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上）
【作者按】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获取利润的道路”。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 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由“自由”造成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全文七万多字，《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4、5、6三期连载发表。笔者有意试续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写的是20世纪初处于“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笔者试着接续的是21世纪初处于“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
（一）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五 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一）高利贷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驾于它之上”
六 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七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的崛起与美帝国的末落及其总结
八 从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看资本主义的末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
【编者按】本文经张文木教授最新修订，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全文编发。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同时发布，上篇为第一至五目，下篇为第六至九目，注释略。此为上篇，供研究参考。
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美国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在化解这次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灾难方面，美国的应急体制与中国的比较，真是相形见绌。人们不由得提出“世界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目前的世界已从列宁说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进入末落阶段，其表现是金融资本迅速向高利贷资本返祖，军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迅速结合并向法西斯方向逆行。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列宁曾将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本文认为21世纪初的美国代表着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后的没落阶段。人类曾有过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现在我们正经历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本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美国”的概念主要不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而是指在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美帝国”。
一 新冠肺炎，哀鸿遍野，天灾还是人祸？
2020年世界发生了波及全球并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较大规模的疫情传播和有效的抗疫斗争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的。有一些人说是天灾，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人祸。笔者认为次疫情发生的人为痕迹很明显。这次爆发在中国武汉的疫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合二为一地高度重合的特点，这是只有人为安排才能做到事情。
武汉居中国长江之中腰。西方海权理论先驱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笔者注意到，2020年初爆发在中国武汉的新冠疫肺炎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高度吻合的特征。战略性的时间是中国春节，战略性的地点是号称中国“九省通衢”的武汉（以及随后的北京）。将这两个特点合在一起除了人为因素，被自然因素偶撞的概率几乎为零。其战略指向非常明显，这就是用生物战瓦解中国，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无独有偶，2019年9月9日，华尔街大佬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文章很短，但话很重。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全文结尾时说：“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专断者们将渴望购买中国企业的专有技术，使得它们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赖中国，并使得北京政治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为此，他说：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出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
公历的8、9月间是犹太历的6月，是犹太教以禄（Elul）月，出自《圣经·旧约》“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这个月被犹太人视为收获的季节。《圣经·旧约》咛嘱“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以禄月也意味着万物已近结局。接下来就是提斯利月，是犹太人新的一年开始。索罗斯选择9月9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有“万物已近结局”的暗示。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卫健委）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凌晨作出安排部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宣布发现27例病例。随后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暴发并向全国辐射传播。
就在索罗斯发表那篇文章的前两个月，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闭，随后世界就陷入灾难。
2019年8月，一场大规模的“流感”造成（美国）10000多人死亡；10月，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事件201(Event 201)”全球流行病演习；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就在快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来自美国的五个参赛选手病了，“患的都是疟疾”。但其症状与疟疾不同而和新冠状肺炎很相似：发热，咳嗽，呼吸不顺畅。当时美国参加比赛的团队，就住在武汉海鲜市场附近的宾馆里。11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截止2021年3月21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24，932，148例，死亡2，716，580例。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超过了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数据显示，截止同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上升迅速，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54，871人。以至有人惊呼：“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二战。”
2020年6月，即在疫情全球扩散的高峰期，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2021年7月6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这次疫情扩散以及造成死亡的人数，让许多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这意味着人们不自觉地意识到它已接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当地时间2020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作为第84步兵师一名年轻人的感受。”基辛格说：“现在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基辛格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基辛格的含蓄表达自然让人们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第三次世界大战联想起来。2020年一年中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接近于前两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死亡的人数。如果将来世界人民找出那些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首魁的话，那它无疑就是一场以生物战形式表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打击目标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次是社会主义中国。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持久地改变了世界秩序，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表现得很不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再次有了“两个阵营”的鲜明对比，“秩序改变”了。
社会主义国家这边是举全国之力，以救护人民生命为核心价值，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万众一心，凝聚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时至2020年底，基本就控制住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那边，在日益激增的死亡人数面前，政府束手无策，在新冠疫苗远没有指望的情况下，英国竟提出基于“优胜劣汰”生物学原则的“群体免疫”的防疫政策。2020年3月13日，针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在英国的蔓延，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Patrick Vallance）表示，他认为如果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就能够建立群体免疫力；相反，如果采取非常严厉的防控措施，当解除这些措施时，疫情就会反弹。因此，政府当时能做的、最合理、最恰当的措施，就是通过轻症患者自我隔离，保持接触距离等，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人被感染并产生抗体。
2020年3月14日，229名来自英国各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现行防控策略将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造成额外压力，并致“远超必要数量的生命面临危险境地”。公开信的联署者同时对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官帕特里克·瓦兰斯“让感染扩散以造成群体免疫”的言论提出批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威廉·范斯海克（William Van Schaik）教授与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Matthew Bailes）教授分别指出，在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实现群体免疫的过程让人“非常担忧”——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1%这一较低水平数值估算，即便是英国只有50%～60%（约3600万）被感染也会导致几十万人口的死亡。英国伦敦女王玛丽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John Oxford）教授坦言，作为一名病毒学家，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喜欢这个做法，我认为它带有一些优生学的念头在里面。
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也转为资本的“婢女”。在重大灾难面前推行优胜劣汰的生物法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私有制下的资本赢利的需要。帕特里克·瓦兰斯的“群体免疫”对策提出后，英国首相鲍里斯随即宣布，从第一阶段的“遏制”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拖延”，其核心策略是：不严防死守，容忍疫情缓慢进展，期待大部分人在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在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在这种消极“群体免疫”理论的纵容下，西方多个国家都宣布不收治轻症患者或者无症状患者，让他们自行隔离。结果在东方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节节胜利之际，西方世界却经历着21世纪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天灾不能阻挡，人祸却在西方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对可能造成这次疫情的人为因素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
2021年1月14日，根据2020年7月商定的工作任务书（TOR），世卫组织派出国际专家组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共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无证据表明2019年12月前病毒就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专家组成员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导致病毒传播的假说极不可能。对于这个共识，中国疾控中心近期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
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门，在时间上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前后紧密相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广泛质疑：2020年5月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以下简称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发问：“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可不可以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以及美国国内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独立调查？可不可以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调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及美方应对情况？”6月11日，华春莹再问：“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7月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美国政府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何时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7月22日例行记者会，汪文斌说：“说到真相，我们倒是希望美方能够就德特里克堡基地等问题说明真相，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10月1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既然蓬佩奥如此‘关心’病毒溯源问题，针对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关切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电子烟疾病’等问题，美方是不是可以尽早给个说法，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2021年1月4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追问：“美方高官既然对溯源问题如此重视，考虑到美国媒体之前报道出来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和美国前年秋季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美方为什么迄今不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去美国开展实地调查？美国在海外设立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做什么？美方为什么不允许国际记者去进行实地参观和采访？”1月18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呼吁：“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4月27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当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从一家美国生物实验室泄漏，俄罗斯政府应该提出病毒泄漏的责任问题。他补充说，俄罗斯科学家能够查明病毒来源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
2021年6月15日美国《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网站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这比美国此前报告的首例病例时间（2020年1 月中旬）早了数周。研究样本发现，来自五个州的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的感染时间都早于所在州报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而且这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居住城市都不邻近于美国首波疫情暴发中心——纽约和西雅图。该报告主要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克里·阿尔托夫博士（Keri N.Alttof,PhD）表示， 在对超2.4万份血液样本分析后发现，其中1个血液样本 在2019年12月24日就已感染了新冠。据悉，这些血液样本于 2020年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采集而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参与了该项研究。其官网也于2021年6月15日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
追问美国是必要的，研究美国更是必须的，只有了解美国的昨天和今天，有些蹊跷现象连同基辛格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话，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 高利贷帝国主义是当今美帝国的鲜明特征
上面在讨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人为的因素时，笔者没有提到白宫，而是专提索罗斯。这是因为今天能够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美国建国之初，其外交就已经是半是主义，半是生意；可到今天，美国外交已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白宫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前提是偿还债权人即华尔街财团的借款，因而华尔街财团而非美国白宫的表态往往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的风标。
在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就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下主动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监管权力，其中包括削弱国家对企业遑论银行的控制和监管权力，因此美国国家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财政，这使得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需要资本财团的资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实施能力的大小要以从华尔街债权人那里可以借出钱的多少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的实施前，美国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钱。这使得美国政府从独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它的财政得靠资本财团支持，以至于后来美国日益异化为由一小撮债权财团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如图1所示：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美利坚民族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同时，美利坚民族又在借贷中落入了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控制：政府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华尔街的债务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的借贷规模已大大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在嬴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了世界的主人后，却彻底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借来的钱是要还的，大规模的借贷迫使美国白宫外交政策为还钱而不是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中从华尔街借来的债务却不能因胜利而一笔勾销。为此必须找个理由再发动美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在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他“在白宫岁月告终之际所能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咨文”，文中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的军工财团——即使在和平时期——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战争，艾森豪威尔回忆道：“许多集团发现防务经费的不断增加对他们自己甚有好处。向来关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军种，也很少对拨给它们的款项感到满意，即便那是个慷慨的预算。昂贵的军火的制造商们肯定喜欢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开支越大，利润就越高。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有势力的国会院外集团跳出来力争愈来愈庞大的军火开支。于是这种特殊利益的蛛网越织越大。”
但是，能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华尔街“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操纵舆论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在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他们的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财政。
1940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的债务总额从5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 600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0％上升至历史上最高的121％。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美国逐年提高其债务上限额度，从最初的490亿美元，上升至1945年的3 000亿美元。此后，在美国债务上限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低于1 000亿美元的时期了。
今天在美国“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满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政府在国内已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其外交活动基本就是为了清偿债务。由图一可知，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天量借贷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偿还。我们看到，正是为了还债，这期间美国外交不得不选择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来的债务基本还清，这是美国尼克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动新外交还得靠借贷维持，昨天的债权人是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但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及时将其债权人从华尔街军工集团转为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从对军工资本集团的依赖转为对金融资本集团的依赖，美元的支撑点从军工转向石油。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的着眼点主要是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润表现而不再是军工集团的利润表现。里根时期美国对金融集团的依赖大幅深化。美国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划并推动了苏联解体，使美国从中获得超额“浮财”，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1992年后，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1年间，美国财政已有盈余。如图2所示
为了保证美元在世界原油价格的独控地位，2001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国政府失去了对中东石油的专享权力。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债也大幅飙升，财政赤字更是断崖式直线上升。此间，美国政府对华尔街从以前的相对依赖变为绝对依赖：财政赤字的不断积累，导致了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底，美国政府的净债务累计达到13.11万亿美元，政府净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83.77%；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总债务累计达到16.78万亿美元，政府总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107.18%。如图3所示：
由图三可见，截止2016年，美国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国历史的最高点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参考图一）。问题是1945年美国政府大举借贷是为了打赢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2016年的高债务率是为了非正义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一形式下却是完全对立的内容。
至此，美国在短短三百多年里从欧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创业者最终竟异化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从一个独立自主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异化为华尔街债权人服务的买办集团，并于20世纪下半叶从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以金融产品赢利的帝国主义，列宁称这样国家为“高利贷帝国主义”，不同的只是，当时列宁说的是法国，现在轮到美国来扮演这个角色了，而美利坚民族这一时期也就整体性地——回归到当年犹太人“夏洛克”的老本行——转为高利贷民族。历史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结论：自1980年即里根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国合二为一了。
三 美国的蜕变：从一个向上的正常国家向帝国转变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这里说的“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是上升的因素。当事物发展进入它的否定阶段后，它就是反“理性”的和不“现实”的了。今天的美国已与理性相悖，进入反理性存在，其自身的否定因素已大于肯定因素，用黑格尔的话说，它已“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即使如此，我们研究美国也不能有片面性，美国今天的腐朽性是从昨天的进步性来的，找不到美国否定因素的规定性即进步因素就说不准今天美国腐朽和没落的本质。黑格尔还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恶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为恶而恶，即希求纯否定物本身，而总是希求某种肯定的东西，从这种观点说，就是某种善的东西。”黑格尔这句话的深刻性在于我们不能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当前美国的事物，这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采取的态度。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也不能用有色眼镜，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揭示出美国曾经历过的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早期美利坚民族全体是向善的，与其他民族——比如早期美国人决心摆脱的不列颠民族——不同的只是，美国人选择的这种“善”即不受约束的和放任的自由原则所产生的必然性使自己比较快地从自由走向被奴役，从进步走向反动。
在此，笔者还是要再提索罗斯，这是因为，索罗斯身上有两个附在今天美帝国身上的重要符号，这就是高利贷和犹太人。有人说“不了解清教徒的思想，就无法了解美国”，沿着这个深刻的见解，同样也会发现：不了解犹太教，就既不能了解清教，也不能了解美国。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世界各民族早期都有过高利贷活动，但操持高利贷营生时期较长的，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以至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被“奸商”化了。在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利贷商犹太人“夏洛克”就成了奸商和贪婪的同义词，以至马克思都说：“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
其实，今天浪迹于欧洲和北美的犹太民族原本是一个反高利贷的民族。他们最初生活在中东的西奈半岛：“住在死海以西的山区南部的称为犹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土壤丰美之地的称为以色列部落。”公元前11世纪，扫罗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国家。这个国家位于欧亚非的交通枢纽上，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在这条商道上产生了较早的以专营货币为生的商业民族。那时中东一带放高利贷的还不主要是犹太人，相反，犹太人还是高利贷活动的受害者。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此后南方由大卫的后裔继续统治，称犹太；北方另立王朝，称以色列。”史称“以色列人的经济比较发达，高利贷活动随之增长，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人也迅速增多。即使在经济比较落后的犹太，到公元前8世纪，穷人也已遭受债务盘剥。”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更是承认高利贷为正当业务。颁布于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认为，高利贷是巴比伦人日常商业活动中的一种行为。法典第八十九条规定贷谷的利息高达本金的三分之一，贷银则达五分之一。法典第九十六条更规定债务人如无谷物和银子还债，应以其他不动产作抵。
显然，古犹太人并不是天生高利贷者，相反，他们是在前基督教时期一直秉持反对高利贷的信念。在古代欧洲民族的教义中，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高利贷是有罪的，在前基督教时代，犹太人是较早禁止高利贷的民族。高利贷（ usury）来自拉丁词汇“usura”，意为对贷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根据《旧约》的记载，上帝通过摩西将禁止借贷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现在摩西的第二部书《出埃及记》中，“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律法颁布之际，犹太人仍是游牧民族，没有复杂的贸易体系；“同为上帝的子民，邻人之间（而非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借贷不啻为抢劫”。
犹太人经营高利贷业务是从古罗马消灭犹太国之后才开始的。公元前64年，庞培把犹太置为属国，受叙利亚总督节制。罗马统治给犹太人带来苛重的捐税和各种掠夺，犹人奉为神圣的耶路撒冷神庙在罗马统治的十年内遭到两次洗劫，引起犹太人于公元前53年、公元6年和公元66年的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史称“犹太战争”，对罗马打击最大，这也导致罗马人对犹太人屠城式灭国，此后犹太人就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失去祖国的犹太人此后就只能与钱相依为命，钱就成了犹太人的“祖国”。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但钱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没人借，这就使得以货币为生的犹太人的需要与实体生产为生的人的需要产生了对立。也就是说，现实世界越是需要货币，犹太人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地位就越高。与实体生产者的需要相反，犹太人最需要的是借贷的环境，这就是破产、疫病、灾荒等，最好就是战争，它们都能创造出对金钱的巨量需求。在欧洲的历史中，一旦出现革命或战争，君主们就急需金钱，这时他们就会给予犹太人以比较宽容的待遇。比如，在12世纪末，“借贷业已经成为法国犹太人最重要的职业”。而且，由于犹太人的借贷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借贷业在各国获得了法律的认可，1190年法国的特许状承认了犹太人放贷业的合法性即是一个证明。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15～1493年）遇到财政困境，他便“宣布对犹太人的保护，给他们发了许多赦免书，从而减轻了因对犹太人采取的特别经济措施而给人民带来的负担。”在欧洲其他的国家中，犹太人也是最重要的放贷者，犹太放贷者因此成为许多国家中的特殊阶层。1796年拿破仑为了获得犹太人对其欧洲政策的财政支持，法国政府在1808年11月15日颁布的宪法第十条和第十五条就规定：
1. 全体信仰犹太教的国民，享有其他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2. 非我国国民但居住在我国国内的犹太人，享有其他外国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这样，在法国、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州，犹太人与及其人民之间的社会差别逐渐消失。”但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就放高利贷，马克思说：“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对高利贷的憎恶导致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也由此产生。莎士比亚写的《威尼斯商人》则是这种偏见的文学反映。英国学者丹·哈德卡斯耳在1843年出版的《银行和银行家》一书中写道：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 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
这种偏见导致欧洲从古代起直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一波又一波的针对犹太人的有系统的大迫害。欧洲一些人试图用种族灭绝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犹太“奸商”问题，事实上这反而强化了犹太人对未来历史特别是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力。
与其他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幸的是，罗马对犹太的灭国政策让这个民族失去了祖国，他们不得只有将金钱当作了自己的“祖国”并被迫选择了一种与实物生产的民族不同的价值趋向：没有祖国就把钱搂得特别紧，就得把钱当生命。其他民族有土地、有国家，可以从事物质生产。犹人没有土地，只能从事被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最不合乎自然”的钱生钱的事业。在外汇市场中，货币对国家是没有感情的，就这样，在现实中，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便与可以随意游移于多国间的货币有了生死相托般的依赖，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与钱的命运捆绑在犹太民族的品质中打下了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印记。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
凡事都有两面性：高利贷既然出现在人类历史，它就一定有它的积极性即黒格尔说的“合乎理性”的方面。高利贷的破坏作用在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及此相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进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乃至革命的作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他写道：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
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13世纪至19世纪，犹太人及其商业活动在推进欧洲资本主义过程中成了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积极力量。黎巴嫩历史学者萨比尔·塔伊迈（SabirTaimai）在《犹太通史》一书中写道：
自13世纪到19世纪初，所有商业城市里的犹太人都参与了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发展，随后又参与了企业管理、开银行和控制资本的各项活动。
由于犹太人散布在欧洲的商业城市里，因此，离商业发展的场地很近。在封建基督社会里，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为封建王公们服过务，但却难于从事大规模的渗透和控制活动。在依赖封建基督教而维系的犹太实体的废墟上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阶段到来时，继承了理财本领——从事经纪人、借贷和投机倒把——的犹太人，看到跃上这一时代的领导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刚刚进入19世纪，犹太人就具有了即便在控制工业资本发展运动时都不曾具有的意识。到19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力量。
19世纪给犹太人创造了从事上述活动的许多机会。当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壮大时，在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中，在旧有的封建时期的主宰们中间，出现了掌握着领导和控制权的新的经济力量。犹太人不愿意放弃领导这一重要的历史潮流的机会。于是，他们在各个商业城市中心，显示出他们特殊的能力。到19世纪初，开始出现新的聚集的犹太社团，几乎成了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先锋和主宰。
但是，当欧洲“封建基督教”大本营罗马天主教皇的权力在新教（对应地也可称“资本主义基督教”）改革中被削弱、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资产阶级的商业本性已不再局限于犹太族群；换言之，犹太人的商业本性已扩展为早期资产阶级的普遍品性。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资本自由的尺度。新教中的清教徒坚持绝对自由——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合乎理性”，而新教的另一部分即欧洲皇室则要求相对自由，即资本必须受国家节制。最终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以宗教（清教）的名义与欧洲曾和封建皇室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比如英国女皇、拿破仑皇帝等，他们是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决裂并在信仰理念上向犹太教的经典《旧约》的“归皈”。
对欧洲这场发生在新教内部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用“旧的封建势力”或“新生的资本主义力量”来评价。欧洲大陆国家驱赶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欧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冲突无谓消耗人物资源的教训，在打败天主教后他们再不能允许将来资本强大后出来再与国家冲突——这显然是合理的选择。从清教徒方面看，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尚未释放之前，他们也是不能接受欧洲国家尤其是皇室国家的控制的——这也是合理的选择。
清教徒坚决反对世俗国家控制资本的信念与长期没有了祖国的犹太人一拍即合。双方的合作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新约》中找不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便从犹太教经典《旧约》中寻找思想资源。比如清教徒主张的“上帝选民”的思想就是从犹太教中衍生而来，而这个打破等级制的思想却为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欧洲资产阶级皇室，尤其是英国皇室所不容。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英国皇室大规模驱赶清教徒以及被驱赶的清教徒与犹太教徒——为抵抗欧洲皇室——完成了历史性的大结盟，这种结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二者融合的结果就是美利坚精神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大陆的诞生。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较大的贡献。作者“上下纵横三千多年，将美国秩序的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柯克在1974年出版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他写道：
正如希伯来人所了解的，有种超越时间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过其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形式依然在给美国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任何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书：《圣经》。旧约和新约同样重要，因为美国殖民地在建立时恰逢对希伯来文化的学术研究重新火热起来，而且早期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加尔文主义特征强调以色列的遗产。
马吉安派（Marcionism）是基督徒试图从犹太人教义中排除出去的异端，在早期的美国没有追随者。在美国革命前，只有少数犹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19世纪最后儿十年人数才增多。不过，以色列的遗产在美国的影响力大于在欧洲的影响力。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不仅以十诫和《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他们共同体的秩序，而且一直将他们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清教徒们认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和成就。
尼尔・里摩尔（Neal Riemer）评论道，“因为旧约的核心主题便是从奴役和压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犹大的遗产滋养了美国的自由。
不过，虽然如此，如果不诉诸于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维系或更新。“我们信仰上帝”这一美国信念重新确认了与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预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们所立的圣约。地上的耶路撒冷从来都不是座雄伟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远远多于在所罗门最光辉灿烂的日子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区的居民。不过，比起清教徒们创建的波士顿、荷兰人创建的纽约或因杰斐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妥协而诞生的华盛顿，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灵性之城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更大。当地上之城灰飞烟灭时，信心和盼望却会永存：这实际上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权之下的经历的主要教训。
犹太人对金钱的归属感是由于没有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是由于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没有祖国。“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确切地说，比较高利贷资本而言，工业资本对祖国还是有些归属感的，因为工业资本不能自己生产和消费自己，它需要通过社会消费它生产的商品才能增值。而生产商品就需要工业矿产和劳动力，这些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工业资本（马克思有时称“产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只有高利贷资本对祖国的依存感最低。美国独立战争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年）那篇《不自由，勿宁死》的著名讲演之所以当时那么鼓舞人心，就是他道出了来到北美的“上帝选民”视资本高于国家的心声——而这正是与他们原来的祖国英国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地方，当时的英国已接受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式的国家至上的理念，将宗教乃至资本都归属于国家利益。与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战国时代折磨后人民选择了秦王嬴政的道理一样，欧洲选择黎塞留的国家至上的理念——与之相应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在欧洲经历数百年并最终解决了政教二元冲突后血写的经验。
当年其信念与犹太教义非常接近的清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工业资本）与犹太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金融乃至高利贷资本）天然结盟后来到北美大陆，他们在倒掉英国国教这盆“洗澡水”时，因用力过猛却把洗澡盆里的“孩子”（指国家观念-——笔者注）也倒了出去，以至于当美国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联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欧洲霸权后，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出现分裂，石油美元取代军工美元，至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且反客为主，民生工业资本（与军工资本相对——笔者注）受到重创，进入21世纪后，美国整体性地转变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美国学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柯克这里说的“新美国”，是指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后形成的与欧洲资产阶级新教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因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而强大：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同样当其他神退位后，在两教教义中埋得很深的矛盾即货币与商品从而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逐渐升级并最终又以工业资本屈服，高利贷资本的权仗肆虐美国并最终毁掉美国而告终。
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只要世界陷入货币依赖，货币的持有人就成为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用的货币量越大，这些人的权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可以说，是罗马人用灭族灭国的暴行将一个本不愿靠与货币为伍的犹太民族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逼成了有名的“高利贷民族”，又是货币将犹太人送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因此，不研究货币，就读不懂犹太人，而读不懂犹太人，就读不懂美国。
确切地说，犹太人以民族的身份与高利贷活动发生联系只是从12世纪末开始的，此后各国对四处流亡的犹太人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比如有许多国家就规定“犹太人作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犹太人又被排斥在行会之外，各种手工业经营被有效地阻止。因此，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加上早期基督教禁止其教徒放贷取息……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这样就在欧洲普遍产生了对犹太的人偏见。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就是这种偏见的文学表现。在这里，“犹太人”几乎被丑化为“贪婪者”的同义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犹太民族为人类的历史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其中少数人在后来的历史上参与帝国主义寡头垄断集团瓜分世界的活动，并成为世界历史的反动力量，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那只是犹太民族中的上层剥削阶级的行为，这笔账不能算在整个犹太民族的劳苦大众身上。
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美元紧缺的经历相似，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自由贸易广泛开展，一时间金银货币紧缺，这刺激了欧洲盛行“重商主义”经济理论，重商主义将金银货币存量的增长当作财富增长的标志。重商主义提出和金银货币短缺的现实提升了手持大量货币并具有娴熟货币经营能力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一边，帮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败了天主教，消除了欧洲“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难题。当然在这个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大借款的过程中，犹太货币商们也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
罗马天主教会在与欧洲世俗政权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并随后隐退，是欧洲资产阶级对历史进步的一大贡献，也无疑地为欧洲资产阶级伴随着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但是，当欧洲民族国家走到前台之后，那里的资产阶级与这些曾经支持过他们的犹太货币商们的矛盾也就随之上升，后者要在新国家中有自己的统治权力。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这当然少不了这些货币商的帮助，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拿破仑借用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将这次会议命名为“伟大的公会”，目的就是要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帮助过他的犹太商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俄国在打败拿破仑后随即“卸磨杀驴”，加入排犹行列——排犹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目的与拿破仑一样，就是遏止这些货币商的政治欲望。
这些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犹太货币商们的“从政”欲最先在英国遭到了清算。英国王权要将宗教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期间，英国完成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新教改革，确立了教廷必须服务于英王即国家的宗教属性。但这遭到新教中失意的清教徒（实则是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反对，后者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事实上，同一“上帝”在清教徒眼里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上帝”就是新兴的工商资本主义——正如犹太人的上帝就是手中的货币一样，后者则是欧洲王朝国家。清教徒们不甘心在资本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国家，相反，他们要让世俗王权为资本让位，国家要根据“上帝选民”的原则，以资本的多少来确定国家的统治者。一句话，资本面前无国家。马克思说：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马克思这段论述也道出了犹太教从而清教的本质，即在资本面前，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神都要退位”。
也正因此，清教徒为英国王室所不容并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遭到英王室的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迁往北美。这些人来到北美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今天的美国的立国精神即“五月花号”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历史上对契约精神贡献最大的是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契约是平权的人之间的一种私法约定，它是社会团体组建和管理的基础，其间排除了纵向的国家权力及其管理体系。由于没有国家，社团就成了犹太人所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犹太人靠社团在世界各国生存，也靠社团向世界扩张。可以说，社团及其必须的契约精神是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这也是犹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得以“合乎理性”地长期存在的前提。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汲取的犹太社团及其契约文明并将其改造为未来国家消亡后人类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但是，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本质不同的是，犹太人带给美国的契约社团是私有制度下没有祖国的人群的在其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联合方式。在这里，人的横向契约打破了国家的垂直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确立了资本的垂直权力。这样，人对物（资本）的管理就假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变成了物对人的管理，人的尺度异化为物的尺度。为了防止在未来的新国家中重演在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卸磨杀驴”的恶梦，刚登陆美国的清教先驱及后来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心目中的新国家必须是由遵守契约的商人绝对控制并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这样的共识形成了“五月花号公约”的本质。
“五月花号公约”精神使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在美国以清教的名义再次向犹太教“还原”。这使得建国以后的美国人在清教精神中不自觉地成了犹太化了的美国人；这时的犹太人也脱离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社团闭合的特性，也转变为美国化了的犹太人。马克思概括得很深刻，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写道：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
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徒到北美大陆后，皈依于资本和商人的契约精神使犹太裔与非犹裔族群的价值分野——与欧洲相比——变得模糊多了。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对犹太人也不像欧洲那样排斥，而是广泛接纳。他们在“民主”“自由”（本质是资本不受节制和自由放任）的旗帜下统一了起来。在这种文化中“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逐渐变成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不正确的行为而难以获得支持”。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可以不受任何制度性排斥，靠自己的奋斗可以挤入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上层。据统计，美国的犹太人占全国人口2%，但美国资产排名前400名的人中，23%是犹太人。美国资产排名前40名的人中，40%是犹太人。世界亿万富翁排名前400名的人中，15%为犹太人。不仅如此，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更是犹太人云集。包括历任美联储主席在内的美联储理事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直到2018年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上任才打破了这个规律），比例接近100%，而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大约是2%。而在12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多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中，曾任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的盖特纳，曾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女士则在2014年～2018年任的美联储主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犹太人已经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对美国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力因而不能忽视的群体。“从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方面来看，美国犹太人都已经爬到美国各社会群体的顶端。”
2006年3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上发表约翰·米尔斯海黙（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犹太人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个集团“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它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关于美国对以政策的公开辩论都难以在国会发生；只要涉及以色列，任何潜在的批评者也会沉默寡言。”
约翰·米尔斯海黙等将犹太民族整体地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的“一切神都要退位”，当然也要包括犹太人中的那些不利于资本增值或者说被资本淘汰的人群。犹太人来到美国后很快出现贫富两级分化，与犹太族群相对立的是阶级的划分。清教徒的绝对资本主义实践使犹太人很快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少数犹太美国人进入美国统治者阶层，大多数犹太美国人却被抛入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行列。完整的“被压迫民族”意义上的“犹太人”在美国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压迫阶级的犹太人——它们已归入美国垄断资本家阶层，而落入被压迫阶级行列的犹太人则与贫困美国人划为一体。
调查显示，在近590万美国犹太人中，约有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有人认为这还是相当保守的统计；196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也表明，犹太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爱尔兰人、英格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波兰人。对犹太贫富分化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杰拉尔德·克雷夫茨（Krefetz，Gerald）在1982年出版的《犹太人和钱——神话与现实》一书中写道：“衡量犹太人贫困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纽约市，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犹太人口。纽约的犹太人构成全市人口的18%，占全国犹太人的21%。在120万个纽约犹太人中，15%或18.42万个犹太人是穷人或濒临贫困的人，而另有5%的人其收入处于贫困和劳动统计局规定的低收入水平之间：在这个城市中，总数为24.56万的犹太人，或者说五分之一的犹太人是潜在的福利救济对象。”
克雷夫茨根据对美国犹太人的经济状况研究发现：“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既是最富的群体，同时又差不多是最穷的群体。”克雷夫茨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将“犹太人”归入民族学中的“负面清单”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样将犹太民族整体性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合适的。
四 美国的蜕变：美国从军工帝国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在进入下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前述犹太人到美国后其血统种族的意义已发生了大为模糊，在后面讨论中，笔者笔下的“犹太人”的概念已脱离了种族或血统语境，它更多的是一种“美国犹太人”或“犹太美国人”语境下的表述。
（一）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不仅仅是犹太人凭其聪明才智个人奋斗的结果，它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其直接目的是确保这些已经在美国奋斗起来的大货币商们不能重蹈在欧洲被“卸磨杀驴”的前辙，而制度设计的突破口恰恰就是从控制新国家的经济血脉即银行入手：在国库空虚，社会需要货币支持时及时推进所谓“金融改革”以推动货币商们对国家银行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美国政府1791年在费城建立的合众国银行（ Bank of United States，也译美国银行）可以说是美国中央银行的原型，它集中体现了“五月花号公约”的社团契约原则。时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希望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督国家的货币发行，设立公司制中央银行——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有，合众国银行在这种理念下诞生了。财政部账户设在该银行，对于未按规定保持一定数量黄金或白银的银行，合众国银行拒绝接受它们的票据，以此来维持货币存量和贵金属供应之间的关系。意想不到的是，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制度带动了华尔街的发展。当时汉密尔顿的官邸就在华尔街上，而纽约银行就在汉密尔顿官邸的对面，汉密尔顿去世后一直被安葬在华尔街上的三一教堂侧面，以至后来有人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华尔街之父”。
当时美国也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的设计会导致寡头控制美国金融，而州银行也纷纷表示该行的设立影响了它们的银行券发行。因此，20年经营许可期限过后，合众国银行的经营并没有获得延续。这样，州银行开始没有约束地发行银行券，造成市场纸币泛滥，通胀高涨。美国国会不得已于1816年决定在费城再设立一家合众国银行，这样，第二合众国银行诞生了，许可期限仍为20年。20年期限到期后，国会同意该行换发许可证继续经营，但被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否决，否决的主要理由是可能会形成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精英圈子，这会影响个人自由，造成政府集权。这就是美国建国后两次设立中央银行都失败的原因。
没有中央银行后，美国政府（财政部）也曾试图发展各种替代机构来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和地位，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一些统称票据交换所的机构，如成立于1853年的纽约清算所、成立于1858年的费城清算所来清算票据，行使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这些机构都无法像第一合众国银行和第二合众国银行那样能够保持美国的金融稳定。进入20世纪，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但其银行业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远高过拥有中央银行的欧洲国家。金融风险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1907年10月14日的那场金融危机，恐慌使得几乎所有的储户都涌到了纽约各银行门前。不幸的是，此时美国缺乏一个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最终，政府、银行家们，特别是纽约票据清算所发挥了关键作用，才平息了这场银行危机。为了保持金融稳定，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签署了《联邦储备法》，依据该法案，1914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the Fed），以履行各项中央银行职能，包括银行业监管，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支付清算。为了防止国家集权，该系统只是在华盛顿设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也称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后者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此外，在全美选择了12个储备区，每个区设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储备银行，主要负责银行业监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被授权负责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和管理25家分支机构。这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东都是成员银行（国民银行）和合格的州注册银行，但股份不能转让。联邦储备银行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所有权属于私营性质，但联邦储备银行执行的却是中央银行职能。《美联储法案》的始作俑者参议员尼尔森·奥利奇（Nelson Aldrich）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在这个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当时对《美联储法案》持坚决反对意见的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在对众议院发表的演讲说：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
亲自签署了《美联储法案》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罗德・威尔逊事后非常后悔地说：
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地有组织、如此地悄然无形、如此地互锁在一起、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临终时威尔逊无限悔恨地承认：“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美联储成立后，美国政府失去发币权，留下的只有发债权，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说：“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而此后的美国政府，用马克思的话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至此，美国主权独立已蜕变为形式，由于国家信用转入华尔街资本集团手中，美国事实上已堕落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权力，用乔治·沃克·布什的话说，终于被华尔街“关在笼子里”，美国——类似于1949年前的近代中国——已堕落为华尔街操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学者杜文君写道：
垄断财团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更是美国政治生活浪潮中一支潜伏的暗流，有时甚至根本就是滋生美国战略决策的河床。垄断财团犹如一个首席乐师，只要弹出一串音符，国防部乃至总统就会随乐起舞。
19世纪前半叶美国的银行改革，很可能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们曾对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寄于很大希望。为此，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醒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实现公有制后，还要特别注意：“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2011年9月，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美国民众的各式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如果九泉之下的汉密尔顿看到这一幕，不知对自己当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设计会有何感想？
同样的道理，美利坚民族在建立新国家的时刻没有及时建立由国家独控的国有银行既是美国迅速崛起并打败欧洲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步入世界大国后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从独立之日起，美国政府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而银行的私有化政策又导致政府力量先天不足，重大内政外交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财团同意借款，政府就随时面临“财政悬崖”。这导致政府对私人财团的依赖越来越深。从前引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基础》提供的《美国政府债务》图表（参见图一），可以看出，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的债务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30%～40%之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比例迅速突破100%。这说明，在美国面临着欧洲压迫的时候，摆脱这种压迫会得到全美各阶级的支持，这时的美国政府会有比单纯的国有银行更强大的融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美国迅速打败欧洲霸权的前提。但是，当美国打败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之后，美国的借债水平就成为政府对金融财团的依赖深度的标尺。
比如说为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大举借债可以理解，可在2016年和平的条件下美国政府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突破100%（参见图三），接近或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债务水平，这说明，此间美国政府从对华尔街财团相对依赖蜕变为绝对依赖。国家的财政一旦被资本财团控制，国家政治就失去了自主性，政府就会异化为财团的傀儡或曰买办。这个苗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借款高峰中——这时欧洲败局已定——已经显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借款尚未偿还，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将堆积如山的军火库存消化掉以清偿所借债务。从1945-1953-1972年的债务偿还进度的节点分析（参见图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借的债务恰恰是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消化美国的军工库存而解决的。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数量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要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现在回头看，当时美国政府发动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战争，是通过战争消化“庞大的武器库”以偿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
直到1972年上任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政府才偿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借款。还了钱，尼克松才能选择结束越南战争，才能与中国和解。此后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的财政来源才能从军工美元转向石油美元，从以前的通过“杀羊”获利的方式获得转为通过“割羊毛”的方式获利。美国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James Harrison Wilson）提出并得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高度赞赏的“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的名言，道出了美国外交的买办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取得胜利的意义在于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霸权，作为美国争霸对手的欧洲（大国）整体性地消失了，这时的美国与苏联双双步入了世界帝国的舞台。与此同时，美国也被华尔街的债务缠身并为华尔街军工债权人控制。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只是从美苏争霸时的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独家剥削世界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这时的美国政府的债权人又从军工财团转为华尔街金融集团。没有外敌的美国此后的外交就脱离了它的国家政治的本意：原本是为主义的外交，现在只是变成了一种生意；美国外交的敌人这时已不是冷战中的对手，而是世界和平！
但是，客观地说，在美国没有摆脱欧洲压迫继而霸权之前，美国政府与美国财团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为打倒欧洲霸权而团结奋斗，这时美国政府得益于军工集团的强大生产力和金融集团的强大融资力。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美国已打败欧洲并取得世界霸权——后，美国白宫才迅速倒在华尔街债权人脚下并成为财团谋利的政治工具。必须说明的是，打倒美国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美国人与犹太人共同接受的清教理念——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四百多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原则。这个理念在建立了新美国的同时，置留于其中的矛盾胚胎也就逐渐展开：至20世纪这个共同体面临的反欧洲压迫的主要矛盾解决后，统一体中美利坚民族与资本的统一性成份就下降，对立性矛盾就上升。美国也就从一个正常国家转变为帝国，先是军工帝国（1945～1981年），后又转向金融－高利贷帝国（1980～2016年），经过二者的短暂辉煌后，在21世纪初，美国快速衰落。
五 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一）高利贷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
金融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曾在短期内筹集巨大资金帮助资产阶级打败封建贵族并由此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也在人类历史上——比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吕不韦高利贷货币商和今天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对现成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各国都是在实践中汲取着经验和教训。一个民族所得到的教训越是沉重，它所获得的经验也就越是深刻，其控制风险的措施也就越是实用，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马克思对金融的两面性有过深刻阐述。马克思说：“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么在流通中生成、产生、被生产的东西，是货币本身，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造成流通的主要原因是分工，而分工是造成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分工越是丰富，社会就越需要流通；流通的形式越丰富，社会生产力就越发达。反之，“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因此，只要私有制下的分工仍然存在（指在私有制下，产品的使用价值屈从于交换价值——笔者），货币及其作用就不会消失。马克思说：“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流通从而货币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有被价值所创造。如果处于离开流通两极的商品，那货币就是一堆废铁或废纸。马克思说：
从货币和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从流通本身的条件中产生的。这一行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动力。它是从预先存在的要素出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失去作用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灭了。
是有了商品即用于交换的产品才有货币，货币只有在流通中快速否定自己才能快速肯定自己。马克思说：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只有被支付出去，才会实现。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使货币消失，这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短暂的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积蓄起来，不过那时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因此，货币在它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扬弃了它自己。
货币不是商品，只是商品交换即流通才使某种金属或纸质的媒介成为货币商品。“商品的生成过程，从而商品的最初占有过程，发生在流通之外”，而“货币是流通的产物”。在货币短缺时，货币就给人造成它就是“财富”人假象，这时“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马克思说：“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假想成财富本身并由此产生了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的迷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迷，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比如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就把货币储备的增长误认为是财富的增长，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人将美元外汇储备误解为国力强弱的标志一样。在重商主义盛行时，欧洲社会脱实向虚，“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在“货币拜物教”中人们增值的手段就从屯藏货物转为屯积货币，人们的活动都集中到不产生价值的流通领域，这样社会物质生产“共同体”之外便形成了货币生产的“共同体”，后者是一群不创造任何价值并不停吸吮社会物质生产机能以货币生息货币的高利贷者。下面的话似乎说出了今天华尔街财团凌驾于美国政府权力之上原因所在，马克思说：
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排斥和不服从本质，在条件不成熟时，即国家掌控银行时，货币会“委屈”自己成为商品的“仆人”，一旦银行控制了国家，那它就会撕下“金融”“信用”等现代为生产服务的“仆人”外衣而直接显露出其“洪水期前”的高利贷野蛮本性：以其虚幻的力量主宰真实的力量，用符号的世界主宰实体的世界。而要消除货币这个“恶习”的前提，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已有论述，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概括为：“消灭私有制。”
“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美国就是被绝对自由主义成就后被其打倒的国家。它由主张资本绝对自由的清教精神催生，资本放任的天性在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广袤的土地上得到几乎是无限制的自由扩张并造成巨大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点，在独立后不久的美国各地得到最充分的张扬，其间出现了饱含激情地“为一个新世界开始歌唱”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年）。他在《对各个州》一诗中写到：
对各个州，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各州的任一城市，我说，多抵制，少服从，
一旦被彻底奴役，这个地球上就再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城市，还能恢复它的自由。
可是，惠特曼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在美国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反抗、不服从、自由等几乎成了美国人无条件的信念和“法律”，惠特曼《我为他歌唱》一诗写道：
（如多年生树木从它的根上长出，现今也扎根于过去，）
资本在美国早期的那任性的扩张，确实在美国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给美利坚带来完全不同于旧大陆欧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惠特曼用饱浸感情的笔墨在《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一诗中写道：
船夫唱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唱着，
伐木工人唱的歌，犁田的小伙子早晨出工或中午休息或日落时唱的歌，
母亲的美妙的歌声，或者年轻妻子工作时或姑娘缝洗时的美妙的歌声，
白天歌唱属于白天的事情——夜里是强健而友好的年轻小伙子们在晚会上，
尽管他后来对美国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但在早期，惠特曼在他的诗中还是坚信美国清教信条，将“反抗”“抵制”“自由”等当作绝对原则。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令那些坚守“五月花”自由信念而签署《独立宣言》的国父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坚持并为此而与宗主国决裂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经过“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最终蜕变为“五月花”精神的对立物——垄断。真是历史的讽刺：自由战士为自由所打倒。
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到美国后在没有任何旧制度的羁绊下得到充分发展，时至20世纪，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对这一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最为深刻的是列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认为：20世纪的帝国主义已经从原来的“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新的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写道：
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的现象的鲜明特征，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
垄断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对自由的否定。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总结这个“最新资本主义”有五个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在论述了这五个特征之后，列宁进一步给出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注意并强调了在这个历史从“旧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新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猛烈”。据统计，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它们拥有140万工人，它们的产值有56亿美元。5年过后，在1909年，相应的数字为3060个企业，200万工人，产值90亿美元。“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列宁虽然强调了美国，但他研究的帝国主义的重点案例还主要是欧洲列强。列宁发现，这一时期造成资本主义企业快速进入垄断的重要推手是金融的力量，银行在推动工业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也成要主宰工业资本力量，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主客置换。列宁写道：
银行原先的主要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所有一切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全部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
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与工业集中同步的还有银行业的发展和集中，本来是工业发展带动并支配着银行发展，但行业间的竞争导致投资规模的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融资，这样工业资本家在竞争中便有了对银行的依赖，这种依赖使本来只有的贮存货币功能的银行发展出融资的功能，这种功能使银行在激烈竞争并急需注资的企业面前有了生死予夺的权仗。让当年追求自由的“五月花”合众国开国元勋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主客异位的变化迫使工业资本屈服于金融资本，而“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列宁对这一点特别看重，他写道：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结论，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一旦反客为主，金融从而信用就失去了它的“合乎理性”即积极的意义，取而代之的就是金融向高利贷“返祖”，金融统治让位于高利贷统治。高利贷资本一旦支配工业从而整个社会，高利贷资本瓦解生产的本性就会使社会生产发生萎缩，社会出现寄生性腐朽，失去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国家的上升势头就会被打断并转入衰落，当然这种上升和衰落都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显现的。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地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
列宁这是在说法国，还说“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这话放到今天再读，怎么看都像是在说美国。列宁继续写道：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所选取的样板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那时的美国还处于欧洲国家的“跟班”地位，在世界利益分割中，“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整体性地在战争中衰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与此同时，列宁曾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便更为典型地体现在美国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