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 “巴统”禁运
1979年的11月，比利时最著名的通讯公司——比利时贝尔派出了一名叫莫瑞尔的贸易专员前往北京，拜访中国国家邮电部。
莫瑞尔此行的目的，是向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的中国推销一款名为10C的半电子电话交换机。
刚刚走下飞机，映入他眼帘的是北京机场入口的巨大毛泽东塑像，以及几辆陈旧的红旗牌轿车。机场设施陈旧落后，没有传送带，也没有自动扶梯。这让他对自己此行的任务充满了信心——这是一个跟东南亚国家经济水平差不多甚至更落后的大国，他推销的这款交换机在这些国家非常受欢迎。
几天后，莫瑞尔来到了位于西长安街的中国邮电部大院。一群穿着颜色单调的中山装的官员们整整齐齐的坐在他对面。他不无得意的打开投影仪，开始介绍10C。他相信，这个古老而保守的东方大国的官员们，将会被这款来自欧洲的先进通信设备所震惊。
他很快就失望了。
官员们对他的介绍表现得相当冷淡，面无表情。等他讲完以后，大家沉默了半天也没有提一个问题，气氛略显尴尬。
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站了起来。有人悄悄的告诉莫瑞尔，这是中国邮电部的副部长，叫李玉奎。
莫瑞尔很高兴，这种高级别官员的提问可能代表他对10C很感兴趣。
不过，李玉奎根本没有提10C的事儿，单刀直入的问：“听说贵公司最新开发出一款名为S1240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对吗？”
这下轮到莫瑞尔被震惊了，这款S1240刚刚开发出来，都还没有试运行，是纯粹的实验室产品，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他只能尴尬的点头说道：“对，是的。”
“我们想和贵公司合作，引进这款交换机的技术，并在中国建立工厂生产。”
“啊……这……”莫瑞尔有点猝不及防，这意味着10C根本就不在中国官方的考虑范围内，“您的要求太突然了，请允许我向比利时方面请示之后再答复你们。”
电信部门主持编写的《大跨越——中国电信业三十春秋》中记录了这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当时的中国虽然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邮电部门却一直关注着国际通讯技术的发展。之所以给外界以封闭保守的印象，是因为在此之前新中国一直强调自主发展电信事业。新中国的通信工业从只有几十人的小厂起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已经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几十个大中型工厂，产品门类也很齐全，最核心的交换机技术也已经被拉进到了跟发达国家相差不到十年的水平。
在这种条件下，莫瑞尔来推销只比国产交换机领先半代的10C，邮电部是看不上眼的。他们相中的，是全电子化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早在比利时贝尔派出贸易专员之前，邮电部就已经关注比利时贝尔了。因为比利时不属于“巴统”国家，有可能向中国提供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
所谓“巴统”，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简称。这个委员会由美国领导，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技术封锁，每年都会制定一个产品和技术清单。委员会的各个成员国不能向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口这些产品、转让这些技术。数字程控交换机一开发出来就上了“巴统”清单。
比利时跟卢森堡、瑞士一样，长期宣布自己为“中立国”，不参与美国和苏联争霸的冷战，也就没有参加巴统委员会。虽然它还是西方阵营的一员，但至少存在突破“巴统”清单的可能。其通信龙头比利时贝尔的最新产品和技术，很快就被中国邮电部通过各种渠道所知悉。这样，一个在欧洲排不上号的电信公司派出的贸易专员，才会被邮电部高规格接待，直接向部长级领导汇报。
在接待莫瑞尔之前，邮电部内部，就已经为了是否要引进国外数字程控交换机的问题吵翻了天。
交换机技术分为好几代。第一代为人工接线，用手摇电话接通交换机站，告诉话务员自己要给哪里打电话，话务员负责手动接通。如果一台交换机上有20线——也就是有20个插孔，从重庆给北京打电话，重庆的话务员就给插上联通北京的线路，再有北京的交换机站的话务员接通具体的分机；第二代是机械式，不需要话务员了，把电话机的拨号信息转化成为机械动作来接通；第三代叫纵横制，机房里边电线纵横，用电磁原理来接通，1926年由瑞典人发明；第四代是电子式，用芯片接通，也就是数字化程控交换机，1970年由法国人发明，当时刚开始在美国和欧洲试运营，没有大规模推广。
莫瑞尔推销的10C属于三代半，半电子式。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是纵横制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还完全不掌握数字交换机技术。实际使用的大部分还是机械式，正处在纵横制大规模上马的关口。
反对引进派认为，中国的纵横制自主技术已经很成熟，急需产业化应用拉动发展。用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可以养一批技术工人和研发人才，过几年等我们自主掌握了数字交换机技术再换代。如果引进国外的产品，纵横制就被淘汰了，邮电部下属的很多工厂就没有业务，十几万工人的生计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另外，引进国外技术和产品也很缺乏外汇，缺乏谈判经验，容易上当受骗，风险很高。
引进派认为，纵横制和数字式这两代差距太大，技术差异也很大，很难通过简单的一边使用一边改进来实现迭代升级。尤其重要的是，纵横制机房占地面积大，全国各地大规模上马纵横制，土地征收和机站建设投入极大；而数字交换机几乎不占多大地方，不需要土地拆迁和新建机房。一个大中型城市上马纵横制，土地拆迁和基站建设完成就要好几年。那时候国外大规模应用数字化交换机，我们就被甩的更远。如果现在大规模投产纵横制，七八年后再淘汰，不仅设备浪费，征收的土地和建设的机房也没用了，浪费极大、损失极大。
引进还是不引进？纵横制还是数字式？最后的抉择权落到了邮电部副部长侯德原手里。他是负责邮电装备制造的副部长，之前担任过邮电部设计院院长、总工程师，过去几十年长期奋战在技术和生产战线上，亲自参与或主持过一系列重大通信装备的技术攻关，对自主研发和自主制造都有深厚的感情。他也很清楚，如果决定大规模引进国外产品和技术，就意味着要打破自己耗费毕生心血来建立起来的整个邮电技术开发和生产制造体系。
最后，侯德原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技术引进。除了技术上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邮电网络建设太落后了，必须要尽最快速度改变电信服务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上马纵横制所需要的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太慢，跟不上需求。
中国在改革开发初期电信事业的严重落后，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注重国防安全和重工业建设战略密不可分。最重要资源都被投入到军工和重工业建设中去了，电信事业的投入力度相对偏低。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41.5倍，而市话交换机增长还不到5倍，电话机增长也只有9倍。在这有限的投资中，通讯网络建设又偏重于为国家安全和重工业服务。党政军系统内部电话系统——也就是“红机子”被优先建设，然后是大型国有企事业之间的电话网络。
受投资比例和投资方向双重影响，普通人感受最直接的轻工业和民用领域的通讯系统就显得更加落后、高度短缺。各个地方去邮电局打电话的人排起长队，有时候要排几个小时才能打上电话。邮电局工作人员忙到晚上九点十点也忙不过来。沿海地区招商引资，外商来考察，想打个电话跟总部协商一下，根本就找不到电话。省际长途的拨通率低于百分之一，也就是打一百次电话，九十九次会线路被抢占打不通，最多只能打通一次。邮电网络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的技术和装备自主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尽最快速度为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做好服务。1979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邮电是国家的神经，可现在邮电系统的神经衰弱比我的神经衰弱还严重。”如果为了邮电产业的自主发展，拖延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那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外汇问题、巴统限制问题、技术引进模式问题等问题确实存在，侯德原只能决定是先尝试一下：如果西方国家愿意转让技术并且在中国建厂生产，那么就引进数字程控交换机，如果买不到或者人家不愿意转让技术、不愿意在中国生产，那么就不引进。
经过一番考察了解，巴统国家的企业都明确表示不会考虑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技术转让，美国的AT&T公司更是连设备都不让中国官员看。而比利时贝尔当时技术比较落后，刚在实验室搞出来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还没有投入使用。中方认为这可能是个机会。
果然，比利时贝尔一听说中国打算引进S1240，立马就兴奋起来——自己这台产品技术水平并不比其它竞争对手先进，还在实验室，而竞争对手的产品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开始商用，S1240很可能根本没有市场应用的机会就胎死腹中。突然间冒出来中国这样大一个市场，愿意承担技术不成熟的风险，负责给人给钱给地建设工厂把实验室产品产业化，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哪里找去？
不过，中方的合作条件也很苛刻：首先，我们没钱，所有资金都由比利时政府安排外汇贷款来解决，等交换机生产出来以后靠卖设备慢慢还；第二，必须转让核心技术——3微米集成电路制造；第三，合资企业中方控股，软件研发中心也要设在中国，比利时方面还要负责帮忙协调购买一台当时最先进的美国IBM超级计算机用于研发。
经过艰苦的谈判，比利时贝尔和比利时政府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些条件。双方在中国上海共同设立上海贝尔公司，合资建设数字化程控交换机，用于中国的大规模电话网络建设。邮电部从全国邮电系统抽调了数百名高级技术人员进入上海贝尔，参与S1240的国产化研制。国内的邮电设备制造企业也被迫放弃纵横制整机生产，转型为给上海贝尔的数字化程控交换机做零部件配套。3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线也开始建设，将中国的集成电路制造水平拉高了一个档次。这样，中国在改革开放刚开始，就从机械式跳过纵横制，直接上马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化程控交换机，基本上实现了跟欧美电信网络处在同一技术水平上。
上海贝尔的发展在一开始并不顺利。比利时贝尔的技术不成熟，国内配套生产的零部件也经常出质量问题。很多地方邮电局叫苦连天，因为高价买回来的新设备老是出故障。但本土生产的好处是维修方便，出了问题中国技术人员能随时从上海出发赶过去解决，国产配件也好找。经过几年的的摸索和改进，终于生产出来了符合要求的数字化程控交换机。
上海贝尔合资生产的事情搞定以后，那些“巴统”成员国企业就立刻改变了傲慢的态度，纷纷表示设备可以卖，合资和技术合作也完全可以谈。美国朗讯、日本富士通、瑞典爱立信等等都来中国搞合资。上海贝尔一度被搞得很狼狈，竞争不过这些跟着挤进来的国际巨头。中国政府考虑到比利时贝尔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帮助，在合同义务以外，又追加投入了很多资金和人才，并要求地方邮电部门优先购买上海贝尔的产品，这才帮助它走出了困境。
技术方向和设备问题基本解决了，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缺钱。
1980年，国家决定从战略高度大规模发展电信事业，将邮电通信定位为“国民经济的先行”，邮电部下面单独设立了电信局，主管电话和无线通讯，并要求电信基础设施建设要比国民经济更快发展、提前发展。决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发展电信事业，一方面加大财政拨款支持力度，将邮电部门的利润和外汇收入自留比例从原来的60%~80%统一提高了90%；另一方面，改革电信体制，允许通过各种服务收费等方式来为电信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后者很快成为电信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
随后，国务院出台了电话初装费政策，将电话安装从审批制改为收费制。以前装电话不要钱，但需要行政审批，只有企事业单位才能装。初装费政策出台以后，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在自家装有线电话，每台几千块钱。这个钱就叫“初装费”，比一台有线电话机的成本高得多。多出来的部分，国家就拿来用于建设电信网络——就跟现在高速公路收费用来再投资建设新的高速公路一样。
当时，中国普通城镇职工的工资才300块钱左右，装一台电话就要花掉一年的工资。即便如此，民间装电话的热情仍然极度高涨。为了享受即时通讯的便利，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都纷纷掏钱安装。装电话的人太多，技术人员忙不过来，好多人交了几千块钱初装费，还要等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装上电话。当时电信部门内部有个专有名词，叫“待装户”。待装户人数严重积压，成为各地邮电局普遍面临的问题。
初装费这么高，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之前的电话网络不健全，好多地方要新建交换基站，投入成本高；还有就是程控交换机等核心设备我们不能完全自主生产，合资生产的成本也很高，从国外进口就更贵。1986，国家专门出台政策，电信设备进口免关税，给电信部门减轻负担。后来，随着电信网络基本架设健全，以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国产通讯设备制造企业的崛起，实现了对国外设备的低价替代，初装费才开始逐步降低。1996年，电信设备进口免税政策取消。1999年，初装费也被取消。此时，中国的全国固定电话网络已经全面建成，无线通讯的时代，也即将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