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在一周前的《“文正”与“第三次分配”》中提到，“乌托邦”不能靠做梦，而是需要驱动再分配来实现。而赐名“文正”对于朝廷来说不需要花一分钱，但是却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驱动一大批先富起来的群体去主动带动后富，这就是名誉的神奇之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与文明的价值。
读完这篇文章后，小雷和小羊联想到了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当时汉武帝面对着三大难题，同样也亟需改革。
鉴往知来，温故知新。
公元前141年，十六岁的刘彻继承皇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
经过前面祖孙三代的“无为而治”，汉帝国迅速摆脱建国之初神州萧条、民生凋敝的困境，出现了中国封建帝制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但也埋下了贫富差距分化过大，地方富商豪门崛起、进而挑战皇帝权威的隐患。
作为“帝四代”兼一代雄主，凭着祖宗攒的丰厚基业，一番“东平高丽，南征两越，西出阳关，北战匈奴”，短短十几年，就把前面三代积攒下来的家底花了个底朝天。
第一、对外战争虽然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这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打仗要花钱，如何获取更多的税收，支持这场战争？
第二、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如何应对“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
第三、地方富商豪门利用前期政策红利迅速崛起，极大地挑战了皇帝的权威，如何遏制富商豪门，重塑皇帝的权威？
二、汉武帝的答案
汉武帝的答案是：改革！改革！还是TMD改革！（不好意思，张麻子串场了）
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一边对刘姓诸侯们继续推行推恩令（犬牙相入），另一边对地方豪强地主们推行“迁茂陵令”，打击的对象是享受前七十年间“无为而治”时代红利而崛起的富商豪门。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迁茂陵令》：他命令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富商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国家划出专门的地方建设居住的地方，每一户迁徙的富商豪门有20万钱的迁徙补偿费。个别的富商豪门还会得到政府爵位或者官职的奖励，也可以脱离商人身份，成为贵族，给予商人一定的名望和爵位，提供向上阶层流动的空间，减少被改革者的抵抗。
首先，“迁茂陵令”将迁移富商豪门的标准定义为300万钱，但是只给20万钱搬家费，富商豪门的财富在无形中缩水很多，在某程度上进行了财富的重新洗牌和分配，一定程度上缓解当时的贫富分化。
其次，考虑封建帝制时代富商豪门的财富形式主要是是土地、房产（当然现在也差不太多，多了股权等等），奉旨迁徙的富商豪门只得在很短的时间内抛售土地、房产，意味着短时间内土地供给大量增加，但需求却跟不上，势必造成土地价格暴跌。中央政府趁机一方面将千万亩良田低价收购，后分给流离失所的无地农民，国家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收，使得无地农民成为缴纳赋税的稳定农户。另一方面，由政府向农户提供低息贷款，三年后折成实银，只加一成利钱归还政府。双管齐下，无地农民得以安居乐业，成为改革坚定的支持者，耕种面积的增加使得粮食税收激增，王朝力量得到极大提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富商豪门的势力基础就是盘根错节的地方关系，而“迁茂陵令”将富商豪门迁移到茂陵附近，直接铲除富商豪门的社会根基，这对于富商豪门可谓釜底抽薪。在新的环境下，迁移到茂陵的富商豪门面临着新的势均力敌“对手”，彼此的竞争反而更易于政府掌握。
改革本质是利益关系的重新塑造，“迁茂陵令”新政推行下去，势必会引起富商豪门极大的不满，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迁茂陵令推出后的一段时间，执行的并不顺利，各地富商豪门都采取观望态度，迟迟不能推行，那么汉武帝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来让这项政策最后成功执行了下去呢？
这时一个人赶上了历史的进程，但他不是赶上的时代风口，而撞上时代枪口。
郭解是闻名当地的游侠，是个快意恩仇充满江湖气的人，在当地很有名望，他的父亲因为行侠被汉文帝处死。汉武帝推行“迁茂陵令”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虽然不符合300万钱的迁移标准，但是他的名字也在朝廷迁徙的名单中。
当时汉武帝大舅哥兼死党大将军卫青替郭解向汉武帝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汉武帝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并不穷。”
于是，郭解被迫动身迁徙到茂陵。郭解迁移到关中后，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
作为著名的游侠，郭解身边集聚了很多“饭圈”粉丝，眼睁睁看着偶像被迁徙到茂陵，离开偶像的日子“想哭”。于是他们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是一个叫杨季主的儿子干的，他们先把杨季主的儿子杀了，接着又把杨季主给杀了。杨季主的家人到京城告御状，有人居然在宫廷外，把杨季主的家人给杀了。
汉武帝听到这消息，十分震怒，发布拘捕令捕捉郭解。最终，郭解遭到汉武帝的逮捕，在御史大夫公孙贺的审判下，夷灭三族。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迁茂陵令”最终被成功推行了下去，成功地解决了汉武帝面临的三大难题。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
首先，改革需要实打实的政策支持和资本流入，在局部做大蛋糕，诞生一批新获利阶级，让新的阶级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让他们为改革进行“鼓”与“呼”为改革摇旗呐喊，从而可以将改革进行到底。
其次，还需要精神榜样作为上层建筑，通过“千金买马骨”的方式，让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收获到足够多的好处和名声，再通过宣传手段成倍的放大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才能让站在旁边观望的群众转而积极支持并投身改革。
无论是迁茂陵令中给予富商豪门爵位名誉，还是政事堂之前在《“文正”与“第三次分配”》一文中提到，明武宗给李东阳赐予了“文正”的称号背后的目的，既是一种态度，也是树立了榜样进而推动自己的改革，公开表态要对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东南大地主们进行遏制，鼓励李东阳式的清廉。
同样，明朝另一位拿到文正称号的，是李东阳的老搭档谢迁，明世宗也给予了“旧时王谢”的余姚谢迁一个顶级荣誉的文正作为交换，让这位江浙地主的代表，能够在改革的过程中，带头主动舍弃利益，带动后富，让余姚谢氏为代表的东南地主阶级“积极主动响应改革号召”行第三次分配。
当然，光靠“精神榜样”是无法感召所有既得利益阶层，毕竟“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既得利益阶层不会轻易服从参与改革，他们很多时候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针对于这批“冥顽不灵”的保守派，借助这一威慑的做法，同样能起到“榜样”的作用，只不过此处的榜样是因“阻碍改革”而被惩罚的，以惩戒几个足够有影响力的人，借此树立中央的威信和改革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