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5岁的何康调回北京,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
文革时期,他被下放劳动,被自己带的研究院学生打伤眼睛,但他依旧坚守在奋斗了30年的农业战线,没有丝毫动摇。
上50斤肥料效果不错,来年直接上500斤。把一头病死的猪直接当肥料埋在田里,不顾是否会把作物的根烧死。那个年代,常听到这样的故事。
科班出身的何康不敢这样看问题,上世纪40年代,原本在大学读经济学的他入了党,受领导董必武启发,他觉得学一门务实的技术对国家更有帮助,就改学了生物。
29岁时,已成为新中国农业部橡胶司司长的何康,跑去海南,搞起研究所,夜里译资料,编教材,白天和学生一起种地、割胶、做实验。生生在北纬24度,从云南到广东,西方人口中的橡胶禁区种出橡胶,当年比钢铁还重要的战略物资。
何康相信主观能动性,也相信科学的力量,“复校”成了当务之急。文革中,北京农大(中国农大前身)被迫迁到陕西的山沟里,后来农大要求回京,但校舍被占用,占用单位拒不退房,还有人说农大回京会增加城市压力。但何康顶住压力,1978年年底,北农大搬回了北京马连洼原址。南京、福建、甘肃等地的农业院校同步复校。
光有学生还不够,实验室培育出的种子再牛,农民就是不种。很多人沉浸在“地大物博”的概念中,被问到全国2000个县,哪里适合种什么养什么,只能大眼瞪小眼。良种,就只能像撒胡椒面一样在全国普及,大多数地方种植养殖效果不好,项目也就不了了之。
1982年,何康主导的《中国农业资源调查报告》出炉,中国第一次完成了全国农业资源的摸底。没有这份报告,中国的9亿农民,将继续被束缚在农田里,往后40年,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无从谈起。
“商品粮基地”被第一次提出。1984年,黑、吉、赣等省份50个商品粮试点县(全国共有2000多个县),种出了超过全国1/8产量的粮食,并以商品形式流向市场。部分农户终于解放出来,少种甚至不种粮食,全力办养殖场、鱼塘,多种茄子、辣椒等经济作物了。
1987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耗量从1978年的290公斤/年跳到了370公斤/年。
科研人员,良种,各地适种数据,被解放出来的农民。变革,即将来临。
80年代,影后刘晓庆和香港新人梁家辉合拍《火烧圆明园》。每餐,刘晓庆只能拿着馒头就开水,而香港演员却有鱼有肉。内地顶流尚且如此,普通人又会有多么失落。80年代末,民众意识到了自己的“穷”,失落感达到了建国后最高点,社会危机出现了。若在那几年,没有稳定的食品供应,我们能否度过危机,真的难说。
1988年的5月,农业部部长何康带着一份报告,走进了国务院会议室。报告的名字叫《关于发展副食品生产保障城市供应的建议》,而它更为人所熟悉的名字,叫做“菜篮子工程”。
农户率先发力。1987年冬天,山东农民王乐义,发明了不需加温的冬暖式大棚。他种植的越冬黄瓜问世,各地菜商赶来高价抢购。从此,美国的间谍卫星,总能拍到成中国土地上,密密麻麻的银白色建筑。那不是军事基地,而是供应着中国人果蔬的温室大棚。
到现在,中国有190万公顷的大棚,相当于300万个标准足球场。
1993年,全国1%的土地种植蔬菜。那一年,全国已建成农贸批发市场2080个。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靠着周边的大棚和农贸市场,实现反季蔬菜的自足。
但这还不够,很多人,依然不知道香蕉需要剥了皮再吃。哈密瓜和冬瓜,就只是电视上才能见到的稀罕物。
也是1993年,在那个还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跨省域的果蔬流通体系,开始逐渐成型。山东寿光等地,靠着先发优势,把当地的菜卖到了全国各地。全国百姓只能吃到方圆百里果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而直到现在,所有的高速路,对运送蔬菜粮食的货车,还是一律免征过路费。
模式转换,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路网的建设,运输成本骤降,城边种菜的游击队,性价比确实不如依靠核心产地的大兵团。城市周边的菜地开始萎缩。1978年,北京市蔬菜种植面积84万亩,2002年增至172万亩,2014年又降为85万亩。河北、山东、辽宁是后期北京蔬菜供应的主力。而西南向珠三角,华中向珠三角长三角,华北东北向京津这样的农产品贸易走向,这时候也开始成型。
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到5000家。以中心批发市场为枢纽,连接全国各生产基地和零售市场的“菜篮子”网络已经织成。稳定的四级流通结构(农户、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零售商)开始出现,中国果蔬大佬的一代目们,完成了原始积累,拼出了江湖地位。
但指数级上涨的背后,流通体系的议价权逐渐被经销商所掌控。农户实现了温饱,但忙活一年,也不过几千元的收入。为了增产增收,拼命地使用化肥农药,进而形成依赖,如果停用产量直接腰斩。经销商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在没有冷链的年代,即便农户不撒药,经销商也会用化学手段来保证菜品新鲜。
2000年之后,“无公害”成了大家都听过的口号。三聚氰胺、苏丹红、都是那些年被爆出来的。有人习惯性地将问题归结为农户的素质,但其实农户这样干的原因,是因为收入实在太低,于是一些人就在质量上动手脚来保证利润。
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在流通环节狠抓质量检测,在生产环节大规模建设无公害种植基地,10余年的阵痛期后,到2010年,我国基本进入无公害时期。而近十年,通过现代科技为农业赋能,标准化、可溯源,又成了民众对菜篮子新的期许。
14亿中国人,每天的蔬菜消费量,已然超过全球剩下60亿人口的总和。
这足够伟大,但在它背后,是仍旧严峻的问题。每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直指农业问题,就是因为农业依然是“从全面小康迈向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千家万户“小农户”的供应,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需求。操作不当,就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陕西和甘肃的果农,今年的苹果只能卖到平均5-6毛一斤,10亩果园(大户了),全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2万元。贵州山区的农户,看别人种上西红柿,赚个2-3万,第二年自己也跟风种植,结果全乡西红柿丰收,2毛一斤的收购价,还赶不上请人采摘的费用,只能让果子烂在地里,全年无收成。所以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000元的2021年,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户的年收入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前些年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采购商们把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西红柿,运到欧洲,给西班牙斗牛节上做丢在地上给人踩踏的果浆,居然因为农残超过欧盟标准被拒收。仅仅是拿来踩的,不是吃的,都以农残理由拒收,这事儿给很多人留下了心理阴影。很多拥有数十家卖场的果蔬大佬,从此再也不吃自己店里的东西,觉得不有机,不健康。但一般市井百姓,只能市场上卖什么就买什么。
城市化带来了便利,可那些躲在铁皮大棚和板房里的小商贩连同农贸市场,在五环内基本绝迹了。而新开的楼盘,在所有社区配套的建设中,生鲜零售是最滞后的业态,年轻人好不容易在丰台、大兴买了新房,附近却找不到买菜的地方。白领们工作一天,下班还要绕路跑去超市,花更贵的价格,在别人挑剩下的菜叶里选出相对新鲜的。这就是北上广深打工人的日常。
三十年里,城市化让中国的城市居民增加了6亿多,这几乎赶上了整个欧洲的人口。而4万个农贸市场,尽管勉力维持,但还是愈发难以渗入到城镇社区的毛细血管中,满足中国人便捷买菜的需求了。
经销商埋怨农户没有契约精神,谈好的收购价,第二天就涨了20%,样品颗粒饱满,批量采购后却发现以次充好,掺土掺沙子。有人埋怨采购商,压榨农民,巧取豪夺,哄抬物价。有人埋怨菜场的小贩,说他们整天就只想着往菜上洒水,往猪肉里注水,还短斤少两。也有人埋怨消费者,猴精猴精的,一点都不敞亮,买根葱还得挑三拣四,磨叽半天。有人埋怨超市,离家远,价高,东西也没见多新鲜。
埋怨和牢骚的背后,本质问题仍旧是供需失衡。而导致供需失衡的是农产品的两个致命问题——不确定和非标。
不知道能卖出去多少货,农户压根不敢大胆种植更好的果子蔬菜,经销商也一样,进货也只能靠拍脑袋。虽然行业的冷链冷库已经一点点变好,但依旧薄弱,而且因为供需不确定,不算烂在地里的,单纯在各级仓库和门店里,我们浪费掉的果蔬生鲜,就占到总量的30%,而在欧美日,这个数据只有3%。损耗的钱,又折算到产品售价里,由消费者买单。
而农产品的非标准化,则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因为非标,好果坏果都一个价,每个环节都充满了以次充好,以小充大。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各环节的扯皮中被消耗。规模化、产业化,却迟迟不见起色。根源问题,就在这里。
建国初期,靠着土改,我们种出成车皮的粮食,运去苏联换回了保家卫国所必须的子弹。
改开之后,靠着联产承包,和菜篮子工程,中国人真正吃饱了肚子,我们成为了人均蔬菜消费世界第一。
现在,为了让农民拿到更有尊严的收入,让百姓能更便捷地吃到更丰富的菜,我们的菜篮子,需要一股新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并且正在实施中。
用消费互联网,将散落在你家我家他家的“欲求未满”整合,并在社区里搭起新的“菜市”。再用产业互联网,让供应链更通畅,让农民可以更笃定地去培养新品种,种阳光玫瑰、羊角蜜甜瓜,不至于担心卖不出去烂地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而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大厂,已经通过阿里数字农业(上游助农项目)+淘菜菜(零售端社区电商),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先说上游。中国崛起的基本逻辑,就是靠着全世界最勤劳的农民,以农村反哺城市,强行实现了工业化。而现在,我们的国策,已经调整为城市反哺农村。房、路,水电网、社保,农民生活的境遇,已经好很多。但对忙活一年,全家收入不过1-2万的农民来说,“渔”比“鱼”更重要。
辛苦劳作但只能看天吃饭,就算种得好,也未必卖得好。搞规模农业,搞产业延伸,才是农民创收的前提。但多年来,这事儿还在不断努力,更别说良种下乡,大规模繁育。
果树到了农户手里,三年不结果(培育周期要5年左右),成了累赘,砍了当柴烧。而良种羊、良种鸡,到了手里,耗饲料耗精力,成了负担,不如直接宰了吃。基层政府,也很无奈,领导出于好心说产品保证大卖,可一旦链路不畅,卖不出去,绝收的农民可不会惯着你,直接来村委会闹,或者跑去上访。
大型农业企业也办不到,它们产品很好,可出货仍然靠着企事业单位,订单有限。而上游,则依靠大农场来培育。中国的国情,使得我们不可能让农民强行城市化,因为城市压根没法承载几亿人的就业。所以大农场模式,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无法实现。而为整合小农经济着力发展的农民合作社,因为加入者各怀心思,很容易散掉,成为空壳。
面对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痛点,产销两头打通的阿里社区电商平台正在探索新的解题思路:将数以亿计的消费者需求加以整合,再将订单提供给上游上亿农户,解决了不确定,解决了非标,才能真正让农户更笃定地种植,更大胆地尝试新品种。
比如淘菜菜武汉大仓的红苋菜。农户们清晨采摘,早上8点准时送到仓库预冷。按照“长度35公分、7片叶子、根部白色、粗细均匀”的严格标准,农民合作社对红苋菜初步加工,随后送往淘菜菜仓库进行“商品化”。24小时内,这批红苋菜就会直达武汉数百个小区,,成为居民餐桌上的一道新鲜美食。“预冷”、“标准”、“商品化”,这些都是农民们没有听过的新词。而正是这些带着互联网风味的操作,提高了蔬菜的商品价值,帮助农户走上了提质增收的道路。56人的合作社,在淘菜菜上一年可以卖出超过1000万的菜。
再比如即食猕猴桃。进口猕猴桃买到就是最佳食用状态,而目前大多数国产猕猴桃需要放置一段时间才能食用。2020年,阿里数字农业与国内科学家共同研发了全新的国产品种“即食猕猴桃”。
对于这个新品种,如果销路不确定,果子更容易烂在田间或者仓库,农民也不敢种。通过四川和陕西的30个数字农业基地,淘菜菜帮农户统一品种和种植方法,在采摘后通过数字化贮藏保鲜技术,控制猕猴桃的后熟进度、品质,让消费者买到果子刚好可食用。数据说话,上线淘菜菜后,用户对“即食猕猴桃”的需求旺盛,今年猕猴桃农预计每亩可增收2000元。
下游,淘菜菜的手机下单+小店取菜模式,是当前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形式。
蔬菜一旦进卖场,就会有房租租金,直接送到家,有配送费。而依托于全国600万家现成的夫妻小店(小卖店、杂货店),直接清零了房租和配送成本。而高密度的小店(我半径200米之内就有5家),为消费者省去了跑去超市的时间损耗。
菜贩子给人偷奸耍滑的印象,这种印象有事实背景,但也很不公平,毕竟卖菜绝对是个辛苦的生意。凌晨5点,就要开着板车赶到新发地这样的批发市场抢货,去晚了,最新鲜的好东西就被抢没了。而进来的货,风险也很大,一旦卖不出去,就全是损耗。卖菜这个生意的传统价值链,本质还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之上的。解放这些基层劳动力,让他们享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收益,这是商业创新的责任,也是社会发展的公平体现。
而淘菜菜模式下,社区居民前一天22:00前线上下单,平台马上组织货源,供应商把对应的商品送到淘菜菜中心仓,平台分拣后送到下一级网格仓,第二天中午12:00前再送到固定的社区小店。小店相当于开起了“云菜场”,不需要进货囤货就能做生鲜生意。而每天大量客流进店后,原本在大商超或者线上购买的个护、乳饮,也会顺手在小店里就买了(这些阿里也会有供应),无形中增加了营收。一二线城市,日流水4000元左右的夫妻店为例(传统生意,毛利按10%算),加入淘菜菜之后,可以增收20-30%。
这就是新零售有意思的地方。对于落后业态,不是清除,而是将其纳入体系,为其赋能,并充分发挥它们的所长。让几百万夫妻店主,享受到了互联网的福利。
淘菜菜帮助的不只是农户和夫妻店,产业链上的各种不确定,需要有人去一个个敲碎。
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年轻人拼了命地挤进一线城市。想着做金融、互联网这样金字塔尖上的职业。院校扩招,财经和IT专业火热,但这两个行业能承载的就业,却极为有限。内卷和职场焦虑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没进这两个行业,就意味着在一线城市的收入很难支持自己结婚生子。回到老家,要么考公,要么就只能做着销售类的工作。跑江湖、混圈子、论资排辈,琢磨着回扣、返点成了日常。可能赚到了钱,但夜深人静时,却只能埋怨着家乡找不到真正优质的企业,无奈地接受价值感的缺失。
阿里淘菜菜模式的出现,给那些不甘心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便不懂金融,不会敲代码,即便身处下沉城市甚至农村,我依然可以背靠大厂,拿着零售端的海量需求,打破地域和行业的束缚,去找农户,找经销商,找夫妻店,盘活整个链条。
而因为淘菜菜业务的本地化属性,每个城市都有本乡本土的年轻人驻扎在当地,用行业最高的标准优化链路,来清除上下游链路清除血栓。40%以上的产品在流通时要开箱验货,货品只准多称不准缺斤少两,行业多年的积弊和潜规则,能通过这些年轻人勤恳的工作改变。
更多的年轻人打破农业“穷”和“低级”的偏见,开始扎根农村。在网红丁真的家乡——四川理塘,90后小伙吴嘉祺从广东来到这里,在海拔4300米,无污染、长日照的高原上,种出了网红“极地萝卜”。淘菜菜上,这个萝卜每天卖出1万斤,仍然供不应求。
这不是个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放弃都市绚丽但固化的生活,放弃手中的游戏,将所见所学,在农村的田地间加以发挥。
农户、小店店主,以及各链条上的参与者,长期来看,至少500万人将通过阿里进入这个互联网+农业的大体系里——这正是产业互联网对于国家的意义。像淘菜菜一样,互联网对传统的业态进行升级改造,将更多的有志青年纳入其中。让人们获得价值,去除焦虑,这才是阿里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对中国社会的本质贡献。
水果店里40元/斤的阳光玫瑰,在淘菜菜上只要10元/斤。这个价格,并非来自平台刻意补贴,而是全链条优化后,消费者理应享有的价格。
至于先补贴后垄断,再一步步加价的逻辑,其实并不成立。物价局不会容许,同行大厂也不会允许新暴利地带的出现。不信看看网约车,就算补贴大战结束,它的价格不是仍然低于出租车!
一个业态,如果有让农户、夫妻店主、投身产业互联网的年轻人,以及你我这样的消费者,统统获益,那它就是进步的业态。
当然,每一种新业态的出现,必然带来原有格局的重构,部分人会受到一些冲击。例如,传统的大小经销商,农贸市场的商贩们。但把进价3毛钱的菜卖到3块,这在过去三十年由于产业低效而形成的不合理链条,终将被革新。这是国家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经销商已经选择拥抱创新,成为社区电商的服务者。显然,这些被冲击的人,未来也会有新的角色。
想象一下,那些曾被高价炒作过的绿豆、大蒜,将因为供给的充足而价格持续稳定。松茸、波龙,这样的奢侈品,将进入寻常百姓家。纯绿色的有机蔬菜,我相信不出五年,也会登上我们的餐桌。大厂们不是没有问题,但正视互联网企业,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监管它更好地为民众服务。是我们该做的。
就在刚刚,在淘菜菜上,我用10元的价格,买了3斤攀枝花的芒果。是谁把原本只在热带生产的芒果带到了内陆腹地?是40年前,用科学的精神和实干的态度,把中国人菜篮子变坚实的何康老人。而现在,淘菜菜们正在延续老先生的理想,让更多农民脱贫,让百姓的餐桌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