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如烹小鲜，历史证明，许多决定人类命运的大变革，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实现。
8月17日的阿富汗，难民们还在机场疯狂踩踏，美军还在向他们忠实的奴仆疯狂开枪。
8月17日的美国，两党之间，军方与政客之间，发动战争的小布什与结束战争的拜登之间，签署撤军协议的特朗普与执行撤军的拜登之间，都在疯狂甩锅与相互攻击。
8月17日的欧洲，昔日跟随“美帝”在阿富汗烧杀抢掠的北约小弟们，面对本国军队和国民无法安全撤退。他们一改往日温顺，公开对拜登政策破口大骂。
8月17日的日本，奥运会终究无法带来再次繁荣，每日疫情新增数据已经让政府承认，日本新一轮疫情彻底失控。
在全世界都在战火，杀戮，内耗，疫情中挣扎时，我国的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开了一个会议。
会议的主题，可以归结为：确定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
全国民众有些懵，前不久公布的浙江“共同富裕先行区”不是到2035年才建成么？
第三次分配是这几天刷屏中国的新政策，很新，但其实也不算太新。
在2019年的四中全会，去年的五中全会上，其实就已经有了“第三次分配”的描述。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8月的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我们通过三次会议的“不同表述”，可以看到国家的研究和政策是层层递进的。
在2019年，初次提到“第三次分配”，仅仅说要发展慈善事业。
去年，已经将“第三次分配”，视作“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的重要举措。
8月的会议，更是将第三次分配，上升到影响“效率与公平”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第三次分配，是不是一个“仅仅出现三年”，就变成“基础性制度”的政策呢？
实际上，“第三次分配”的年龄，恐怕和我们中的许多人差不多。
“第三次分配”最早出现在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1994年的著作里，到今年已经27年了。
从一种“学术观点”，到2019年进入党中央最高会议的报告里，也走过了25年。
通俗地讲，在一个良性社会生态里，全民财富会进行“三次分配”。
事实证明，充分尊重市场，会激发“强人”的“造富潜能”，能将创造社会财富的“效率”发挥到极致。
因为“市场分配”的财富，与生俱来就会造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国家会通过税收调节，社保缴纳，让高利润企业，高收入富豪的财富向社会大众转移，也为社会大众提供未来保障。
我们国家过去的经济改革，一直都是在“整顿市场”与“税制改革”这两条路上走，希望用两次分配，实现财富的转移与公平。
可是如果要实现“十几亿人”的全民共同富裕，仅仅靠“整顿市场”与收富人税的政府手段，是难以实现的。
这时候由“社会道德”引导的“富裕阶层自觉行善”，调节过高收入者，让过高收入者的收入通过“善行”为底层人士托底，形成消弭社会矛盾的和谐力量。
所以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就是市场主导第一次分配，政府主导第二次分配，社会道德主导第三次分配。
前天的会议之后，虽然有一些官媒也对国家政策进行了解读，可是老百姓反应寥寥。
大家会质疑：怎么没理解透？有啥神秘的？市场分配就是各凭本事，有的一天赚30，有的一场直播赚几个亿。
政府调节就是收个税，然后国家用税收进行投资与扶贫呗。
至于“第三次分配”，从富豪，到明星，到头部企业，哪一个没成立基金会？哪一个不是经常秀一下“慈善成果”？
老百姓对这次会议缺乏反馈的原因，是因为“富人慈善”距离普通收入群体太遥远，另一个原因是“富人行善不新鲜”！
一个“不新颖又脱离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政策，只要不是生活困难到“需要扶持”的，都会感觉与自己无关。
可是这次国家推动“第三次分配”的三层含义，却是关系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人。
第一，就是国家强调由政府推动的“消除绝对贫困”的全面脱贫攻坚已经结束，未来要力推“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慈善”力量，完成“社会底层”的托底任务。
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过去七年的“消除绝对贫困”的战役中，有两类基数庞大的人群“认为自己的利益是受损的”。
第一类是“城市中产”或者“低收入城市新市民”。在国家主导的“消除绝对贫困”的战役里，其实是收拢社会财富，对绝对贫困阶层进行兜底和引导。
许多“中产阶级”认为自己在生活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依旧付出了巨大的税收成本，最终是“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兜底了“极端贫困人群”。
同时“城市低收入新市民”，他们收入低，在城市无法解决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在他们看来，自己比“老家守着村里分田地”的贫困户还要穷一些。部分农村，也出现“次贫困人口”受害状况。就是原本在一个村里，有家庭极端贫困或者极端懒惰，收入太低，被评为“贫困户”。
另外一类家庭因为勤劳肯干，家里也穷，但是刚好过了“贫困线”。最后会出现村里的集体资源，与国家下发的资源，都向认证了“贫困户”的家庭倾斜。
最终“贫困户”盖了新房，发了钱，家庭生活状况明显改善，达到村里平均水平。原本超越“贫困线”的边缘人群，如今反而成了村子里最落后的家庭了。
国家这次力推“第三次分配”兜底未来社会的“底层贫困人群”，就表示“国家从中产，从中等收入者手里聚集财富，转移兜底极端贫困人口”的政策会退出。
国家政策表明，未来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允许继续存在贫富差距。在“消除绝对贫困”这个政府主导任务结束之后，未来的社会底层兜底资金，都由富人阶层的“慈善”来出。
那么中等收入群体，城市中产阶级，就可以安心的做“橄榄形收入结构”里逐渐壮大的部分。
第二层含义：国家力推第三次分配，等于是变相认可了“第一次分配”与“第二次分配”。
在过去我国提出“共同富裕”时，有两类杂音，引起富裕阶层，精英阶层的震动，而一旦富裕精英阶层，先富阶层带着资金与人才跑路，那么“带动后富”就会断档。
那么精英阶层与先富阶层，最怕国家用“哪两种方式”掠夺他们的财富补贴穷人呢？
第一种，就是担心国家用“政治手段干预市场经济”，人为的用“限制多赚钱”“强制给低收入人群多发钱”的干预市场手段来进行财富转移。
第二种，就是担心国家用“较高的个税”“较高的企业利润税”，将个人与公司赚取的高额合法收入直接“夺走”，转移支付给别人。
在当今全球制定统一税率，全球追逐资本与人才的背景下，如果国家只能从“打击市场”和“增加税收”的方法来调节财富，虽然能“拿到一些财富”，但是对社会创造财富的活力是很大的伤害。
国家在“鼓励第三次分配”的同时，等于变相认可了“第一次市场分配”和“第二次政府分配”。
国家不搞平均主义，不从源头市场打压“获得合法高收入”的手段，等于是在给能人，给“优秀企业”松绑。
未来，国家将减少“让你少赚钱，把钱分给穷人”“让你企业少赚钱，把钱分给企业”。
国家容忍能人和“优秀企业”赚取高额收入与高额利润，但是“社会道德”会要求能人与“高额利润企业”将过高的收入与利润反哺社会。
国家如果用“破坏市场”或者“强行增税”的方式，直接“劫富济贫”，会导致“先富阶层”的逃离。
相反，通过“第三次分配”，富裕能人与高利润企业通过“社会善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这对他们后续继续赚取高额收入和利润是有力的。
这样，就避免了“在转移财富中巧取豪夺将人逼走”，而是用良性循环，让他们的付出蛋糕与获得蛋糕同步做大！
第三个层面，就是“富人行善”会从少数人的“作秀”，变成“基础性制度”。
基础性，代表普及面非常高，也就是说从顶级富豪圈层做慈善，变成高收入群体“都要参与”的社会公益事业。
“制度”这个词，也有些震撼。“富人行善”既然是“社会道德”推动的自愿行为，怎么就成“制度”了呢？而且是“基础性制度”？
这次会议里，对“认可高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严打非法收入”等方面，都和“引导高收入人群行善”放在了一起。
这种“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都拿来行善”的“基础性制度”，也是对全体中产阶层，全体担心“薅倒数第二穷人补贴最穷人”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群作出承诺。
普通民众一直担心自己被“均贫富”，就是因为国家以前补贴“极端贫困人口”的资金缺口太大。
仅仅依靠金字塔尖的富豪阶层象征性的慈善，根本兜底不了社会最底层贫困人口，所以最终的“共同富裕”，还是让“占大多数的中产和次级贫困人口”去平均“最贫困人口”。
可是“第三次分配”成为“基础性制度”，就表示所有“过高收入群体与超额利润企业”的“超额部分”都会进入“社会慈善”领域，这么庞大的财富量级，足够填补国家资金的撤出，。
中产与“较贫困人口”只用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促进消费，不用担心自己被收割。
我国“第三次分配”的政策在引导社会向“共同富裕”发展。可是有人依旧会质疑：引导富豪阶层行善，让社会形成公共慈善氛围，这些我国都缺乏经验。
最终都要从西方的“慈善社会”去寻求经验。可是“西方慈善”并没有造就“全民富裕”呀！
在美国，所有的顶级富豪都有慈善基金会，他们每年都在劝说中国富豪做“国际慈善信托”，把财产都捐出去，“高风亮节”，“来去无牵挂”。
如果我们也是这条“慈善路子”，怎么可能比美国走的更远？更能弥合社会矛盾？
在我国网络上，一直有揭露“美国富豪通过慈善基金会合理避税，转移资产”的文章，我也在盖茨离婚事件中，写过类似文章。
首先，从历史经验来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国家首善”，都有顶级企业家坚持做慈善，但同时也会有一毛不拔的富豪。
如果富裕阶层全凭“自愿”来行善，绝对只有少量“真善人”，少量“沽名钓誉”的，绝大多数是“闷声大发财”的。
如果国家要通过“基础性制度”来让所有“高收入者”“超额利润公司”这一个阶层全部投入慈善，最终只能通过“税收倒逼手段”。
因此，通过“国家第二次手段”的税收与社保政策，倒逼高收入者与高利润公司用“社会慈善”来减免相应税收，才能够最大范围的推广“高收入阶层”的慈善。
那么很多人会疑惑，用税收来倒逼富豪和高利润公司“做慈善”，不就是把他们逼成西方国家那种“慈善基金会逃税的假慈善”么？
在这次的会议中，我国提出了西方国家无法采取也从未采取的新手段，就是“利用大数据以及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引导规范与监督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在“富裕阶层慈善”中，最大的漏洞，就是“诈捐”与“骗捐”两大难题。
国家在慈善领域引入“区块链技术”，那未来的社会公益慈善就有可能使用“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的流动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追踪，因此你是不是“真慈善”，有没有“诈捐”？资金链条非常清晰。
至于“受捐赠”单位，给你盖“希望小学”的善款，你有没有用来盖豪华办公楼或者买茅台酒请客，资金流向同样一目了然。
“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社会慈善，将会让更多的“善心人”透明的呈献给公众，让他们获得更多道德与精神层面的认可。
同时“区块链技术”能让中国慈善摆脱原来的“不信任”“暗箱操作”标签，便于凝聚社会更多慈善力量！
这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浙江省这个“共同富裕先行区”的价值了，国家会议是在8月17日召开的，可是早在七月，浙江省就先发布了“推动善行浙江”的具体执行文件。
就是说国家会议定调的政策，已经在浙江省“先一步执行了”，“第三次分配”，“推动社会高收入阶层慈善”“在慈善资金中运用互联网区块链技术”都已经落实在浙江省“共同富裕先行区”的文件里。
以浙江省的“高收入人群高利润企业规模”，以及先进的“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技术，都是国家政策“愿景”化为“现实”的绝佳土壤！
中国引领的“共同富裕”，不是在未来，而是已经在路上。
很高兴我们不用等到“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都将共同经历，共同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