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经济学讲人是理性人，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利的追求，是社会前进的基本推动力之一。
但利和利之间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都有自己的利益，屁股坐在哪里自然向着哪里。追求利是推动力，但是你追求的利可能挡了我的利，那么彼之动力就成为我之阻力。为了实现利，利益相关的人会联合起来，于是就有了集团。
集团会想法设法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路线，一旦某个集团的路线成为大集体的主导路线，那么该集团就可主导大集体中权力、人事、金钱的分配，拥有分配主导权的集团自然也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可是矛盾是会发展的，情况是会变化的，彼时的路线还能解决集体的问题，集团获利也就获利罢了，一旦该路线不能解决问题了，阻碍了大集体的发展怎么办？不能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没关系，集团利益最大化就够了。
于是大利和小利的矛盾又会进一步演化成长利和短利的矛盾。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如果功不在当代的我，我又何必管身死之后的事？人本身就是从动物演化而来，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每一个原始人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活过今天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关注眼前的利益，关注当下自身的利益，是深深刻在基因里的行为。
这些当然都是自私的想法，可是不自私又能怎样？集团的话事人可以退位让贤，可是集团下面的人怎么办？“废漕改海”行得通吗？那可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原有的话事人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换取一身名利，除非有新的集团拿新的蛋糕接纳这帮旧人，否则集团又会推出新的大哥，巩固并扩张现有路线以获取更多资源。
明帝国这艘大船行至后半段，船身已然破败不堪，船内系统多有失灵，吏治腐败、经济凋敝、边备废弛等衰败之象已现，中央与地方、皇帝与群臣、官吏与民众、政府与军队、将官与士兵之间的利益严重分化，船上的人早已各怀心事。
可是事情还是得有人做，问题还得要人解决，蓟辽的蒙古诸部需要防御，辽东的女真诸酋需要威服。能依靠明军的卫所和军户吗？恐怕不能。昔日朱元璋建立起的种种军事制度和组织早已形同虚设。
在帝国的前中期可以依靠制度、组织、后勤打造一支强军，可是现在样样都失灵了，最后只能依靠强人。
靠原有的体系是不可能拥有强军了，于是两位强人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路线。戚继光用先进的军事思想练成了一支接近于近代军队的戚家军，而李成梁选择靠重赏和强家族纽带组建了一支以家丁为骨干的李家军。
每一支强军日后发展方向的烙印早在建军之初就已打上，以什么利益为纽带，为什么目标/路线而奋斗决定着这支强军最终将走向何方。
教员的“三湾改编“和朱老总的“赣南三整”为什么重要？支部建在连上意味着“党指挥枪”，一支军队从此有了明确的集体和利益要捍卫——广大受苦受难工农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军阀团体或者个人领袖的利益，一支军队从此有了明确的目标要实现——与党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纲领完全一致而不是当乱世下拿枪找活路的兵痞。
很多人只看将领的天才与战功，殊不知一支军队中的士兵明白为何而战后，他们能自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堵枪眼、炸碉堡以换取胜利，这才是这支军队悍不畏死、战无不胜的根本力量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无人能撼动朱老总在军队中的地位，因为他是建立军魂的人。
戚继光守蓟镇，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保护京师。基于这个目标，保守的将领通常会以击退来犯之敌为第一要义，然后每击退一次再报一次大捷，轻松名利双收。可是戚继光秉着“大创尽歼”的思想，基本上每次战役都大量歼灭蒙古人的有生力量，蒙古人来了几次后，知道了戚继光是爷，惹不起，戚继光真正做到了“北平无战事”。
对大明帝国和边疆百姓而言，事情好就好在战事全无；对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而言，事情坏就坏在战事全无。戚继光对大明有大利，对戚家军无小利。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1582年，有言官向万历皇帝上奏弹劾，竟然说戚继光抗倭在行，拒虏无功，加之张居正倒台，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人，皇帝痛恨“张”党，竟也同意了这个理由，戚继光一下从节制北方四镇的左都督降职到广东担任总兵，大量的戚家军原班人马被遣散，最后一撸到底落得一个妻离子散，卧病都买不起药的悲惨结局。
李成梁的选择不太一样。辽东是大明的突出部，“北虏”蒙古和“东夷”女真在此交汇，四战之地守是没法守的，于是李成梁成为一名“进攻型”的将领。
李成梁依靠亲兵家丁组成“李家军”，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兵将之间易于建立联系，兵为将有，从而将军队和自身绑定，将领手握巨大资本，集团的独立性非常之强。坏处在于亲兵家丁往往需要大量的钱、粮、土地作为战斗力的来源，打了胜仗有赏赐有缴获还好说，一旦败仗打多了，拿不到好处了，则易军心不稳，弹压不住，战斗力急剧下降。
因此，军队就是李成梁的资本和基本盘，李成梁要利用他的军队博取名利，军队众人必须依附军官获取给养，军队、将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战事恶化、中央控制力减弱则下一步势必成军阀。
戚继光的下场也为他敲响了警钟。公忠体国的戚少保为国剿倭退虏，最后落得什么样的下场？久经沙场的李总兵能不知道戚少保是不是拒虏无功？这换谁心里都会动点小心思。
“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李成梁独擅战功。”
一方面李成梁打的大歼灭战不多，后人多疑其养寇自重；另一面，李成梁必须带领他的李家军“不断胜利”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钱粮土地，于是李家军从上到下杀良冒功、掩败冒功、弄虚作假，致使辽东后期形成“我报捷不休，（虏）入寇不止”的局面。
戚继光一次被劾后一撸到底，被劾的原因还是不能戍边；李成梁可是两次镇辽，第一次和戚继光一样因张居正倒台受牵连下台，可是大家发现辽东少了李成梁没人玩的转，又被叫回来，但被批的原因可不一样，叫“贵极而骄”、“养虎遗患”，这个虎就是他曾经的家丁，大明的掘墓人，建州女真的天命之主——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李成梁的辽东铁骑后来成为关宁铁骑的前身。但关宁军对其优点没有继续保持，缺点倒是继承地很好。关宁军年费辽饷三百万两，只要大明不倒，女真不灭，关宁军阀们就一直吃香喝辣。收复辽东？没这个本事。扣我辽饷？那山海关的大门可能要开。围我宁锦？那要动真格守好了，这是基本盘。
集团利益的独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始终都是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帝国的心脏地区发生了“911”事件，蛮夷竟然入寇北方重镇，所以阿富汗是一定要打的，帝国的脸面是一定要维护的，这个路线大家都是同意的。
但是打多久，打多大，花多少钱，投多少人，养不养寇，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可就有自己的考量了，至于这个路线是否会消耗帝国的战略优势，那不太需要考虑。何况打了二十年帝国还是蓝星上独一份的超级大国，给池塘开个口子放水灌灌我自己的田不过分吧。
阿饷20年靡费2.231万亿美元，美军花600万美元从意大利进口9只山羊，美军将领可以吃空饷，军工企业可以光明正大地挣装备钱，议员们可以接受政治献金，每一个人都有光明的未来。
但拜登终究还是下狠心砍掉了阿富汗路线，收缩了帝国的力量。但其实是不是拜登的意志还真不好说，毕竟拜登不仅说胡话、打瞌睡，现在已经开始管不住下半身了。
缺乏核心的权力很容易令出多门，严党和清流可以在嘉靖的掌控下斗来斗去；万一皇帝式微，代表大地主、大商人阶级的东林党可就不管大明的死活了。底下的晋商更绝，朝廷和建州女真打的热火朝天，晋商和女真的生意也做得热火朝天。
所以不怕帝国庞大，就怕帝国铁板一块。沙利文是忧国忧民，可是贺锦丽未必不觊觎大位，帝国不是不需要忧国忧民的人，而是忧国忧民的人最好是自己。哪怕我们知道大明一定要走对付辽东的路线，但是帝国由谁来领导对付，什么时候开始对付，却是大明内部不得不理顺的问题。在此之前，和晋商的生意就尽可能多做吧。
当然，面对帝国收缩力量，蓄势待发，我们的日子一定是不好过的。在未来，西太平洋的日韩和东盟势必会整出幺蛾子，各个小国国内的亲美派为了美国扔出来的萝卜势必要推行自己的路线，理性务实派也会因为美国的大棒中断对华的合作路线。
但是利益集团们的分歧和路线之争会为我们留下活子。斗争的关键在于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独走的李成梁们就可以变为我们的朋友。有了李成梁的帮助，再打着“减碳环保”“征剿倭贼”的大旗，努尔哈赤未必不能成为龙虎将军，在大明的眼皮底下名正言顺地整合内外势力。
要找到破局的策略，不妨回头看看那位伟人留下的智慧：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