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下）
【作者按】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获取利润的道路”。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 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由“自由”造成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全文七万多字，《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4、5、6三期连载发表。笔者有意试续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写的是20世纪初处于“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笔者试着接续的是21世纪初处于“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
（一）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五 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一）高利贷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驾于它之上”
六 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七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的崛起与美帝国的末落及其总结
八 从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看资本主义的末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
【编者按】本文经张文木教授最新修订，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全文编发。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同时发布，上篇为第一至五目，下篇为第六至九目，注释略。此为下篇，供研究参考。
六 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美国以战胜国的姿态成为帝国主义行列的老大，欧洲帝国主义在旧的世界体系即凡尔赛体系中的霸权已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世界体系即雅尔塔体系的及其中的美国的帝国霸权。此后曾是同盟国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进入全球争霸的冷战时期。
以尼克松访华和越战结束为界线，美国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两个时期。此前由于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一时期拉动美元增值的主要动力是军工，政府在对外军事行动的需求中保持大额的国防采购，由此为美国军工资本带来滚滚利润。如图4所示：
我们看到，美国在194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接近40%，而后至2009年国防支出在大幅增涨的同时，其在占GDP的比重却大幅下降，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学者汪涛认为：“如果仅为国家安全考虑的话,这个比例合理的比值在1%～2%就足够了。就算以2%考虑,美国军费开支占GDP比例有3个百分点是超乎‘常规’的,也就是美国军费开支中有一多半是自身安全不需要的。这个增加的投资如果不能获得比投资额高出3倍以上的收益,经济上就是不合理和难以常年维持的。也就是说,美国需要通过军费投入获得占GDP至少10%的收益,才能合理地解释其行为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事实上,真正获得的收益远超过这个数字,其原因只有通过美元霸权所获得的利益才能获得合理解释。”
事实也正是如此。1951年至196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NP）年增长率为3.2%，通货膨胀率只有2.7%；1961年至1970年，实际GNP增长4.0%，通货膨胀率只有2.9%。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发展显然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密切相关。如表1所示：
1951～1960年间，美国实际GNP增长最好的时期就是朝鲜战争，而在战争停止的1954年，美国GNP增长率（可比价）从1953年的4.5%突降至-1.4%，1955年美国在越南开启“局部战争”，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登陆，当年美国GNP大幅上涨至7.6%，经济出现低通胀高增长，随后经济持续下滑，随后几年经济基本都处在不稳定的通胀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末，苏美关系缓和，美国扭转通胀，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经济虽处低通胀，但经济严重下滑。总体看都没有达到朝鲜战争时的水平。但1951～1960年这10年平均下来，经济还是处于低通胀、稳增长不错的水平上，其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重要因素。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越南战争对其间GNP增长的贡献。如下表2所示：
1960～1970年，美国全面投入了战后时间最长的越南战争，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巅峰期，恰恰这10年也是美国经济基本都处在低通胀高增长的时期。只是到1969年战争后期，美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滞胀期。到1970年美国实际GNP增长率（可比价）竟跌到-0.4%，而通胀为0.9%。这显然是受越南战争将要结束的影响。
1971年至1980年，美国外交的特点是域外无大战，国内由尼克松、基辛格开启的以中东石油为支撑点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正在全球布局。10年间实际GNP为3.7%，通货膨胀率却大大高于前两个10年达7.3%。经济的增长为高通胀严重稀释。造成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的原因是外部大规模持久的战争的停止，国家处在军工帝国难以为继、金融帝国及紧随其后的高利贷帝国布局尚未完成的过渡期。美国军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的这一特点，中国学者杜文君在《美国战争经济论》一书中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战争爆发之时或之前，美国经济都正处在衰退之中，即经济衰退预示着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衰退本身也推动了对战争对象的认定和打击速度，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高涨期，从几场典型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来看，适时认定和打击战争对象是美国减缓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著，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四次中东战争、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等，都加快了美国国内从军工资本统治让位于金融资本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防支出虽大幅上扬，但军事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5%～7%域间的水平，这与此前15%～5%域间的水平相比已大幅下降。（参见图四）此后对美国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开启金融化进程。90年代美国金融化及其全球扩张进入大收获时期，其间美国的金融业利润收益迅速超过制造业。如表3所示：
里根时期——经尼克松时期准备和过渡——是美国军工帝国经过短暂的金融时期向高利贷帝国转轨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业利润快速飙升。由表三可知，从60年代到90年代，金融业利润增长了1599%，制造业利润仅增长了393%。
图5、图6从长时段描述了美国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美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已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即农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即工业之间的剪刀差迅速拉开，第三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已赢得全面且不可逆的优势。如图5、图6所示：
在金融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199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其中1998年为4.3%，1999年为4.2%，2000年达到5.2%。而1975~199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平均为 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出现过9次扩张期，前8次中最长的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达106个月，90年代初以来的扩张（到2001年3月）已达120个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显然，1992～2000年间，是美国高利贷获利最丰的时期，而此间由苏联解体——相当于一场战争——释放且流向美国的巨量浮财成了推高美元指数的助力，而此前推高8次“扩张期”的重要助力就是由战争拉动的军工生产。
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以军工拉动经济，美元坚挺的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持有美元等于持有黄金”，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支撑美元供给，为了保持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硬通货的垄断地位，美元便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挂钩。1975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这意味着各国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就得增加美元储备，这就使得美元始终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处于中心地位。英国公共有限公司（CMC Markets）的外汇首席策略分析师阿什拉夫·莱迪（Ashraf laidi）认为：“当OPEC在1975年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时，美元立即成了全球的储备货币，这也巩固了原油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作金本位，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是原油本位时代。”里根之前，美国是通过战争拉动美国的军工利润，尼克松停止越南战争后，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收缩至中东，强力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对世界石油的控制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中国学者梁亚滨写道：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造成美国金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结算之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及同期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拉动了亚洲对美元的超大规模的需求，此间美元指数在1985年2月被推至历史最高收盘点位的164.72点。如图7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1985年美元指数的峰值出现并不是国际油价推动的结果，因为同期的国际原油价格恰恰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如图8所示：
显然，1985年的美元峰值是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共同推动的结果。此间，美国经济也在金融全球扩张的路线上的获得发展。中国经济学者黄海州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改革开放压低了全世界的通胀水平。新型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体系，如WTO，全世界的商品、资金能够更大范围地流动，大大压低了世界的通胀水平，所以说过去30年是全世界发财最好的时候。
1981年至1990年间，里根总统推行“里根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加速企业折旧以刺激投资。里根经济学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时期，美国实际GNP增长率比前十年虽有下降，为2.9%，通胀率却大幅减少，为4.6%，但还是高于GNP实际增长。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增加了个人可支配的货币和企业的流动资本——这是里根货币供应学派的本质，私人和企业可支配的货币总量大规模地增加和流动，是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前提。
客观上说，里根经济政策推行后美国经济得到恢复，1984年，在里根上台的第四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7%，通胀率被压至4%，“超过了计划预定的4.5%指标，创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规模减税造成的部门和个人可支配性货币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满意度。1984年，谋求总统竞选连任的里根要求选民回答“你们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的问题时，美国百姓回报里根的是48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和高达60%的支持率。
值得提醒的是，里根时期经济的大面积收益却是在政府借贷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剪刀差的路线双向大规模扩大的时期。如图9、图10所示：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谁见过负担着高额债务同时还没有多少实物产品出口的国家还会过上好日子？里根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那人们就要问：美国政府用什么可以交换到美国百姓需要的实物的产品？回答是：美元。从里根上台的1981年到特朗普上台的2016年，美国用全球化的方式推动美元商品化，造成世界需要坚挺美元——坚挺就会有高收益，美国大举借债，再转手输送给需要美元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向美国输送高质量实物商品换回美元外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美国百姓获得大量廉价生活日用品，过上不劳而获的富足日子。“2006年中国对美国产生贸易顺差1442.6亿美元，贸易顺差积累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中国外汇储备又将大部分比例投资到了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之上。”
马克思说：“现在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美国的信用制度在里根时期开始以扩大金融杠杆的形式向高利贷制度暗渡陈仓。
里根放松银根的政策增加了流动资本，理论上说这有利于老百姓的“大众创业”，但在现实中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快车道的中国等国迫切需要扩大美元储备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国内新释放出来的庞大的货币流动性只投向美元处于优势地位的外汇市场以期获得超额回报，即使投资这些国家的产业也可获得比美国国内更优质的资源和更质优酬低的劳动力。如图11、图12所示：
我们看到1980年后，美国经济中的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利润再上台阶，在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金融收益远远高于企业利润收益，“20世纪40年代美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在国民经济总利润中的占比基本在10%以下，1985年增长到15%以上，2000年更是高达30.59%。”有资料说明：“美国一个国家自1996年以来，就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入再转为支付进口，消耗掉了全球每年70%以上的剩余产品或净储蓄。”“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年金融产品交易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可以说，当代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转移到虚拟产品生产方面。”
在昨天“期票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现在金融衍生品成了美国人“真正的神”。这个“真正的神”通过“金融”的幌子虚伪过渡，使美国从军工帝国迅速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民生依赖金融遑论高利贷的支撑是不能持久的，毕竟货币只是价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换的工具；而财富，不管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都需要一定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特定时间内的投入才能产出。这样便与资本化的货币即高利贷产生了矛盾。资本化的货币不同于一般的货币，一般货币是为了交换商品，资本化的化币却是为了交换货币。马克思说：
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货币本只是一种价值尺度，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这个“媒介”短缺时，社会就出现屯积货币以增强商品交换的“权力”，当这种权力成为事实存在时，人们就为增加这种权力用人为屯积货币的方式使自己长期拥有商品交换的权力——本质是占有劳动产品的权力。这样就在货币商之间产生了竞争，竞争又促使货币拥有者从屯积转为直接放贷即用钱生钱。这时货币（G）使自己增值的对象已不是商品（W），而是处于不同利率中的货币（G´）；也就是说资本增值的公式从G-W-G´径直简化为G-G´。当这种转换在一个国家中只是处于可控制的有限范围，那只是表明社会经济出现了问题，如果这种转换成了国家行为，那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快速腐朽进而衰落和瓦解的轨道。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马克思说的就是高利贷货币，高利贷货币与一般货币不同的是，一般货币依赖的是商品交换，商品的交换次数是它增值的原因；高利贷货币依赖的是货币兑换的频率，而货币兑换的频率不是由于社会生产状况，而是由于社会破产状况。大破产——最好是国家破产——才能产生对货币的大需求，从而产生货币兑换。里根时期美国经济加速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进程，增强了美国美元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G-G´”即钱生钱成了美国全民的敛财方式。如图13所示：
由图13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亚洲对美元出现巨大的需求，此间美元货币供应总量紧缩，导致美元利率飙升，美国人的个人债务下降，利息支付却在升高，美国公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长。但这却对美国工业造成巨大的贷款负担，也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潜在金融风险。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1982年拉美经济危机暴发，这几件大事持续刺激了世界对美元的刚性需求，再加上1992年苏联解体，这使得美国金融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一次进入丰收期并由此造成美元指数自1970年以来出现第一个高峰，美元指数从80点左右飙升近170点.1992年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这些又造成美元第二个小高峰，美元指数从90年代初的80多点猛升至2000年的120点左右。（参见图六）这两次美元的大收益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美国经济严重泡沫化。如表4表5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三次产业中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供献率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从1990年的1.05%猛升2017年的89%，其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69.9%增至77%。至此，美国经济严重金融化。原本在“G-W—G´”道路上迅速崛起且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却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下回到了“G-G´”，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是“洪水期前的形态”：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媒介。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G-G´”即用钱生钱的经济特点是货币成了货币增值的对象，这时货币运动就脱离了它金融和信用的性质转而向高利贷货币返祖：在金融和信用意义上的货币增值需要的是改善商品生产和销售条件，而高利贷意义上的货币需要的是普遍地破坏生产和销售条件，通过瓦解一切实体经济并由此造成有利于放贷的社会需求，马克思写道：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
对正常的生产国家而言，只有在扩大分工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才需要更多的货币，而高利贷资本正好相反，它需要的是实体生产的普遍破产。只有破产、战争和病危等灾害，才能造成社会或家庭对货币的绝对需求。一旦国家经济整体性地进入高利贷陷阱，“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这时的国家政府就成了高利贷商人任意摆弄的仆人。列宁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最新的材料证实了马克思上述结论，他写道：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大得无比的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
事实上，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瓦解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其中大了一笔发横财，这笔横财将美元指数从1992年的80点左右推向2000年的120点左右——这是美元自1985年以来第二个高峰。1990年，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博士，原“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扬·捷符尔斯基以忏悔的心情写了长篇论文揭露了波兰社会主义垮台给波兰人民带来的灾难。他写道：“外国资本将廉价接管我国办得较好的国营企业。企业的价值将采用产品销售的利润额作为计算标准。因为波兰的大部分工业产品成本高，质量低，所以企业价值的估价一般都很低。此外，西方货币汇率比所在国的实际购买力一般又高出一倍，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这种货币在波兰的价格又将大大提高。因此，向外国资本出售波兰企业简直是白送一般。然而，外国资本想要得到的远非这些，外国资本不但要有权购得企业，而且要包括企业地皮、甚至地皮以外的东西，还要求有权把从波兰廉价劳动力身上攫取的利润自由汇出波兰。”
列宁上面所说的“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就是变相的高利贷。高利贷资本与其他资本不同，其他资本是通过生产和销售商品增值，而高利贷资本是通过“销售”货币增值，商品生产和销售可以有生产周期，这个周期决定了金融资本赢利也是有周期的；而高利贷资本不能有生产周期，货币一旦停止流通，它就形同废纸。因此，高利贷不能等待，为此它必须不断创造生产者的贷款需求，这样的需求形成的前提就只能是生产的瓦解和永恒的贫困。于是货币一旦主宰了生产，它就会立即撕下“金融”“信用”的面纱并暴露破坏生产、破坏社会、毁灭人类正常活动，甚至屠杀人类的高利贷的赢利本性。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一点：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现在看来，美国已成了这样的以经营高利贷为外交主业的国家。今天美国及其外交已彻底商业化了，成了为美国垄断财团牟利的工具。“大多数银行家认为独裁政府挺好”，一位银行家在波兰对《纽约时报》说，“在拉丁美洲的每次政变之后，必定出现银行家们欣喜若狂的情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向新政府提供信贷。谁都不知道政治体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能不能清偿账单”。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元一旦跌至最低节点，世界必然要发生大事：要么美国与对手妥协，要么消灭对手。1972年中美改善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由此便出现了战后美元指数的最高峰值；1987年，美元指数跌至底点，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动荡，美国介入失败，美国转手推动苏联解体1991年解体。苏联解体造成美元指数自1985年以来的第二次高峰。2000年普京上台，大幅压缩了美国高利贷资本在俄罗斯的掠夺，美元指数随后大幅下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内以吃高利息为生的老百姓的收入大幅降低，其生存条件严重恶化。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写道：“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接近70点。当年美国经济危机暴发，2011年底，美国便暴发了上“占领华尔街”运动。皮凯蒂分析说：
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就独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底部的90%人群来说，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这些数字是无可争议的，却很让人吃惊：当人们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合理性时，都应详细核对这些数字。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美国金融史专家威廉·戈兹曼（William Goetzmann）指出了目前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将给美国带来的革命前途，他写道：“美国金融危机的未来已近在眼前。近来底特律市宣告破产，使得退休人士与在职人士之间的冲突越发尖锐。退休市政人员——警察、消防员、教师和环卫工人——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这座城市在他们急需用钱之际会背弃其对养老金的承诺。遗忘法国大革命是不明智的。”
美国为了挽救美元危机，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阿富汁战争，结果折戟伊拉克。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一旦军事不能控制中东，石油美元也就宣告寿终正寝。2016年特朗普在军工资本的支持下异军突起——迫使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的代理人希拉里退出，成为继奥巴马之后为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试图用振兴军工生产的方式来扭转美国的颓势，军工采购在特朗普时期大幅上扬：2016年至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项里，国防增长最快最猛：从2016年的-0.6%增至2019年的4.9%。从2016至2019年，美国GDP只有知识产权产品和国防两项增长，其中增长最快以及对美国GDP增长拉动大的还是国防。这表明，美国正在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军工帝国主义经80年代后30多年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否定，又迅速“返祖”至反自然、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军工帝国主义——这是一个经典的“否定之否定”的样本。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管谁上台，如果不发生人民革命，美国都将在军工和高利贷权力交替中走进其苟延残喘的多舛末途。
道德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这个国家就从文明异化为野蛮和堕落。古罗马就是这样，古罗马国家在上升时期，生产性劳动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后来打仗代替了劳动，掠夺了很多奴隶，让奴隶劳动，古罗马民众则观赏动物表演、看人兽肉搏，这时古罗马就衰落了。今天的美国也重复了古罗马的兴衰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摆脱欧洲的“跟班”身份，以独立的姿态转入帝国主义形态。在此后近80年的历史中，高利贷资本将一个曾是健康、向上和反欧洲压迫的工业化的美国推向一个野蛮堕落的境地，而21世纪20年代初的蔓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随后西方美英等国家默认的基于纯生物学意义的“群体免疫”政策及由此造成的一年中近三百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惨剧，就是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末落性即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性的赤祼祼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时代的高利贷多是私人或法人的个体行为，今天的美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的“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不同，与19世纪初的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同，已是一种国家行为。与马克思说的单向贷出的高利贷不同，今天的美帝国的高利贷具双向剥削特的点，一方面紧附在作为民族国家美国身上的国际垄断财团以高利贷的贷入的形式剥削美国和高利息贷贷出的形式剥削世界其他国家。高利息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不择手段地向世界贷出美元“产品”，以平衡财政赤字。
从古代高利贷活动发展出的信用制度，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但是，与美国情形相反，只有在国家掌控银行的地方，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和东方的中国，信用制度才能对货币的高利贷本性进行有效制约。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资本在里根时期“控制货币总量”财政政策的天衣无缝的配合下，美国的实体经济尤其工业遭到重创，其结果是美国工业资本屈服于华尔街金融资本，此后的美国已不是“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服从生息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至此，金融资本家在现代文明史上彻底抛弃了货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信用”面具，赤祼祼地露出高利贷“夏洛克”的本质：2000年至2016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从33.16%迅速飙升至99.46%；1990年到2017年，美国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从1.05%猛升的89%。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与至少要保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得以维持的工业资本不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是无底线的，而它的本性又是与自然的和人类的本性尖锐对立的，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事实上，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暴发及西方英美等国实行的有失人道的“集体免疫”，也是对高利贷资本本性的证明。
七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的崛起与美帝国的末落及其总结
在清教基础上生长出的“五月花”自由原则不受限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并释放出的巨大的资本主义的能量，这种能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其结果是“五月花”的自由原则终为它释放出的反自由的力量——美国政府对2011年反抗金融资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镇压中所毁灭。
进入21世纪，华尔街金融财团终于在美国再现了资本的反民主和高利贷资本反人类的本性。现在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已击败并取代了实体生产资本，独占帝国，结果是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不合乎自然”的高利贷被包装成各式“金融产品”后成了世界的时尚。此后美国也从一个反抗欧洲霸权、具有革命精神的民族国家蜕变为害人害己手持利斧（军工）的高利贷帝国，这个帝国将世界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推向列宁说的“最高阶段”后又在21世纪初将其拖入末落阶段，将人类送上工业文明的巅峰后又逆向将人类拖入马克思说的“洪水期前的形态”：高利贷配之以生物病毒全球肆虐，使进入21世纪的世界更是战火连天、哀鸿遍野。
进入21世纪的美利坚国家已被末落的资本主义折磨得病入膏肓，可悲的是这时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足够的反思，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美国更需要一次“文艺复兴”，需要重返欧洲去把早年清教徒在倒掉的欧洲“洗澡水”（即封建主义）时抛出的“孩子”（即国家的价值）捡回来，相反，他们仍将“自由主义”当作不变的教条，被欧洲用诺贝尔奖捧起来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迄今仍是美国的经济理论信奉的不二窠臼。
姜当然还是老的辣。欧洲人显然看到了美国的问题所在，欧洲人不仅没有提醒反而高调怂恿美国人的自由主义蛮力。2007年至2012年，就在美国深陷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这一时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在此后美国经济似乎得了“肾衰竭”，在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越来越多的各式抗议和占领运动。2021年1月6日，美国大选落幕，就在拜登就职演说前，华盛顿部分示威者进入美国国会区域，国会山自1814年后再次遭到冲击，国会议员被要求就地避难。1月20日，拜登就职典礼，当天，华盛顿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五角大楼部署了2.5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协助加强安保，美国各州也纷纷针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采取防范措施。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为自由“创新”出来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无疑，促成美国上升的不能是一种力量，同样导致美国衰落的也不能只是一种（比如华尔街的）力量，而应当是包括美国各阶层民众即“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形成的合力促成的结果。1890年9月，恩格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一个月后，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特别强调了合力运动的“不均衡”性及其中的“最有决定性”的经济因素。他说：
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合力发生发展的过程。
美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美国人民用革命的方式摆脱欧洲的民族压迫，仅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继而独霸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美利坚民族毕竟还是太年轻了，以致于对自己的国家在诞生之初就存在的自我否定因素缺乏深刻的认识，遑论反思和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的压迫，获得自由的美利坚民族却被华尔街随后绑架至美帝国，盲从华尔街垄断财团参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剩余价值瓜分，由此美利坚民族也整体性地从被压迫民族异化为压迫民族。时至20世纪末美国从一般的民族国家经军工帝国主义和短暂的金融化过渡，最终异化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利坚民族则异化为美帝国的附庸，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则转化为遭受美帝国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国家。
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自由成为绝对也会走向反面。自由为自由所打倒，美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程为历史辩证法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如果从历史合力的视角认识，造成今天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和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受到重创的原因，除了华尔街垄断资本的主因外，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等开国功臣在内的美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仅没有对美国的上述历史异化（实则是反动）过程实行有效的抵制，反而参与了削弱美国国家权力的活动，特别是在彻底摆脱欧洲压迫后，美利坚民族几乎是没有犹豫地转入压迫民族，并以压迫民族的姿态整体地参与并推动了美国从进步转向反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总结得好：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八 从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看资本主义的末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
列宁说：“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除此之外，从2019年底开始到现在仍看不到结束的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及西方美英等国家所采取的基于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学原理的“群体免疫”对策，向世人表明，进入21世纪的美帝国主义与列宁时期的英帝国主义相比，更带有“洪水期前的形态”的让现代人“非常担忧”和“感到恐惧”的野蛮特性。
比较而言，在帝国主义的诸形态中，最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最原始最野蛮的形态就是高利贷帝国主义，这就是今天的美帝国主义，“9·11”事件、“斯诺登事件”等所暴露的问题表明，今天的美帝国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为敌，而且还对西方盟国和美国公民保持着高度戒备。2011年底发生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随后几年的日益高涨的美国各地的抗议和占领运动说明今天的美国人民正在反思和觉醒，重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任务不可避免地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今后美国人民思考的问题。马克思说：“只有在北美合众国（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犹太人问题才失去了神学的意义，成了真正的世俗问题。”世俗问题也就是唯物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
“占领华尔街”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人民运动，已使美国人民族群的界限日益模糊，而阶级的对垒日益鲜明。基督教的《新约》没有拯救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欧洲资产阶级试图在激进从而更加原教旨的道路上推进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想，他们回归旧约，另立教门——清教，这部分人在北美将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两百多年的不长时间里迅速推向世界巅峰，随后自由的理想又为反自由的垄断所打倒，代表近现代文明核心理念的工业资本为“洪水期前”的高利贷资本所打倒。结果是犹太教信奉的旧约也没有有拯救资产阶级。美国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所有能量得到最充分发挥的地方，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理念试验的最纯粹的范本，让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一腔热血竟将他们所属的阶级推到高利贷资本手中。高利贷资本家剥削的对象不是某个阶级而是整个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没有阶级属性，它破坏的对象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一切国家，它需要的不是某种文明，因为它的存在条件始终与一切文明相对立。今天的美国社会应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
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是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来考虑犹太人解放问题的。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由此，马克思为犹太人解放指出道路，他说：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
社会一旦消灭了犹太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他的意识就不再有对象，犹太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就会人性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就会消失。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
这里，马克思说的“犹太的经验”就是高利贷者的经验。读明白了这些，我们也就明白到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消灭私有制”并在宣言全文结尾时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看看今天的美国的最纯粹即没有其他制度因素干扰的资本主义实验给世界资产阶级带来的末路窘境，我们也就理解了列宁为什么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当然，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是资产阶级的解放的必要前提。这样一来，实现社会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前途，也是与高利贷资本家（这些人的生存逻辑是G-G´）相对立的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这些人的生存逻辑是与G-W-G´）的前途。列宁说：
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就是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破产是资本主义末落的标志，替代它的将是一种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一，在美利坚民族团结一致通过强大的金融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调动了巨大资源、发掘出巨大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潜力，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霸权，而后美国便在20世纪40至70年代整体性地落入军工垄断集团的“债权人”的控制之中；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无力再开辟新的战场，“军工复合体”因此无利可图时，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就任之后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金融集团又代取代了军工集团，将军工帝国主义的美国带入高利贷帝国主义。
第二，同样的原因，21世纪头10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对中东石油天然气独控权的瓦解，这使美国军工集团势力东山再起，特朗普试图带领美国军工资本家复活曾有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如果世界不能再出现像苏联解体时流出的巨大浮财补偿，美国华尔街金融和军工集团就会分赃不均，通过共和党与民主两党在前台的冲突就会加剧。拜登上台是美国军工资本集团与金融-高利贷集团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夏洛克”和战斧导弹相结合，这样给美国带来的结果就是日益法西斯化。法西斯是高利贷资本与军工资本苟合的产儿。目前美国正在以极大的惯性向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断崖猛冲。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美国”既失去了正义也失去了道义，它始终在“（军工资本）杀人——（高利贷资本）喝血——再杀人——再喝血”的恶循环中向人类“洪水期前”的野蛮时代加速堕落。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帝国主义不是富有自由精神的美国人民的选择，而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反动和对美国人民民主权利的践踏。
第四，与英国资本主义实践相比，建立在清教理念之上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实践具有纯粹的原教旨主义的特征，原教旨资本主义理念在“五月花”原则中以不同于欧洲的“绝对精神”得以确立。欧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国家至上，结果是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权力牢牢控制着宗教和金融。与欧洲决裂的美国人的“绝对精神”则是资本至上，资本不受任何限制地在美国得到最纯粹最充分的展现，结果是资本继而高利贷资本反客为主，绝对地控制了美国，为绝对自由而奋斗的美国不幸地被资本主义拉回到了人类的“洪水期前的形态”，美帝国主义反映的是末落阶段的因而是只能靠“群体免疫”来死抗衰落命运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面还枝叶茂盛。”
第五，今天发生在美利坚民族国家的悲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美国的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它是美国历史合力的结果。早期美国人与欧洲人决裂的同时，也忽视了欧洲政教二元冲突对欧洲造成的痛苦教训，以及欧洲人为摆脱这种危害的有益的经验总结，以致美利坚民族对历史的认识一直没有达到欧洲黑格尔遑论中国人的高度。加之美国崛起的速度较快，在高歌猛进时没有时间消化和学习世界各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有益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沉浸在帝国狂欢之时，更加忽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人对国家价值的深刻的经验总结，以至黑格尔在美国学术圈里成了美国文人把玩的“艺术品”，这使美国人成功摆脱欧洲的控制后又落入高利贷商人的控制之中。
第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这次从2019年底开始且迄今仍没有见到尽头的全球性新冠疫情已向我们预演出这两种“秩序”的前期场景：前一种场景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上演，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群体免疫”理论和政策导致的哀鸿遍野，后一种场景正在中国上演，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人定胜天精神和生命得到平等尊重以及人民的众志成城。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将自己研发的疫苗不计利润地迅速投向急需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坚定站在疫苗国际合作的“第一方阵”，已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100多个国籍的10多万志愿者参与其中。17个中国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60多个国家授权使用中国疫苗。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正在得到各国广泛认可。中国加入了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承诺首批提供1000万剂疫苗，明确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中国已经并正在无偿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中国一支小小的疫苗为世界联结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救助结果向人们展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新世界秩序的光明方向。基辛格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如果接着这句话说就是世界要么迎来更野蛮、更反动、更腐朽堕落的黒暗的世界秩序，要么迎来民主、文明、南北平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全球外交的政策目标要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结合起来，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要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起来。如果脱离了这些，简单的输赢就没有意义了。中国在世界的发展不仅仅一个输赢的问题，是赢了以后可以给予人类和世界以什么的问题。不能光索取，不给予的索取是不可持续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今天美国全球退缩的本质，是美国曾给予世界且高于英国工业殖民主义文明的工商自由主义文明（包括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主导的有利于金融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文明）已经不能解决世界的现实问题。而从金融向高利贷的蜕化就是美国文明全面失败的风向标。同样的道理，不管是哪个大国，如果在未来不能给人类和世界以更先进的文明，那它也消化不了已经或将要获得的战略利益。今天世界急需的是一个新的和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肩上。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七，“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未来人类新的联合方式，是更高一级的文明新形态。就在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后的第三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提出在“人类也苦到了极点”时社会改革和民众大联合的任务，他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继续写道：
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至于这个“民众的大联合”所要采取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过预言：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建国初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
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亚曾借《哈姆莱特》（1601年）剧中人物的口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今天的美国人民来说，就是革命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世界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资本主义的以邻为壑的“货币共同体”的问题。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悲惨现实再次让世界人民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再拖并且必须决断的问题。关于此，1850年，马克思就有预言：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ÉPUBLIQUE CHIOISE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的预言在这次全球蔓延中的新冠疫情中得到验证，“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是一个世界需要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连载文章结束时对今日中国就有准确的预见并激励我们说：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的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速向我们接近！向着光华灿烂的前景，我们正在全力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