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宣布8月31日撤军最后期限以来，塔利班在阿富汗掀起了攻城略地的狂潮，一时令世人为之惊叹。
目前，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40%—50%的领土和北面、东面边境一批要点。
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边境据点，瓦罕走廊，阿富汗—土库曼斯坦边境、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一批要冲之地等，相继落入塔利班之手，令其多个邻国感到了切身冲击和迫在眉睫的威胁。
那么，塔利班能否如同1996年那样迅速攻占喀布尔夺取阿富汗政权？
夺权之后能否坐稳阿富汗江山？
文 | 梅新育
编辑 | 李雪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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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民心者得天下
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为国际社会许多人关注、中国社交媒体热议的热门话题。
冷静观察，可以判断，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相当低。
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民心”归根结底源于共同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阿富汗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塔利班这一波扩张很可能已经接近其民族构成所决定的上限，在现代状况下很难更上层楼夺取全国江山，建立自家独占或一家独大主导的全国政权。
以中国为例，历经数千年历史涤荡考验，形成了牢固“大一统”传统，国民普遍具有深入骨髓、超越家族和地域的强固国家认同。正是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决定了无论遭遇何等内外冲击，中国都能够在较短时间里渡过劫难，重建大一统国家。
纵览世界，上千年来的历史也证明，只有基于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能够建立绵延上千年的大一统国家，尽管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国家规模差别甚大。
然而，东亚儒家文明的这一特征在世界其它地方非常罕见，阿富汗的历史、民族、文化与社会治理特征与东亚社会尤其截然不同。这块土地虽然拥有上千年的文明史，但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连续繁衍传承发展上千年的民族与文化，也没有连续长期占明显多数的主体民族。
奠定现代阿富汗基础的、普什图族主导的阿富汗王国迟至1747年方才建立，时当中国清朝乾隆十二年，至今不过274年。
发展时间如此短暂，本来就不足以在其民众中凝聚起强大的国家认同；阿富汗王国在短暂的强盛之后就陷入持久的混乱内战，分崩离析，相应也就更加难以如同中国这样凝聚起统一的国家认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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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高度碎片化
经过这样的发展历程，今天的阿富汗民族构成和社会高度碎片化，缺乏足以承担强有力凝聚全国核心力量角色的公认主体民族：
——按阿富汗中央统计局数据，阿富汗2020年人口3220万，分属20多个民族，还有些分类方法将其划分为50多个民族，其人种、语言、文化、社会生活组织各不相同。
在人种方面，普什图族、俾路支族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塔吉克族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帕米尔类型，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属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
在社会组织方面，普什图族保持着部落结构，其它民族大多是非部落宗法社会。
在语言方面，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属波斯语族）并列阿富汗国语，同时乌兹别克语、俾路支语、土耳其语等仍然普遍通行于各少数民族社区，阿富汗民族构成、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该国很难形成真正的“书同文，语同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而也就进一步加深了其各民族乃至各部族之间的隔阂。
——阿富汗诸民族中没有人口、经济和文化势力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普什图族虽然人口最多，历史上“阿富汗人”曾专指普什图人，但占比也只有40%，与汉族在中国人口中占比（91.11%）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在该国经济、文化生活中并无出类拔萃优势。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占25%，与普什图族差距不算很大，历史、文化犹有过之；哈扎拉、乌兹别克等族人口均数以百万计，又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体系。
——阿富汗诸民族多属跨界民族，其跨界民族人口比例之高、民族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几乎举世无双：
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图族大多数居住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两国，少数居住在伊朗、印度两国，且巴基斯坦普什图族人口还多于阿富汗普什图族人口。
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主要分布在该国东北部，以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中国五国，其中在塔吉克斯坦是占人口80%的主体民族。
约占阿富汗人口8.6%的乌兹别克族同时还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中国五国，其中在乌兹别克斯坦是占人口80%的主体民族，乌兹别克斯坦又是中亚人口最多国家，历史上的乌兹别克汗国在巅峰时期一度统治今日阿富汗大片国土，包括赫拉特这样的名城。
约占阿富汗人口2%的土库曼族主要分布在该国与土库曼斯坦接壤地区，同时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以及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北高加索等地区，其中在土库曼斯坦是占总人口94.7%的主体民族。
约占阿富汗人口0.9%的俾路支族广泛散布在横跨多个国家的广大地区，东起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和信德省，西至伊朗，北抵流经阿富汗与伊朗两国的赫尔曼德河以南，南到阿拉伯海，在各所在国家均为非主体民族，且在巴基斯坦是武装分离主义运动最激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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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魔咒”
跨境民族比例如此之高，本来就是国家凝聚与管理的巨大难题；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明显低于周边所有国家，对阿富汗各民族诱惑强烈，不满现实之余，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普遍转向接受和寻求边界另一方同胞的“援助”，并与之结盟。
——与伊斯兰世界其它各国一样，阿富汗部族结构高度发达，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单元，名义上的国家实质上是部族联盟，而非东亚、欧美那样的一体化国家，即使阿富汗王朝在其鼎盛时期也是如此。即使在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普什图人中间，也始终存在阿布达里（Abdali）、吉尔扎伊（Ghilzai）两大部族体系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常常发展成你死我活的武装冲突和战争。
【注：阿布达里（Abdali），又称“杜兰尼”（Durranni）。】
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短暂的强盛期随其创始人艾哈迈德汗（Ahmad Khan Abdali，亦称“艾哈迈德沙”，1747—1773年在位）的生命化为一缕烟尘而去后，两大部族体系之间、部族体系内各部族之间的斗争角逐就把这个王国推入连绵不断的王位继承争夺战血海之中，集体斩杀、挖眼处死之类情节层出不穷。
继承艾哈迈德汗的铁穆耳沙（Timur Shah，1773—1793年在位）继位仅仅两年，就不得不为躲避反对派兵锋威胁而搬离普什图族聚居的首都坎大哈，迁都非普什图族居民占比更高的达里语城市喀布尔，此举又使得阿富汗国家政权与其最大民族普什图族疏离，负面影响一直发展至今。
普什图人组成的塔利班内部同样从一开始就存在阿布达里和吉尔扎伊两大部族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发展到非常尖锐的地步。
——阿富汗人口99%为穆斯林，且分属逊尼、什叶两大教派，分别占阿富汗总人口的86%和13%，教派之间矛盾冲突极为剧烈，且通常与邻国宗教派别结合，导致其教派矛盾冲突更加不可收拾。
……
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人大多认为国家抽象、遥远而不能指望托付，部落和家族方才具体而值得效忠，其认同顺序依次为家庭——村落——部族——部族联盟——国家，民众追求的是能够代表本民族甚至本部族利益的政党等政治势力，而非强大统一国家，这样的认同，决定了阿富汗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
一国社会发展通常会受到周边地区影响，阿富汗这种“十字路口”国家尤其如此；而除个别国家之外，周边地区能够给阿富汗的影响不过是相互激荡，进一步加强上述社会碎片化问题。
从非洲西北大西洋之滨，到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山麓，在这覆盖了西亚、北非、中亚、南亚西部的伊斯兰社会，其普遍共同特征是社会凝聚力虚弱、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教派认同高于共同宗教认同；这些国家社会、军事关系紧张，社会动荡乃至战乱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归根结底，即源于此。
在其《阿拉伯通史》中，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将阿拉伯人性格中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非社会特征视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伊拉克哈西姆王朝首任国王费萨尔一世则如此评价伊拉克政治生态：
“我感到遗憾的是，伊拉克仍然没有伊拉克人民的概念，而是难以想象的各类民众。他们缺乏任何爱国的情怀，脑子里只是浸透宗教传统、荒诞绝伦的各种谬论。他们没有共同的联系，只是一味屈服于邪恶和专制统治，并随时准备推翻一切现存政权。”
这句话几乎是这片区域上所有国家社会状况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