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与务虚是我们在干事创业中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理的一对矛盾。习近平对二者的关系有过精辟论述：“我们平常说的务实，是指从事某项工作时，能够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实话、办实事、想实招、求实效。而务虚，则常指在某项工作实际开展之前，先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进行学习、思考、研究、讨论，以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信心、鼓舞士气。如果说务实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实践，那么务虚则是‘运筹帷幄之中’的谋划，两者可谓并蒂之花、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全部领导活动之中。务实是务虚的出发点和归宿，务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务实；而务虚是务实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做好务虚，务实就如同无头苍蝇，只能盲目瞎转。”
陈云是党内著名的实干家和理论家，不但善于务实，而且非常善于务虚。在陈云看来，务实固然是工作所必需，但只有同时善于务虚，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少出错误，至少不会犯大错误。所以他在从事繁忙的实际工作的同时始终不忘务虚，把务实和务虚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践证明，陈云是一位善于务虚的实干家。
要想工作取得实效，思想方法非常重要。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往往会事倍功半。陈云高度重视思想方法的训练，将其作为务虚的首要内容。陈云一贯强调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他说：“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云对于思想方法的重视与延安时期他同毛泽东的几次谈话有密切关系。陈云当时认为，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在于缺少经验，毛泽东却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类似的话，毛泽东对陈云讲了三次，并且建议他学点哲学。陈云听从毛泽东的建议，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提高学习效果，他在中组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小组有十几个正式成员，另外还有 30多位干部参加旁听，被戏称为“后排议员”。这个学习小组从 1938年底开始到 1943年初陈云生病时为止，坚持了四年多，曾被中共中央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延安时期的学习活动让陈云感觉受益匪浅，最大的收获就是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一正确的思想方法。陈云用 15个字概括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 15字箴言，表达简洁通俗，内涵丰富深刻，明确回答了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独特感悟。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陈云认为，唯上、唯书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只有坚决摒弃唯上、唯书的思想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够克服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错误。“交换、比较、反复”，则体现了辩证全面的思想方法。陈云认为，考虑问题简单化，错把现象当本质，把个别当全局，或者做事情不会统筹兼顾，好走极端，这些都可以说是片面性的表现。
如何避免片面性呢？陈云提出的方法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是指要重视集体的智慧，大家在一起充分讨论，交换各自的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所谓“比较”，是指要对各种意见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弄清事物的本质。例如，要弄明白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就要将其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就能够说清楚了。所谓“反复”，是指事情初步决定了以后还要反复推敲，多设想几种可能性。陈云说：“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这种“交换、比较、反复”的思维模式，让陈云逐渐养成了辩证全面的思想方法。
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务虚活动让陈云受益终生，掌握了正确思想方法的陈云对“左”倾错误思想也有了强大的免疫力。“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犯急性病，在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贪多求大求快。1958年的“大跃进”和 20世纪 70年代末的“洋跃进”，都是急性病的表现。当时不少人都是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不考虑中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承受力，一味强调大干快上。陈云却没有被急躁狂热的情绪裹挟，对于经济建设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现象忧心忡忡，坚持不跟风。当时能做到这一点颇为不易，陈云也因此受到党内外的普遍称赞。
陈云坚持以正确的思想方法思考和处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至今为人们所称道。例如，解放战争时期，在著名的七道江会议上，为了解决在南满主力部队去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陈云先让大家充分发表看法，然后深入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和主力去留的利弊，明确得出结论：同撤离相比，留下斗争更能减少损失。接着，他又从多个方面分析了留在南满坚持斗争的可能性。陈云的分析使大家心悦诚服，一致表示赞同。后来战局的发展充分证明，陈云提出的坚守南满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南满根据地不仅保住了，而且地盘日益扩大，为后来的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础。
1956年 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与当时流行的苏联经济模式相比，陈云的设想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是一个大胆的突破。此外，陈云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断，如“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基本建设“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既要照顾当前也要着眼长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等。这些重要论断，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陈云能够提出这些重要论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善于务虚，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成为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家财力紧张的情况下，能否区分轻重缓急，做好千头万绪的经济工作，直接考验着陈云的智慧。陈云为此殚精竭虑，但无论工作再忙，头绪再多，他都强调必须留出务虚的时间。这里的务虚，是指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先抽出时间研究全国形势乃至国际形势，研究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树立全局观念，思考战略性问题。陈云认为，这种务虚，看似与具体工作关系不大，实际上却对做好经济工作大有好处。
陈云认为，对于经济工作者来说，务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树立全局观念。他清醒地认识到，决定全局的问题“如果摆不好，怎么忙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他在经济工作中反复强调，要善于务虚，要通过对形势的研判做到胸有全局。
例如，1950年 11月，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中，陈云对国内外形势进行研判，指出：“现在美帝侵朝战争扩大，估计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而“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
陈云指出：“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局部必须服从全体”。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必须把战争放在第一位，这是大局。从国家各项工作的全局出发，他提出 1951年的财经工作方针应该是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带投资性的支出列在第三。
历史证明，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行，对于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又如，陈云在担任中财委主任期间，为中财委确定了总体工作方针和工作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在中财委工作的同志们要善于通过务虚树立全局观念。他明确提出，中财委不要事无巨细什么都管，而应集中精力抓那些关系全局的重点工作。他还提出，中财委要想把工作做好，就不能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而要胸怀全局，与其他部门加强沟通和联系，经常向各部门的干部通报财经情况。他要求中财委采取“通气”的办法，经常发工作通报，报道财经要闻。
实践证明，陈云提出的“通气”的办法非常管用，使得各方面的负责同志都能及时了解全局性的财经状况，对于各部门统一看法、齐心协力、共同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全国做经济工作的同志，陈云也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他们抽出一点时间务虚，这样才能树立全局观念，避免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
1951年 4月 4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财经部门工作很忙，每天有很多公文、电报、会议，但是有一样很少，就是经验少。事情多，经验少，就容易忙乱，就不能很好思考问题，就容易出毛病，结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政府的事情很多，如果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为此，陈云提出：“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
除了树立全局观念之外，陈云认为，务虚对于经济工作者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思考战略性问题，树立战略眼光。在他看来，经济工作者天天埋头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不注意思考战略性问题，就会变得目光短浅，在经济工作中产生盲目性。只有重视务虚，多抽出时间思考战略性问题，才能提高站位，树立战略眼光，洞悉经济工作的未来大势，及时把握先机，未雨绸缪。
1956年 7月 21日，陈云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提醒与会的领导干部要重视务虚，要注意思考战略性问题。他说：“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账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党的八大之后，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1956年11月，他在部务会议上发表《做好商业工作》的讲话，告诫商业工作者要登高望远，树立战略眼光。他说：“我们是商人，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从事商业工作的革命家。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改革开放后，陈云更加突出地强调思考战略性问题的重要性。1982年 1月，陈云在谈到国家计委的职能时强调：“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
1990年 6月，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告诫他们从各种繁琐的事务性会议摆脱出来，“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陈云不仅要求下级重视务虚，思考战略性问题，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陈云始终不忘思考战略性问题，实现了务虚和务实的有机结合。在他眼中，经济工作应该思考的战略性问题首先是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这些问题虽然琐细，但如果解决不好，人民生活受影响，国家就会出大乱子。所以，他对关系民生的问题极为重视，抓住不放。
比如，1956年 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陈云把“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作为发言的重要内容。他告诫说：“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一个问题。”为此，他从多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1957年 7月，陈云在十三省、市蔬菜会议上强调指出：“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求采取切实措施解决人民群众的菜篮子问题。对于日用小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陈云也很关注。1959年 4月，他给中央财经小组写信，明确提出：“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陈云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曾经明确表示，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除了将民生问题作为战略性问题来考虑之外，陈云关注的战略性问题还有很多。例如，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之后，陈云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对外贸易。他敏锐地看到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于是及时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性课题。陈云说得很明白：“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又如，20世纪 7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的过快增长和工业的发展，中国出现了水资源紧张和江河污染、大气污染的情况，这引起了陈云的高度关注。1979年 6月，他给李先念和姚依林写信，提醒他们必须尽早注意这两个问题。此后，他对这两个问题持续关注。1988年 8月，陈云把两份反映我国部分地区环境污染的材料批转给李鹏和姚依林，并附信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
1990年6月，陈云在水利专家张光斗和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的批语中写道：“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
此外，如何推进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参与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也是陈云思考的战略性问题。20世纪 80年代中期，陈云敏锐地观察到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认为我国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已经迫在眉睫。他对电子工业部领导说：“搞四个现代化，没有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不行”，要像当年搞原子弹、氢弹那样，集中力量把电子工业搞上去。
陈云在主持经济工作的生涯中，取得了全党全国公认的成绩。为什么陈云搞经济比较在行呢？一方面是因为陈云在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比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陈云抓经济工作能够很好地把务实和务虚结合起来，既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又有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毛泽东曾经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公开称赞陈云“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历史证明，陈云配得上这个评价。更为难得的是，陈云在主持经济工作期间，用他的理念带出了一支既懂业务又有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的经济工作者队伍，他们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是党员干部做好实际工作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党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共识，经济工作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焦点。陈云与全国人民一样关注经济工作，同时他还强调，在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切不可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他密切关注党风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反复提醒全党注意这些问题，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错误思想的政治鉴别力，这可以视为陈云善于务虚的又一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战线在冲破“左”倾思想禁锢的同时，右的倾向也开始抬头。有些人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社会主义不行了”“党的领导要不得”；还有些人思想软弱，对右的倾向不敢进行批评和斗争。这种状况引起了陈云的警惕。1980年12月，他尖锐地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宣传工作做不好，就会让搞敌对宣传的人钻空子，使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失去政治鉴别力，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失败。
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得到大发展，对人们的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既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开始抬头，从而导致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侵蚀。陈云敏锐洞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再次提出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对错误思想的政治鉴别力，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袭。
1984年10月，陈云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的方针。他认为，只有两个文明一起抓，才可能克服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
1985年9月，陈云告诫全党，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他认为，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也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我们的整个事业就有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强调指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
1989年9月，一些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陈云联系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侵略本性始终没有改变。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渗透的手段和方式，最早主要是武力侵略，后来变成文武并用。在当前，“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突出起来，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陈云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会有被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危险。所以，他谆谆告诫中央负责同志要增强政治鉴别力，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并说：“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年代，陈云反复强调，在抓实经济工作的同时不能忘了务虚，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掉以轻心，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