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21年的中国是怎样的凄惨情状，而若不能理解当时中国情势的绝望和无助，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且伟大！
1921年的中国是怎样的虚弱情状，恐怕今天的中国人很难知道，也很难理解，作为生来就是世界级强国公民的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让他们了解一百年前中国曾经虚弱的惨状，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正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一百年前中国人的艰难甚至绝望，所以他们也就很可能无法理解今天中国的伟大，更可能无法铸就足够的责任感去珍惜今天中国的伟大。
上面这张地图乃是1921年中国情势的基本展现，从地图上我们看到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奉系张作霖占据东北，直系军阀联盟窃据中央，西北是几个穆斯林小军阀控制，新疆是杨增新勉力维持，四川群丑割据攻杀不休，云贵桂三省各有豪强，广东也是军阀、政客、商团的股份乐场，湖南军阀是本地势力频繁更替登台的代言人，浙江军阀卢永祥则代表皖系做最后的抵抗，而晋系军阀阎锡山正在开启他漫长的割据。
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甚至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通用语言，你能想象国民党草创之初，曾经有段时间开会时用英语吗？因为他们听不懂彼此的地方话。尽管你难以接受，但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各地语言、经济的阻隔，在清帝国崩溃后带来了真正的地方分裂和国家瘫痪。今天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文化语言联系，在当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至少是非常有限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此论断：“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文化名词，也是国家意义的蚯蚓，切除一段，另一段是不会有感受的”。
悲哀并不仅于此，中国的国家四分五裂背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星罗棋布的势力范围和国中之国。
随意打开当时的中国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政治地图，我们都可以从1921年的中国土地上发现那些可怖的伤疤，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大部分属于列强划出的中立区，在这些地区中国政府不存在真正的控制权，而良好的港口威海和大连旅顺则分别是英国和日本的领土或者说长期租界。
这实际上只是当时中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一个代表性角落，帝国主义在中国还有更多的势力范围：
1921年英国在华租界共7处，后减为6处：上海英租界（后与上海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厦门英租界|、天津英租界、镇江英租界、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广州英租界；（另有未建成5处：营口英租界、江宁英租界、宜昌英租界、芜湖英租界、温州英租界）
1921年日本在华租界共5处：苏州日租界、杭州日租界、天津日租界、汉口日租界 、重庆日租界；
1921年法国在华租界共4处：上海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 广州法租界、 汉口法租界；
1921年美国在华租界2处，后减为0处：上海美租界（后与上海英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 天津美租界（先归还清政府，后并入英租界）、另有未建成1处：温州美租界；
1921年公共租界共2处：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 鼓浪屿公共地界（英、美、德、法、西、日、丹麦、荷兰、瑞典-挪威联合王国）
在东北，两条关键性的铁路不属于中国，中国政府没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北满洲铁路先是被白俄控制随后被苏联控制，在1925年郭松龄事变期间，苏联人不允许张作霖使用北满铁路运兵，而南满铁路则被日本人控制，在1928年中东铁路事变中，日本人不允许张学良使用南满铁路运兵北上抵抗苏联；
在北京，东交民巷是列强的法外之地，中国不能管辖，在天津沿山海关铁路沿线，中国不准部署军队，且西方在此享有合法驻军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37年的日本军队，即是基于这种驻军权大量增兵并发起对中国华北的全面入侵的；
在上海公共租界，英美军队享有驻扎权，且西方军舰可以自由在长江流域通行，1926年9月，英国军舰正是基于此溯流而上轰击重庆万县的反英民众，1927年3月，英美法军舰正是基于此在南京下关炮击南京，杀伤中国市民数百人；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国家安全严重受制于列强，而且经济财政权力也受制于列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中国关于关税政策是完全不能自主的，需要列强的同意，而且中国海关还掌握在列强派发的雇员手中，部门责任人和实权雇员全部是洋人，李泰国、赫德、梅乐和等外籍人士相继担任总税务司，乃中国财政部的太上皇，当时海关的收入保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中，直接偿付外债。
这就是1921年的中国。回首当年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当时中国混乱、悲哀、苦难的情状。
1921年2月，白俄残兵窜入中国控制的外蒙，逐走了外围的北洋军队，开始裹挟部众向库伦（乌兰巴托）发起进攻，这代表当时中国的外患进一步恶化；
1921年3月，中国各省举行省众议员选举，但这个选举过程充斥着腐败、贿赂，选举沦为各个地方实力派强化对本省控制力的合法手段，譬如张作霖通过选举，进一步强化了对东北的控制，这代表着当时中国逐渐走向事实上的分崩离析；
1921年4、5月，民族主义者孙文主持广东地方进行改制，进一步明确了与无能的北洋政府的体制决裂，这代表中国南北对峙的情状进一步加深；
1921年6月，浙江军阀卢永祥联合各省实力派人物，向北洋中央发起挑衅，他们借助本省士绅之名要求推行省宪，强化地方独立的倾向，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无力应对，只能派遣吴炳湘、鲍贵卿先后赴浙江疏通，这代表着当时中国中央权力的进一步消散；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画舫上举行了会议，一群年轻人提出了代表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这个当时并未引起关注的事态，在灰暗之中代表着一条中国历史的新方向；
1921年9月，在英国人的调停下，湖南军阀赵恒惕与直系领袖吴佩孚寻求妥协，双方在英国军舰上举行谈判，这代表着西方势力对中国各省事务具有实质上的裁决权，西方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蔓延；
1921年10月，孙文控制的广州政府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当局就澳门事件进行交涉，提出了较为强硬的主张，这是当时难以想象的，代表着一股浪潮的新开端；
1921年11月，孙文致信章太炎，提出北伐，恢复主权；
1921年12月，中国北美留学生包围北京代表团办公处，劝阻代表团参加对日山东问题谈判，顾维钧、王宠惠称：“不能伤英美感情”，加以拒绝，学生怒斥顾、王为卖国贼，这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的年轻精英已不能像自己的前辈那般容忍中国的衰败、落后与屈辱，这代表了一个民族新生代的最强诉求：
回望1921年，那既是痛苦、悲伤的一年，也是透露希望的一年，浙江嘉兴南湖一条画舫上的会议，在当时看来并不惹人注目，但却冥冥中顺应了历史的方向，她代表了旧民族主义浪潮和新生代中国人的普遍愿望，并实现了这两种力量的合作以及升华，最终催生了奇迹般的历史性变革。
一百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曾经境内星罗棋布的租界早已荡然无存，曾经纵横交错的外国驻军再无痕迹，曾经被列强支配的河道、铁路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曾经西方控制的海关已成历史。这一事态的背后乃是，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拥有了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伟大的巨龙已经苏醒，他让那些曾经欺辱、嘲讽、蔑视过这个伟大民族的帝国主义们恐惧颤抖，在历史的角逐中，他展现出真正新强者的雄风和豪气——这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是中国文明的重现辉煌。
2015年，随着南海部署的推进，中国再次主宰了自己的南海，击倒了曾经的西方支配权，这是自郑和下西洋之后600年来的第一次，而帝国主义现在只能不甘的哭泣；2020年5月，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公布，中国消灭了西方列强在这边大陆上所有的影响力，真正光复了最后的“租界”，曾经狂妄的帝国主义现在只能哀嚎，这是自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窃据澳门之后的第一次。
事实上，当巨人睁开他的双目，并下定决心从帝国主义手中拿回祖先的遗产之时，历史的方向就已经改变。
让那些所谓的帝国主义哭泣哀嚎去吧，一百年前，当代中国人的祖先也曾经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的悲鸣，但谁又曾记得他们的痛苦呢？谁又曾记得他们的悲鸣呢？谁又曾记得他们的屈辱呢？
帝国主义者总是那么傲慢自大，他们将自己的征服美其名曰为“文明的福音”，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永远记得，从来就没有什么文明的福音，只有武装的暴力以及这种暴力之下的屈辱。
一百年过去了，今天是中国的时代，历史已经见证，那是一个民族的重新伟大，也是远东历史回摆他的本来面目——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东亚，是中国人的东亚。
这是中国人的命运，不管前路是歌与花还是铁与血，不管未来是朝霞还是暴雨，历史都将铭记今天的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