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是关押改造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地方。
刚被解放军俘虏的时候,没有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服气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无能,也不认为兵力和武器都占优的国军该输,都觉得解放军是侥幸赢了自己。
有人怪上级瞎指挥,有人怪友军不支援,有人怪后勤没跟上,还有人怪解放军乱打,不等国军展开就动手。
总之,如果再打一把,自己铁定不会输。
能成为国民的高级将领,这些人本来就非常忠于蒋介石,思想和立场上都非常敌视共产党,再加上心里的不服气,自然对改造异常抗拒。
这个时候,美军介入了朝鲜战争。
仁川登陆的消息传来,功德林里一片欢呼。
这些高级将领不仅熟知军事,而且对美军的实力非常熟悉,他们一致判定北朝鲜军队必败无疑,美军即将兵临鸭绿江。
而一旦美军打到了鸭绿江,要么和中国爆发冲突,要么和中苏同时爆发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指日可待。
一旦开战,美军必胜。
这群将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知道日军的厉害,国共联手也就勉强和日军打一打,但厉害的日军被美军干脆利落的给灭了,这美军得有多厉害。
因此,只有苏联才有可能和美军打。
但苏联在二战中元气大伤,精壮男子死伤大半,本土遍地废墟,而美国本土毫发无伤。
因此,苏联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
功德林管理处的李科长让被俘虏的文强写一篇关于“美朝战争的预测”的文章,文强洋洋洒洒写了5000多字,结束语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美军天下无敌,这是当时功德林战犯们的普遍认知。
还有些自诩为美国问题专家的战犯说,不可能出现相反局面。
但这些战犯们没想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居然主动参战了。
没有等美军兵临鸭绿江,而是主动走出国门,在国境线外,对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发动了进攻。
慈禧当年不过是向八国联军宣战,如今解放军要打十六国联军?
很多战犯,已经在想着美军占领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表忠心了。
但没想到的是,志愿军居然打赢了,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摧枯拉朽的吃掉美军大量部队。
前线的战报没有向功德林保密,这里的国民党将领们对整个第一次战役进行了复盘。
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仗如果交给国民党任何一只部队来打,一定是全军覆没,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
但志愿军居然打赢了!而且参战的部分军队甚至以前就是自己的部下。
从这一天开始,所有的国民党将领,对解放军的战斗力再无质疑,彻底服气。
曾经困难无比的政治改造,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异乎寻常的顺利推动下去。
功德林里的战犯,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每一个都是绝对的精英,能被关进功德林本身就是对其能力的一种认同。
同时,他们还是中国人的精英,每一个都是纯血的中国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对外战争那是屡战屡败,开战越多,吃亏越大,对日战争也是迫不得已之下无奈的选择。
不和外国人打,因为打不过,这已经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共识。
如今,我们居然打赢了十六国联军?其中还有最强的美国?
一下子,他们突然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变成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民族认同感被激发了出来。
美军的空军太强大了,对我军后勤部队狂轰乱炸,导致我军百分之三四十的物资会在路上被美军飞机炸毁。
这还不算困难,最困难的是前线,在靠近前线的最后几公里,运输非常困难。
第一次战役过程中,第42军曾断粮三四天,第40军有7个营被迫饿饭3天。
志愿军的意志再强大,再不怕死,他也是人,如果吃不上饭,一样会崩溃。
因为火力的劣势,在最前线的战场,没有任何志愿军敢于生火做饭,无论白天黑夜都不可以,因为这等于是在呼叫对方的炮兵和飞机对你进行轰炸。
志愿军迫切的需要解决后勤运输问题,以及前线战士的吃饭问题。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物资供应极度充沛,生活的非常惬意。
即便是在最前线作战的士兵,感恩节的时候都能吃上从美国专门空运过来的火鸡。
而志愿军那边,对于伙食的要求则是保证前线战士们能活着。
吃饱吃好这些就先不谈了,维持前线战士每天最低的热量要求和盐分要求,这些你总得保证吧。
在《抗美援朝回忆录》中,曾记载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对此大发雷霆,要求主管后勤的副司令员洪学智立即解决,但是。。。
“我们在前面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由于客观困难太多、太大,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务之急,是想个办法,解决一线战士的最低生存要求。
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李聚奎,想起了他在西路军时期曾经在老百姓家中吃过的炒面。
这种炒面和我们现在街头吃的那种带有鸡蛋和肉丝的炒面可不一样,是用70%小麦粉混合30%的玉米粉或大豆粉、高粱粉,炒熟后加入0.5%的食盐制成。
说这是炒面,其实不太精确,确切的说法应该叫炒面粉。
这种炒面粉自然谈不上什么口感,相当的难吃,但优点也非常突出。
首先,炒面是粉末状,易于包装运输,且能长期携带不变质。
最后,虽然口感欠佳,但炒面含有足够的热量和盐,足以保证前线将士最基本的生存要求。
东北军区试制了样品后送到了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吃了后非常满意,给国内发加急电报,希望大量提供炒面。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博物馆里,就存放着炒米和炒面的标本,记录着当初的历史事件。
如果让前线的每一名志愿军官兵都吃上炒面,那现在的军粮供应中,炒面的供应量至少要占到1/3,这么算下来每月需要1482万斤炒面,而整个东北地区全部动员,最多也只能供应1000万斤。
因此,为了支援前线,周恩来等党政机关领导人带头炒面,一时间全国家家户户忙炒面。
有了炒面,有了炒面袋子,志愿军才能随身携带足够多的干粮,才能发动7日攻势。
为什么志愿军的攻势只能持续7天?因为随身携带的炒面最多只能吃半个月,需要留回程的干粮。
而炒面更大的作用,在于其隐蔽性,不需要生火,一口炒面一口雪就足以让前方的战士们活下去。
因为炒面是粉末状,吃起来又噎又呛,必须边吃边喝水,否则根本没办法咽下去。
炒面虽然难吃,但对于坚守阵地,随时可能被美军炮火袭击的一线战士而言,没有任何比炒面更合适的食物了。
先吃炒面撑着,等轮换的时候再去后方补充其他营养元素。
洪学智曾经抹着眼泪的说过:“如果没有东北军区发明的炒面,前线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都解决不了。”
不过在志愿军证明了自己拥有正面击败美军的能力后,哪怕只是一次战役,所有的国民党将领都服了。
在这个民族大是大非的时刻,无论思想立场如何,所有的功德林战犯都选择了支持国家。
当全国炒炒面支援前线的消息传到了功德林时,所有的战犯都热情高涨的参与了这一支援前线的活动。
思想积极,配合改造的多数人,如首批释放的杜聿明等人,热情炒炒面。
思想顽固,抵制改造的少数人,如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等人,也热情炒炒面。
这炒面做出来,是送到前线给战士吃,用来打美国人的。
杜聿明,蒋介石麾下头号战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国军总指挥,三大战役他一个人指挥了两场,绝大多数国军将领都可以称之为他的手下。
所以在功德林里,杜聿明的编号排在了第一个,标准的“头号战犯”。
在淮海战役失败被俘时,杜聿明隐瞒身份,试图蒙混过关,在身份暴露后,自己一个人在小房间里拿石头直接对脑袋猛砸,试图自杀,被卫兵送到野战医院抢救。
被俘后有勇气自杀的国军将领没几个,杜聿明算一个,可见他最初有多么不情愿被共军俘虏。
进了功德林里,杜聿明不愿接受改造,经常和政工干部对着干。
但是当志愿军战胜美军的消息传来后,杜聿明是被震撼最大的那个人。
中国的第一个机械化军团,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建军时,还是杜聿明率领的。
杜聿明是蒋介石手下少数的现代化军官,清楚的知晓一支纯机械化部队那强大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可怕。
因此,在和美军的战斗没打响之前,杜聿明是相当不看好志愿军的。
但是当志愿军获得大胜时,杜聿明受到的震动也是最大的。
在当时重病缠身,天天跑医院的杜聿明,主动下场炒炒面,而且还带着其他人炒炒面。
这些国军将领不仅是中国人,而且都是当兵出身,深知前线战士吃不上饭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炒起面来非常卖力。
而最顽固抗拒改造的黄维,在功德林里最开始的时候连胡子都不刮,说胡子是吃国民党的米长出来的,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刮掉,每天吟唱正气歌和石灰吟等诗词,天天就想着“舍身取义”。
黄维的这种抗拒态度,持续了二十多年,一直都最后释放时都拒绝批判蒋介石,声称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黄维。
但是在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时,黄维对于给志愿军炒炒面这事,非常积极,丝毫不抗拒。
每天晚上,大卡车准时将面粉送进来,同时把炒好的炒面送出去。
除了积极炒炒面以外,民族认同感被完全激发出来的国军将领们,开始积极给志愿军献计献策。
前线怎么打的,他们不清楚,但他们以前和美军有过大量接触,对美军装备和战术的特点非常熟悉,而这些正是我军高层将领非常缺乏的资料。
他们集思广益,把自己对于美式装备和美式打法的细节认知全部都写了下来,合众人之力,整理成了一篇名叫《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的学术性文章,长达六万多字。
这篇文章我军相关部门研究后,认为具备重大参考价值,呈交了中央最高级领导人,毛主席看了之后非常欣慰。
在全体中国人的支援下,志愿军打残了美军,捎带着把英军、土耳其军等十五个国家的军队也一起打残了,甚至反推出38线,还占领了汉城。
看到连美军亲自上都打不赢之后,国军高层将领再也不觉得战败是自己运气差了,也不是自己能力差,而是败的理所当然。
对于积极配合改造的国军将领,我们在1959年就进行了第一批特赦。
但实际上,这批将领早在释放之前就具有了很大的行动自由,我们多次组织他们参观新中国的建设成果。
1957年,杜聿明等国军高级将领集体参观东北大型重工业项目,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时,大受震撼。
这些高级将领每个人都坐过车,但从来没见过中国人自己造的车,他们每一个人都像从来没见过车一样,对着中国的汽车东瞧瞧西摸摸,上下反复打量。
这批国军高级将领当年搞北伐、闹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中国人站起来么?
自己毕生的夙愿,虽然是由另外一批人实现的,但毕竟也是实现了。
特赦之后,杜聿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总理、陈毅外长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接见时,曾感慨地说: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全军覆没,缩短了民族苦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