垄断性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很快就会拥有独立倾向。
如果还按照传统的WTO规则，那么高速发展、垄断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中国，也必然慢慢的谋划国际新秩序。
因此，美国必须要以统一碳排放、统一税率等方式，建立起符合其利益的国际游戏新秩序。
同样，国内高速发展的垄断企业，也必须面对新的机制规则升级，承担起更多困难群众富裕，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
企鹅系和蚂蚁系那些企业，就像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垄断国际贸易的珠三角和垄断金融工业的长三角，利用国内的零关税壁垒，实现了高速扩张，必然也要因此而承担责任。
同样，在教育、医疗以及房地产等国家垄断行业，就像当年的山东江苏等沿海税收重镇，也必然会面临分税制的改革。
本质，就是不能允许其自己制定游戏规则，搞独立。
因此，掠夺式的增长必将面对新的分配机制，让先富裕起来的带一下后富，缩小正在急速扩张的贫富差距。
当然，这事儿不能长远看空，就像当年的分税制，游戏规则也会因此明确，拥有先发优势的组织，撑过这一轮后，反而会拥有厚积薄发的优势。
因此，尽快的适应规则并拥抱规则，无论是碳排放统一关税之下的国家还是反垄断新税制之下的企业，都是最优解。
就像当年分税制改革中，受损巨大但是改革最积极的上海，因为“北京话”说得好，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策倾斜。
相反，在分税制改革中磨磨蹭蹭的广东，看似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却距离北京越来越远，再也拿不到强势的宏观政策。
而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总会以相似的韵脚再次重演。
因此，政事堂推测，在接下来的税收改革过程中，如当年上海贵州般积极支持改革的排头兵很可能会再次出现。
以大家最为关注的房产税来说，也会变成“一个个的谈”，而中国经济最发达，最不缺钱的长三角反而很可能会率先去试点。
毕竟，“北京话”说的好，真的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