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一年，也就是1516年。
这一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明了“乌托邦”，描绘了一个“自由、民主、博爱”的社会。
这一年，大明内阁首辅李东阳病重，弥留之际，硬挺着不咽下最后的一口气，亲友争问遗愿，李大学士也是闭口不言。
直到接替他的大学士杨一清来了，将亲友支走后告诉他，皇上已经跟几位重臣商议好了，你死后的谥号为“文正”。
听到这两个字，已经弥留的李东阳垂死病中惊坐起，腾的一下就跳下了床，权倾正德朝的前首辅，哐哐的就要给后辈杨一清磕头。
这就是“文正”二字的魔力。
“文正”起于北宋范仲淹，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加持之下，成为了文臣的最高荣誉，也成为了无数读书人的终极梦想。
尤其在明朝，自建国以来百余年，未有任何一个大臣获此殊荣，甚至在崇祯煤山自尽前，终明一朝李东阳之外也就一人拿到了这个称号，大名鼎鼎的张居正也才拿到了次一档的“文忠”。
能在史书中比肩范文正公和司马文正公，拿到专属名称“李文正公”，作为读书人的李东阳真心是虽死无憾。
只是这个文正却让当时的读书人觉得名不副实，调侃着“文正从来谥范王”，觉得一个没有经天纬地才干的人，不应该获此文臣最高的殊荣。
虽然很多人对此不解，但明武宗把如此珍贵的谥号给李东阳显然不是拍脑袋，如果只是私心的话，给一些世袭罔替的爵位更实惠，给李东阳明朝第一文正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树立典型，推动改革。
当年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了汉文化的复兴，恢复科举，扩大了高等教育，并给予读书人免税和蓄奴的权力，如今北京国子监门外，还有着朱元璋训示太学生的敕谕石碑。
但是随着明朝建国百年，在明初免税和蓄奴政策下，科举出身的官员们迅速利用免税政策开启了土地兼并，并将大量的自耕农变成了996式的家奴。
仅仅百余年的时间，明朝一半以上的土地和民众，都流入了科举地主阶级的手中，他们通过教育的壁垒和科举的优势，更是逐步对朝堂形成了垄断。
而李东阳既是行伍家族出身，也非出自南直隶，而且，相比于正德朝其他同僚们富得流油，李东阳的清贫在那个时代堪称独一无二。
明武宗给其“文正”的称号，既是一种态度，也是树立了榜样，公开表态要对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东南大地主们进行遏制，鼓励李东阳式的清廉。
这才是赐予文正的目的。
同样，明朝另一位拿到文正称号的，是李东阳的老搭档谢迁，作为一个大地主阶级，明世宗让他也拿到文正的这一年，明朝开启了大力度的对内改革。
从教育科举方面的“三途并用”，让明朝的技工和太学生享受同等晋升和薪资空间，到限革庄田，以遏制土地兼并狂潮，再到税收方面的一条鞭，让东南地主阶级进行第三次分配。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明朝重现活力，推动了共同富裕，但是也损害东南地主阶级的利益。
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明世宗也给予了“旧时王谢”的余姚谢迁一个顶级荣誉的文正作为交换，让这位江浙地主的代表，能够在改革的过程中，带头主动舍弃利益，带动后富。
而谢迁也不负众望，不仅在朝内推动改革，其宗祠北濒杭州湾，每年重要节日或水旱之灾时会布施四方。
因受惠之人太多，民众感谢家恩德，将其祠堂通向海滨之路称为“谢家路”。
“乌托邦”不能靠做梦，而是需要驱动再分配来实现。
而赐名“文正”对于朝廷来说不需要花一分钱，但是却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驱动一大批先富起来的群体去主动带动后富，这就是名誉的神奇之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与文明的价值。
今天中宣部新闻发言会上，中央财办常务副主任韩文秀说了，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帮助后富不能搞“杀富济贫”，但是可以通过赐予“文正”等荣誉来交换，让更多的企业家像李东阳谢迁那样，为了青史留名发自内心的主动济贫。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新闻联播上总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去年11月，在那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南通博物苑办了一场重要的生平展，兴实业、办教育、做公益的张謇，被誉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共同富裕不能靠乌托邦的梦想，而需要共同奋斗和创新致富，需要合理的第三次分配。
也许有一天，就像“文正”成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那样，“当代张謇”也会成为企业家的顶级荣誉，让无数民营企业家为之而奋斗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