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08 16:21 分类：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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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5岁的何康调回北京，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
文革时期，他被下放劳动，被自己带的研究院学生打伤眼睛，但他依旧坚守在奋斗了30年的农业战线，没有丝毫动摇。
上50斤肥料效果不错，来年直接上500斤。把一头病死的猪直接当肥料埋在田里，不顾是否会把作物的根烧死。那个年代，常听到这样的故事。
科班出身的何康不敢这样看问题，上世纪40年代，原本在大学读经济学的他入了党，受领导董必武启发，他觉得学一门务实的技术对国家更有帮助，就改学了生物。
29岁时，已成为新中国农业部橡胶司司长的何康，跑去海南，搞起研究所，夜里译资料，编教材，白天和学生一起种地、割胶、做实验。生生在北纬24度，从云南到广东，西方人口中的橡胶禁区种出橡胶，当年比钢铁还重要的战略物资。
何康相信主观能动性，也相信科学的力量，“复校”成了当务之急。文革中，北京农大（中国农大前身）被迫迁到陕西的山沟里，后来农大要求回京，但校舍被占用，占用单位拒不退房，还有人说农大回京会增加城市压力。但何康顶住压力，1978年年底，北农大搬回了北京马连洼原址。南京、福建、甘肃等地的农业院校同步复校。
光有学生还不够，实验室培育出的种子再牛，农民就是不种。很多人沉浸在“地大物博”的概念中，被问到全国2000个县，哪里适合种什么养什么，只能大眼瞪小眼。良种，就只能像撒胡椒面一样在全国普及，大多数地方种植养殖效果不好，项目也就不了了之。
1982年，何康主导的《中国农业资源调查报告》出炉，中国第一次完成了全国农业资源的摸底。没有这份报告，中国的9亿农民，将继续被束缚在农田里，往后40年，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无从谈起。
“商品粮基地”被第一次提出。1984年，黑、吉、赣等省份50个商品粮试点县（全国共有2000多个县），种出了超过全国1/8产量的粮食，并以商品形式流向市场。部分农户终于解放出来，少种甚至不种粮食，全力办养殖场、鱼塘，多种茄子、辣椒等经济作物了。
1987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耗量从1978年的290公斤/年跳到了370公斤/年。
科研人员，良种，各地适种数据，被解放出来的农民。变革，即将来临。
80年代，影后刘晓庆和香港新人梁家辉合拍《火烧圆明园》。每餐，刘晓庆只能拿着馒头就开水，而香港演员却有鱼有肉。内地顶流尚且如此，普通人又会有多么失落。80年代末，民众意识到了自己的“穷”，失落感达到了建国后最高点，社会危机出现了。若在那几年，没有稳定的食品供应，我们能否度过危机，真的难说。
1988年的5月，农业部部长何康带着一份报告，走进了国务院会议室。报告的名字叫《关于发展副食品生产保障城市供应的建议》，而它更为人所熟悉的名字，叫做“菜篮子工程”。
农户率先发力。1987年冬天，山东农民王乐义，发明了不需加温的冬暖式大棚。他种植的越冬黄瓜问世，各地菜商赶来高价抢购。从此，美国的间谍卫星，总能拍到成中国土地上，密密麻麻的银白色建筑。那不是军事基地，而是供应着中国人果蔬的温室大棚。
到现在，中国有190万公顷的大棚，相当于300万个标准足球场。
1993年，全国1%的土地种植蔬菜。那一年，全国已建成农贸批发市场2080个。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靠着周边的大棚和农贸市场，实现反季蔬菜的自足。
但这还不够，很多人，依然不知道香蕉需要剥了皮再吃。哈密瓜和冬瓜，就只是电视上才能见到的稀罕物。
也是1993年，在那个还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跨省域的果蔬流通体系，开始逐渐成型。山东寿光等地，靠着先发优势，把当地的菜卖到了全国各地。全国百姓只能吃到方圆百里果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而直到现在，所有的高速路，对运送蔬菜粮食的货车，还是一律免征过路费。
模式转换，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路网的建设，运输成本骤降，城边种菜的游击队，性价比确实不如依靠核心产地的大兵团。城市周边的菜地开始萎缩。1978年，北京市蔬菜种植面积84万亩，2002年增至172万亩，2014年又降为85万亩。河北、山东、辽宁是后期北京蔬菜供应的主力。而西南向珠三角，华中向珠三角长三角，华北东北向京津这样的农产品贸易走向，这时候也开始成型。
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到5000家。以中心批发市场为枢纽，连接全国各生产基地和零售市场的“菜篮子”网络已经织成。稳定的四级流通结构（农户、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零售商）开始出现，中国果蔬大佬的一代目们，完成了原始积累，拼出了江湖地位。
但指数级上涨的背后，流通体系的议价权逐渐被经销商所掌控。农户实现了温饱，但忙活一年，也不过几千元的收入。为了增产增收，拼命地使用化肥农药，进而形成依赖，如果停用产量直接腰斩。经销商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在没有冷链的年代，即便农户不撒药，经销商也会用化学手段来保证菜品新鲜。
2000年之后，“无公害”成了大家都听过的口号。三聚氰胺、苏丹红、都是那些年被爆出来的。有人习惯性地将问题归结为农户的素质，但其实农户这样干的原因，是因为收入实在太低，于是一些人就在质量上动手脚来保证利润。
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在流通环节狠抓质量检测，在生产环节大规模建设无公害种植基地，10余年的阵痛期后，到2010年，我国基本进入无公害时期。而近十年，通过现代科技为农业赋能，标准化、可溯源，又成了民众对菜篮子新的期许。
14亿中国人，每天的蔬菜消费量，已然超过全球剩下60亿人口的总和。
这足够伟大，但在它背后，是仍旧严峻的问题。每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直指农业问题，就是因为农业依然是“从全面小康迈向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千家万户“小农户”的供应，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需求。操作不当，就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陕西和甘肃的果农，今年的苹果只能卖到平均5-6毛一斤，10亩果园（大户了），全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2万元。贵州山区的农户，看别人种上西红柿，赚个2-3万，第二年自己也跟风种植，结果全乡西红柿丰收，2毛一斤的收购价，还赶不上请人采摘的费用，只能让果子烂在地里，全年无收成。所以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000元的2021年，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户的年收入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前些年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采购商们把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西红柿，运到欧洲，给西班牙斗牛节上做丢在地上给人踩踏的果浆，居然因为农残超过欧盟标准被拒收。仅仅是拿来踩的，不是吃的，都以农残理由拒收，这事儿给很多人留下了心理阴影。很多拥有数十家卖场的果蔬大佬，从此再也不吃自己店里的东西，觉得不有机，不健康。但一般市井百姓，只能市场上卖什么就买什么。
城市化带来了便利，可那些躲在铁皮大棚和板房里的小商贩连同农贸市场，在五环内基本绝迹了。而新开的楼盘，在所有社区配套的建设中，生鲜零售是最滞后的业态，年轻人好不容易在丰台、大兴买了新房，附近却找不到买菜的地方。白领们工作一天，下班还要绕路跑去超市，花更贵的价格，在别人挑剩下的菜叶里选出相对新鲜的。这就是北上广深打工人的日常。
三十年里，城市化让中国的城市居民增加了6亿多，这几乎赶上了整个欧洲的人口。而4万个农贸市场，尽管勉力维持，但还是愈发难以渗入到城镇社区的毛细血管中，满足中国人便捷买菜的需求了。
经销商埋怨农户没有契约精神，谈好的收购价，第二天就涨了20%，样品颗粒饱满，批量采购后却发现以次充好，掺土掺沙子。有人埋怨采购商，压榨农民，巧取豪夺，哄抬物价。有人埋怨菜场的小贩，说他们整天就只想着往菜上洒水，往猪肉里注水，还短斤少两。也有人埋怨消费者，猴精猴精的，一点都不敞亮，买根葱还得挑三拣四，磨叽半天。有人埋怨超市，离家远，价高，东西也没见多新鲜。
埋怨和牢骚的背后，本质问题仍旧是供需失衡。而导致供需失衡的是农产品的两个致命问题——不确定和非标。
不知道能卖出去多少货，农户压根不敢大胆种植更好的果子蔬菜，经销商也一样，进货也只能靠拍脑袋。虽然行业的冷链冷库已经一点点变好，但依旧薄弱，而且因为供需不确定，不算烂在地里的，单纯在各级仓库和门店里，我们浪费掉的果蔬生鲜，就占到总量的30%，而在欧美日，这个数据只有3%。损耗的钱，又折算到产品售价里，由消费者买单。
而农产品的非标准化，则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因为非标，好果坏果都一个价，每个环节都充满了以次充好，以小充大。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各环节的扯皮中被消耗。规模化、产业化，却迟迟不见起色。根源问题，就在这里。
建国初期，靠着土改，我们种出成车皮的粮食，运去苏联换回了保家卫国所必须的子弹。
改开之后，靠着联产承包，和菜篮子工程，中国人真正吃饱了肚子，我们成为了人均蔬菜消费世界第一。
现在，为了让农民拿到更有尊严的收入，让百姓能更便捷地吃到更丰富的菜，我们的菜篮子，需要一股新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并且正在实施中。
用消费互联网，将散落在你家我家他家的“欲求未满”整合，并在社区里搭起新的“菜市”。再用产业互联网，让供应链更通畅，让农民可以更笃定地去培养新品种，种阳光玫瑰、羊角蜜甜瓜，不至于担心卖不出去烂地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而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大厂，已经通过阿里数字农业（上游助农项目）+淘菜菜（零售端社区电商），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先说上游。中国崛起的基本逻辑，就是靠着全世界最勤劳的农民，以农村反哺城市，强行实现了工业化。而现在，我们的国策，已经调整为城市反哺农村。房、路，水电网、社保，农民生活的境遇，已经好很多。但对忙活一年，全家收入不过1-2万的农民来说，“渔”比“鱼”更重要。
辛苦劳作但只能看天吃饭，就算种得好，也未必卖得好。搞规模农业，搞产业延伸，才是农民创收的前提。但多年来，这事儿还在不断努力，更别说良种下乡，大规模繁育。
果树到了农户手里，三年不结果（培育周期要5年左右），成了累赘，砍了当柴烧。而良种羊、良种鸡，到了手里，耗饲料耗精力，成了负担，不如直接宰了吃。基层政府，也很无奈，领导出于好心说产品保证大卖，可一旦链路不畅，卖不出去，绝收的农民可不会惯着你，直接来村委会闹，或者跑去上访。
大型农业企业也办不到，它们产品很好，可出货仍然靠着企事业单位，订单有限。而上游，则依靠大农场来培育。中国的国情，使得我们不可能让农民强行城市化，因为城市压根没法承载几亿人的就业。所以大农场模式，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无法实现。而为整合小农经济着力发展的农民合作社，因为加入者各怀心思，很容易散掉，成为空壳。
面对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痛点，产销两头打通的阿里社区电商平台正在探索新的解题思路：将数以亿计的消费者需求加以整合，再将订单提供给上游上亿农户，解决了不确定，解决了非标，才能真正让农户更笃定地种植，更大胆地尝试新品种。
比如淘菜菜武汉大仓的红苋菜。农户们清晨采摘，早上8点准时送到仓库预冷。按照“长度35公分、7片叶子、根部白色、粗细均匀”的严格标准，农民合作社对红苋菜初步加工，随后送往淘菜菜仓库进行“商品化”。24小时内，这批红苋菜就会直达武汉数百个小区，，成为居民餐桌上的一道新鲜美食。“预冷”、“标准”、“商品化”，这些都是农民们没有听过的新词。而正是这些带着互联网风味的操作，提高了蔬菜的商品价值，帮助农户走上了提质增收的道路。56人的合作社，在淘菜菜上一年可以卖出超过1000万的菜。
再比如即食猕猴桃。进口猕猴桃买到就是最佳食用状态，而目前大多数国产猕猴桃需要放置一段时间才能食用。2020年，阿里数字农业与国内科学家共同研发了全新的国产品种“即食猕猴桃”。
对于这个新品种，如果销路不确定，果子更容易烂在田间或者仓库，农民也不敢种。通过四川和陕西的30个数字农业基地，淘菜菜帮农户统一品种和种植方法，在采摘后通过数字化贮藏保鲜技术，控制猕猴桃的后熟进度、品质，让消费者买到果子刚好可食用。数据说话，上线淘菜菜后，用户对“即食猕猴桃”的需求旺盛，今年猕猴桃农预计每亩可增收2000元。
下游，淘菜菜的手机下单+小店取菜模式，是当前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形式。
蔬菜一旦进卖场，就会有房租租金，直接送到家，有配送费。而依托于全国600万家现成的夫妻小店（小卖店、杂货店），直接清零了房租和配送成本。而高密度的小店（我半径200米之内就有5家），为消费者省去了跑去超市的时间损耗。
菜贩子给人偷奸耍滑的印象，这种印象有事实背景，但也很不公平，毕竟卖菜绝对是个辛苦的生意。凌晨5点，就要开着板车赶到新发地这样的批发市场抢货，去晚了，最新鲜的好东西就被抢没了。而进来的货，风险也很大，一旦卖不出去，就全是损耗。卖菜这个生意的传统价值链，本质还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之上的。解放这些基层劳动力，让他们享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收益，这是商业创新的责任，也是社会发展的公平体现。
而淘菜菜模式下，社区居民前一天22：00前线上下单，平台马上组织货源，供应商把对应的商品送到淘菜菜中心仓，平台分拣后送到下一级网格仓，第二天中午12：00前再送到固定的社区小店。小店相当于开起了“云菜场”，不需要进货囤货就能做生鲜生意。而每天大量客流进店后，原本在大商超或者线上购买的个护、乳饮，也会顺手在小店里就买了（这些阿里也会有供应），无形中增加了营收。一二线城市，日流水4000元左右的夫妻店为例（传统生意，毛利按10%算），加入淘菜菜之后，可以增收20-30%。
这就是新零售有意思的地方。对于落后业态，不是清除，而是将其纳入体系，为其赋能，并充分发挥它们的所长。让几百万夫妻店主，享受到了互联网的福利。
淘菜菜帮助的不只是农户和夫妻店，产业链上的各种不确定，需要有人去一个个敲碎。
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年轻人拼了命地挤进一线城市。想着做金融、互联网这样金字塔尖上的职业。院校扩招，财经和IT专业火热，但这两个行业能承载的就业，却极为有限。内卷和职场焦虑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没进这两个行业，就意味着在一线城市的收入很难支持自己结婚生子。回到老家，要么考公，要么就只能做着销售类的工作。跑江湖、混圈子、论资排辈，琢磨着回扣、返点成了日常。可能赚到了钱，但夜深人静时，却只能埋怨着家乡找不到真正优质的企业，无奈地接受价值感的缺失。
阿里淘菜菜模式的出现，给那些不甘心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便不懂金融，不会敲代码，即便身处下沉城市甚至农村，我依然可以背靠大厂，拿着零售端的海量需求，打破地域和行业的束缚，去找农户，找经销商，找夫妻店，盘活整个链条。
而因为淘菜菜业务的本地化属性，每个城市都有本乡本土的年轻人驻扎在当地，用行业最高的标准优化链路，来清除上下游链路清除血栓。40%以上的产品在流通时要开箱验货，货品只准多称不准缺斤少两，行业多年的积弊和潜规则，能通过这些年轻人勤恳的工作改变。
更多的年轻人打破农业“穷”和“低级”的偏见，开始扎根农村。在网红丁真的家乡——四川理塘，90后小伙吴嘉祺从广东来到这里，在海拔4300米，无污染、长日照的高原上，种出了网红“极地萝卜”。淘菜菜上，这个萝卜每天卖出1万斤，仍然供不应求。
这不是个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放弃都市绚丽但固化的生活，放弃手中的游戏，将所见所学，在农村的田地间加以发挥。
农户、小店店主，以及各链条上的参与者，长期来看，至少500万人将通过阿里进入这个互联网+农业的大体系里——这正是产业互联网对于国家的意义。像淘菜菜一样，互联网对传统的业态进行升级改造，将更多的有志青年纳入其中。让人们获得价值，去除焦虑，这才是阿里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对中国社会的本质贡献。
水果店里40元/斤的阳光玫瑰，在淘菜菜上只要10元/斤。这个价格，并非来自平台刻意补贴，而是全链条优化后，消费者理应享有的价格。
至于先补贴后垄断，再一步步加价的逻辑，其实并不成立。物价局不会容许，同行大厂也不会允许新暴利地带的出现。不信看看网约车，就算补贴大战结束，它的价格不是仍然低于出租车！
一个业态，如果有让农户、夫妻店主、投身产业互联网的年轻人，以及你我这样的消费者，统统获益，那它就是进步的业态。
当然，每一种新业态的出现，必然带来原有格局的重构，部分人会受到一些冲击。例如，传统的大小经销商，农贸市场的商贩们。但把进价3毛钱的菜卖到3块，这在过去三十年由于产业低效而形成的不合理链条，终将被革新。这是国家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经销商已经选择拥抱创新，成为社区电商的服务者。显然，这些被冲击的人，未来也会有新的角色。
想象一下，那些曾被高价炒作过的绿豆、大蒜，将因为供给的充足而价格持续稳定。松茸、波龙，这样的奢侈品，将进入寻常百姓家。纯绿色的有机蔬菜，我相信不出五年，也会登上我们的餐桌。大厂们不是没有问题，但正视互联网企业，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监管它更好地为民众服务。是我们该做的。
就在刚刚，在淘菜菜上，我用10元的价格，买了3斤攀枝花的芒果。是谁把原本只在热带生产的芒果带到了内陆腹地？是40年前，用科学的精神和实干的态度，把中国人菜篮子变坚实的何康老人。而现在，淘菜菜们正在延续老先生的理想，让更多农民脱贫，让百姓的餐桌更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