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进IBM管理模式期间，华为经历了它诞生以来的第三次大危机。
华为发展史上有四次大危机，第一次是BH-01零配件的断供，不快速研发出来自己的产品就要破产；第二次是CJ1000被市场淘汰，被迫借高利贷去研发数字交换机公司。第四次就是这最近的一次美国对华为搞封锁禁运。
这四次危机中，前两次是最凶险的，关系到公司的存亡。第四次目前看起来的雷声大雨点小，虽然听上去很吓人，但华为体量已经足够大，来自中国国内和其它非美国家的产业链支持也足够强大，熬过去不成问题。而这第三次则是最复杂的，经历的时间也最长，任正非本人在这次危机中承受的压力也最大。
首先是2000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纳斯达克指数暴跌，全球IT行业进入冬天。华为作为一家快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也难免受到冲击，公司业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大背景。
第二就是2001年以李一男为代表的诸多研发精英出走，其中不乏创业元老，华为研发部门大分裂大动荡。
第三是家庭变故。2001年1月初，任正非的母亲在买菜回家途中发生车祸去世。
第四是年近六十的任正非本人被查出来患了癌症，虽然是早期，有希望治愈，但给他的精神压力很大。
在这些多重压力的打击下，他也没法休息下来，必须每天高度紧张的工作，推动华为的变革。
在市场战略上，华为也接连出错，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
第一个出错的战略是拒绝进入“小灵通”无线通讯市场。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有限电话网络建设，正在积极建设2G无线网络。欧洲的GSM和美国CDMA是两大2G技术标准。日本在2G时代落后了，没有自己的2G标准，但搞出来了一个PHS（无线市话）技术。这个技术是对有线电话网络的改进，利用有线电话的基站来发射无线信号，成本低，但是通讯距离短，只能在本地打电话，离开本地就用不成了，信号质量也不太好。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要上马“真2G”，PHS技术在日本也都已经被淘汰了，邮电部也并不想用这个落后的技术。而中国电信却看中了机会——它经营有线电话的业务，国家没给它无线通讯的业务。中国电信就想用PHS来变相的进入无线通讯市场。经过中国电信的努力，邮电部最终表态：不反对也不支持，电信可以自己搞。
中国电信找到华为，想要在这方面展开合作。当时有线电话交换机大多都用的华为的C&C08，华为只需要引进日本技术，在自家交换机上做一些改进，这个市场就唾手可得。
但任正非和李一男在PHS的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不做。他们都是偏技术的思维，认为这个东西技术上落后，过几年就会被淘汰，华为应该集中于追求技术领先的领域，不能再重蹈CJ1000交换机的覆辙。
另外一个中国商人——UT斯达康的老板吴鹰看准了机会，认为中国消费者收入低，愿意因为廉价的资费而忍受信号质量差和不能漫游的缺点，就把技术专利从日本人手中给买了过来，用在中国，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灵通”。
事实证明，吴鹰的市场判断正确，小灵通因为话费便宜、手机便宜，成了2G手机的良好替代品，在二三线城市卖的非常火。几年之内，UT斯达康一手卖设备一手卖手机，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成长成为了年收入超过200亿的电信巨头，跟华为并驾齐驱。任正非判断对了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但他没想到小灵通技术会这么火、寿命会这么长，从1998年上市到2011年退市，存在了十多年，相当于一代通讯技术的存在时间。华为错失了一个大市场，同时让这个市场培养出来了一个庞大的竞争对手。
第二个出错的战略是误判了CDMA的发展前景。CDMA的技术专利主要掌握在美国高通公司手里，要收取高额专利费；而GSM是欧洲企业集体制定的标准，排他性的收费专利比较少。1996年，中国已经决定采用GSM标准，华为也选择了GSM为主攻方向。不过在是否保留对CDMA的跟踪研发方面有争议。李一男力排众议，决心彻底砍掉CDMA研发项目，得到了任正非的支持。结果想不到，2001年，中国政府为了让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同意让联通采用CDMA。华为毫无准备，把CDMA市场整个拱手让给了同城的竞争对手中兴通讯。
GSM领域，华为的发展态势也很不好。欧洲巨头吸取了在有线电话时代的教训，纷纷主动进入中国，开办合资企业，降低产品成本，也更注意根据中国本土市场的需求调整产品特点。华为在无线通讯领域技术积累薄弱，一时间难以再造C&C08交换机的辉煌。华为的无线通讯基站被国际巨头重新挤出了中国的大城市，回到村镇市场苟延残喘，被迫再走一遍当年交换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这样，到2003年的时候，华为营收长期停留在200亿的水平，UT斯达康和中兴通讯就都追了上来，也达到了200亿的营收，给华为的领先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UT斯达康，不计成本的疯狂从华为挖人，并大力收购从华为出去的创业公司，想以此获得小灵通以外的通讯技术，来势汹汹、雄心勃勃。同时，李一男离开后创办的港湾网络也迅猛发展，拿了很多美国风险投资的钱，不停的用高薪从华为把研发人才挖走，在多个方面开始跟华为抢市场。还有很多中高层跟李一男一样出走，创办自己的企业，一边跟华为竞争一边从华为挖人。此时的华为，看上去已经处在一个随时分崩离析的状态。
多重压力之下，任正非感到自己“顶不住了”，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出现了放弃华为的念头。他和公司高层达成了一致意见：把华为卖掉。买家是美国电信巨头摩托罗拉。摩托罗拉打算以100亿美元收购华为。后来，任正非回忆起这件事，说他当时给自己的安慰是：“虽然是美国资本控制，但以后华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在做，也可以算是中国的胜利吧。”
——作为一个走出危机笑到最后的成功者，回忆艰难的往事，话说得很轻松，但当时的任正非应该已经是精神濒临崩溃的状态：癌症加抑郁症缠身，甚至有一种给自己准备后事的心理了。所以本书才在前面说他是“设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他要是没挺过去，华为的故事可能就变成王安公司的二十一世纪版本：一个创业企业家为了自己的私心坚持把企业传给儿子女儿，从而导致公司败亡。
经过多轮谈判，价格谈好了，合同细节也都商量好了，摩托罗拉准备举办一个签字仪式正式完成收购。但在最后时刻，摩托罗拉换了一个董事长。新任董事长觉得用100亿美元收购一家没有名气的遥远的中国公司，实在是风险太大，改变了主意。
“幸存”下来的华为“被迫出走”，在中国市场避开与国际巨头的竞争，大力开拓中国以外的无线通讯市场，去非洲、中东、南美这些地方去建设GSM网络。这是一片意外的蓝海，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价格比较敏感，欧美电信巨头也一直不太当回事。华为利用海外市场支撑了几年的发展，一直等到中国开始3G网络建设，才开始真正回过头来重新布局国内市场。
为了对付UT斯达康，任正非承认错误，同意进入小灵通市场，不仅做基站，而且还做小灵通手机。这是华为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
之前，任正非就像拒绝小灵通一样，顽固的拒绝进入手机市场，谁在他面前提手机他就跟谁急。这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就像《华为基本法》所写的一样，华为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的通讯设备制造商，而手机终端跟通讯设备有巨大差别。他认为，华为固然有造手机的技术能力，但面向消费者的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跟卖设备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并非华为所长。他担心做手机会严重分散华为集中资源在通讯设备领域与国际巨头竞争。公司高层为了说服任正非改变看法，就告诉他小灵通手机的销售渠道很单一，中国电信负责代理销售和基本的售后服务，渠道和售后都不成问题，而且要打击UT斯达康，必须这么做。任正非最终几乎是违心的接受了这个意见。从运营商代理起家、从小灵通起家，华为才有了的自己的手机。任正非完全想不到此后华为手机将会迅速发展壮大，并在2018年超过通讯设备部门，成为华为最大的营业收入来源。
2003年11月，华为终端部门正式成立，移动终端的第一个产品就是小灵通手机。当时主流机型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华为直接把价格拉到三百多块钱，狂扫市场。UT斯达康遭到华为的狙击，开始陷入困境。UT斯达康业务模式太单一，过度依赖小灵通，而且还缺乏核心技术——小灵通技术是从日本人那里买过来的，由于扩张速度太快，并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研发能力。这样，当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2G网络逐步建设完善、资费不断下降的时候，小灵通的市场就被快速压缩。加上华为的竞争，利润也不行，更加无力投入转型到2G和3G的研发中去，也就只能是跟着小灵通这个落后的技术一起衰落了。华为则依靠强大的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以小灵通手机为开端，很快就把移动终端产品升级到2G和3G手机市场，最终成就了一代手机霸业。
对“叛将”李一男和他的港湾网络，缓过劲来的任正非专门在公司内部成立“打港办”，绕过公司的各种决策流程，只要港湾做的产品华为都做，价格必须比港湾低；只要港湾参加的投标华为都要去争，不管多低的价格也必须把标抢过来。同时，华为利用专利问题起诉港湾网络，让它陷入专利法律纠纷，无法上市，也难以被其它公司收购。2006年，风险资本认输，不再给港湾提供新的资金，港湾公司走投无路，被华为收购。
——华为对付港湾的手段有一些不大符合市场竞争法则。中国在华为收购港湾之后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内就出台了《反垄断法》，“打港办”的很多做法就是违法的了。客观而言，港湾拿了很多外国资本的投资来华为疯狂挖人，这虽然不合“道义”但却符合规则。港湾公司有很多同类产品明显侵犯了华为的知识产权，这又是不符合规则的。但当时的国内法律环境对知识产权保护尚不完善，华为要想光明正大的单独利用知识产权纠纷打倒港湾，几乎不可能。所以，华为的打法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结合历史背景辩证的看。总体来看，华为“打港”的做法还是有一些不大光彩之处。作者以为，港湾如果能够支付侵犯知识产权的有关费用然后成功上市，华为也并不会因此而破产倒闭或者走向衰落，无非是多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而已。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通讯产业甚至华为自己都可能是一件好事。
不管怎么说，随着UT斯达康的衰落和港湾被收购，华为终于从第三次危机中缓过劲来。
2007年，经过多年在中国村镇和非洲等地的技术积累，在国内GSM市场竞争中，华为第一次得到了中心城市的订单，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华为作为中国电信设备领域的领头羊地位得到了巩固。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3G网络建设，华为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临了。
在一开始，华为并没有为春天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反而遭受了一波“倒春寒”。
中国3G网络将会同时上马欧洲、美国和中国的三个3G标准，这是早就定的。华为为了避免CDMA的覆辙，三个标准都同时在研发。这个决定没有什么问题。但跟当时几乎所有的参与者一样，任正非认为中国标准是最弱小的，可能只会是一个实验性的示范网，以后再慢慢逐步扶植壮大。因此，尽管华为早早的就加入了TD-SCDMA产业联盟，但并没有投入很多资源，主要的研发力量还是在欧洲和美国的标准上。结果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中国政府以惊人的魄力，把建设TD-SCDMA网络的任务交给了三大运营商中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一上来就要建一张全国性的大网，用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来支持TD-SCDMA。
中国政府当时的考虑是，TD-SCDMA本来就弱，技术不成熟，如果交给电信或联通，让移动用欧美标准，移动就可能一下子称霸中国市场，联通和电信谁负责建设TD-SCDMA谁就会垮掉。因此，只能让最强的移动公司来建，一方面移动公司的市场份额最大，可以吸引更多的2G客户转移到TD-SCDMA上来；另一方面，如果失败了，移动只是被严重削弱，应该不会垮掉，还可以保留基于TD-SCDMA升级到4G的希望，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格局也不会被破坏。
这个决断，政府内部始终争议巨大，在最后的政策出台之前，产业联盟内部也并不能未卜先知。这样，移动3G网络建设的招标，第一轮第二轮华为都没能拿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报价出来。中兴通讯当时也判断失误。前两轮建设最大的受益者是大唐电信，它作为邮电部研究院的法人单位，是TD-SCDMA的技术研发方和推广者，在中国标准上只能全力投入，没有其他道路可选。这样，大唐电信的基站设备在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
但华为和中兴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作为很多轮激烈的市场化竞争胜利者，他们在产品制造方面经验更胜一筹。大唐电信从国有研究机构改制过来，研发技术能力还不错，但对生产制造和售后服务这些东西严重缺乏经验，其产品质量方面的小毛病很多，性价比不高，售后服务也跟不上。作为TD-SCDMA的技术推广方，大唐的核心技术也都在产业联盟内部共享了，技术上也没啥特殊优势。这样，到了第三轮以后的招标中，物美价廉质量过硬的华为、中兴的产品就开始不断胜出，基本把大唐淘汰出局了。
对此，任正非后来回忆说：“TD市场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投入，所以没有机会，第一轮招标我们就输了。第二轮我们投入了，翻上来了;第三轮开始我们就逐步领先了，我们这叫后发制人战略。
由于外国巨头根本不关心中国标准的3G网络建设，没有投入资源，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市场化的企业最终成了TD-SCDMA网络建设的最大赢家。在手机终端领域，全球最强的苹果iPhone始终不支持TD-SCDMA，三星公司也反应迟钝，这就为华为等国产3G手机留出来巨大的市场空白。
至此，“倒春寒”才完全结束，华为在通讯设备和移动终端两大领域同时发力，依托国内市场，开拓全球市场，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与中国无线通讯产业共同进步，2G追赶，3G突破，4G追平，5G赶超，成为了全球通讯产业第一巨头，十年间发展的顺风顺水。一直到2018年，美国政府将华为列为威胁其科技霸权的重要企业。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拘留，原因是美国认为孟晚舟涉嫌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有关禁令。没过多久，美国政府宣布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并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企业为华为提供产品和服务。华为的第四次大危机来临。
这第四次危机目前还在进行中。跟前三次危机相比，这次是声势最为浩大的，全球瞩目，但其实是最为安全的。表面上是危机，其实是一次巨大的机遇，用任正非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府白送的一次全球大广告，一方面极大的提高了华为的知名度，一方面极大的提高了华为内部的凝聚力。从诞生开始就习惯于“危机驱动”的华为，相信不仅可以顺利度过这次危机，而且会跟前三次危机一样，获得新一轮爆发性增长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