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给大家谈论一个比较冷门的话题，这个话题涉及的内容却非常重要，它牵涉面太广泛了，甚至与全球大国博弈多多少少也有潜在的联系。
在欧洲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国家至今还未与中国建交，这个国家就是梵蒂冈。
1 全球影响力
梵蒂冈是全球最小的国家，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还没我们紫禁城大，人口也只有约800人，其中拥有梵蒂冈国籍的还不到一半。
表面上看，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都可以忽略不计，连联合国统计各国GDP都不把梵蒂冈列入。
但是，这个国家却拥有全球性的影响力！
因为它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首的天主教的中心，是教皇所在地！天主教全球拥有14亿信徒，理论上全世界枢机主教都需要教皇任命。
在西方，宗教的影响力是非常惊人的。
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总统是由民选产生，按道理美国总统应该对选民负责，但是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却是将手放在《圣经》之上，也就是说，美国总统任职其实是对《圣经》负责，宗教信仰高于选民与宪法。
在欧洲历史上，凡是对教会缺乏尊重的政治人物，最后的下场都不大好。
这里举两个案例。
一个是拿破仑。
在19世纪，整个欧洲除英国和俄罗斯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国王都必须由教皇为他们戴上王冠，这就是君权神授，以示自己皇权的合法性。
但是拿破仑偏偏要挑战这个传统。
1804年12月2日，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正式举行他的加冕大典，当教皇想按照惯例为拿破仑戴上皇冠时，拿破仑做了一个举动，令教皇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非常震惊。
他直接从教皇手中抢过皇冠，给自己戴上。这意味着不是教皇为拿破仑加冕，而是他自己为自己加冕，同时也向全世界宣明：自己的权力出于自身，与教皇无关，与宗教无关。
这个公开对教权进行羞辱的举动引发了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愤怒，然后，在教会的暗中支持下，英国才如打不死的小强一般一次次组织反法联盟，最后终于把拿破仑打垮。
另一个是斯大林。
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邱吉尔建议斯大林考虑一下教皇（在战后东欧问题中）的影响力，斯大林沉思片刻，反问道：“教皇有几个师？”。
这句名言在中国被广泛传颂，成为中国网友嘲弄教廷的经典名言。
但是教会的影响力真的无足轻重吗？
1989年东欧剧变第一个实现颜色革命的国家是波兰，波兰变色相当于在整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然后才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继波兰之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国家一个接一个倒下，整个华约土崩瓦解。
领导波兰反政府运动的组织叫团结工会，而团结工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源于教会的大力支持。
包括将教堂提供给团结工会作为集会、组织的场所；为团结工会提供资金与装备；甚至很多游行示威，都有教会举办所谓的祈祷会，以“祷告”的名义聚集示威人群；他们动员、组织教徒上街，在多次运动中冲在示威者前边阻挡军警——种种行为与2019年香港骚乱中一些宗教团体行为如出一辙。
教会的参与与支持，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也是最后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发因素。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教会在西方国家拥有巨大的潜在影响力。所以，即便是美国总统会见教皇时，态度也堪称毕恭毕敬。
2 天主教在中国
下面，我们简单说说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
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孟高维诺以教廷使节身份来到中国，并获准在京城设立教堂传教，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其主要在宫廷上层传播，后随元朝灭亡而中断。
16世纪，以利马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再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至清康熙年间，由于罗马教廷挑起“ 礼仪之争”，不准中国教徒敬孔祭祖，而遭康熙皇帝禁教，天主教再陷低谷。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教。
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当时农村宗权、绅权形成巨大的冲突，在清末就爆发多次教案，著名的义和团运动就源于北方农村宗族势力与教会的剧烈冲突。
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支持，天主教会在旧中国是非常强势的宗教力量。
1949年大陆解放时，梵蒂冈大使留在南京，未随国民党政府逃台。
但是傲慢的梵蒂冈教廷却采取敌视新生人民政权对立的错误立场，不但煽动中国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一再发布“通谕”和“命令”，禁止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与人民政府合作，不准中国教徒参加人民政府支持的任何组织及其活动，1951年甚至发生教职人员参与策划炮轰天安门的案件。
所以，新中国与梵蒂冈教廷关系迅速恶化。
1950年11月30日， 四川省广元县的王良佐神父和500多名教徒率先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
三自革新主张，在全国天主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天主教界人士的广泛响应，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
梵蒂冈教廷眼看大势已去，于1952年与台湾当局恢复外交关系。
1971年，台湾省无法代表中国而退出联合国，梵蒂冈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
以上就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以及中国未与梵蒂冈建交的历史原因。
3 梵蒂冈的立场
现在问题来了。
当下中国与梵蒂冈还有重新建交的可能吗？
有！因为双方都有强烈建交的愿望。
站在梵蒂冈的立场，中国有14亿人口，传教潜力很大。虽然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但是中国人口平均年龄渐渐步入老龄化。老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空虚，而宗教恰恰是填补精神空虚最好的事物。
站在全球宗教层面来看，天主教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外有伊斯兰教咄咄逼人，基督教内部还有东正教、新教的竞争，目前天主教发展潜力最大的就是中国。
中国虽然是世俗社会，但是普通老百姓也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偏偏中国却未能与梵蒂冈建交，梵蒂冈教廷被隔离在中国大陆之外，让梵蒂冈心急如焚。
4 中国的立场
站在中国政府立场，也有与梵蒂冈建交的动力。
我们常说，经贸关系是中美（也包括中欧）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利益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大国之间只有经贸利益也显得单薄，最为关键的是，经贸利益不是万能的。
举几个例子。
最近几年西方国家屡屡有政客跳出来对中国横加指责，什么新疆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等。
一般来说跳得最高的政客多半是议员，而在任的政府官员因为顾忌双方的经贸关系多少有所忌惮。议员则无所谓，反正经贸利益受损是政府的事情，议员老爷才不管这些。
如果仅仅只是恶心一下中国那我们还可以忍一忍，但是有些议员可能在国会推动通过反华议案，更过分一点的甚至直接踩台湾问题的红线——公然跑到台湾去“访问”。
面对这些议员政客的挑衅行为，说实话我们的反制能力严重不足。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黑名单方式对议员与其家属进行经济制裁，但是这类方式影响力太大，不到关键时候不能滥用。
这种情况下，教会力量就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议员最看重什么？
是选票！
假如在这个议员选区的主教找到议员，直接警告这个议员，如果你这样继续挑衅中国，那么我们未来只能呼吁信徒不投你的票，估计这个议员马上就得偃旗息鼓——主教警告比制裁还管用。
那么主教为什么要帮我们说话呢？
那就得与梵蒂冈建交！
梵蒂冈对各个教区主教有人事任命权！通过教廷就能直接对各个教区主教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另外，如果我们与梵蒂冈建交，那么中国教区就可以与全球各个教区进行广泛的交流，大家有各种文化、宗教利益捆绑在一起，自然能驱动主教在关键时刻为中国说话。
前段时间立陶宛涉台事件也是如此。
这个事发生之后，我们中国网友拿着放大镜却发现中国与立陶宛没有多大的经贸联系，直接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基本没啥用处，为了解决这个事情我们不得不动用巨大的外交资源。
如果我们与梵蒂冈建交，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处理——直接借助教会的力量，就足以给立陶宛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毕竟立陶宛也是天主教国家，教会对这个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再来一个。
我们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但是具体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因为不同国家风土人情的巨大差别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劳工纠纷就非常棘手。
这些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如果次次都需要中国政府动用政府资源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与当地教会有良好的关系，用教会的力量出面协调就有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里列举一下天主教在各大州的影响力，不喜欢这类枯燥数据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继续阅读。
1、欧洲
天主教在欧洲占主导的国家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爱尔兰、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马耳他、安道尔、梵蒂冈。
2、美洲
北美的墨西哥、古巴、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萨尔瓦多、多米尼加、苏里南、哥斯达黎加等，南美的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巴拉圭等国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整个南美洲几乎完全是天主教的世界。
3、亚洲
亚洲所有国家都有天主教徒，但菲律宾和东帝汶是亚洲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目前在亚洲只有11%的人口信仰天主教，但根据年鉴统计显示，亚洲天主教人数正在较快的速度增加，从2005年到2014年9年增加了20%。
4、大洋洲
大洋洲绝大部分地区都以基督信仰为主，其中包括不少信仰天主教的地区。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位于大洋洲，80%的人口都有基督信仰，其中天主教占27%，圣公会占21%，其它基督教派占21%，其他宗教信仰者占6%。
密克罗尼西亚：天主教徒占50%，基督新教徒占47%，其他教派和不信教者占3%。
新西兰：70%居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
帕劳：三分之二的居民信奉基督宗教，当中天主教徒占大多数。
5、非洲
非洲的刚果、乌干达、卢旺达、塞舌尔、马拉维、布隆迪、安哥拉、佛得角、留尼旺都是天主教国家。根据2016年鉴统计显示，非洲天主教人数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增加，相比9年前增加了40%以上。
以上是国际层面的利好，再说说国内层面的利好。
首先是台湾问题。
如果中国与梵蒂冈建交，那么梵蒂冈就得与台湾当局断交。断交之后，梵蒂冈就不能再任免台湾教区的主教，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台湾教区就变成了没有组织的孤儿。
如果谈得好一点，在福建划一个教区对口管理台湾教民，解决梵蒂冈与台湾当局断交后的历史遗留问题，那就妙不可言——相当于两岸教会提前实现统一了，这对于促进两岸统一也是有巨大好处的。
然后是国内宗教问题。
新中国与梵蒂冈断交之后，我们采用的是天主教代表大会制度，即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以及主教团向代表大会负责的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任命的主教梵蒂冈教廷就一直不认可。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中国天主教会无法与国际天主教会进行广泛交流，影响力就出不去；
其二，由于我们的主教没有得到梵蒂冈教廷的背书认可，导致地下教会野蛮生长，这也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地下教会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不好管，因为它不是正式的教会组织，但是还不能不管，因为地下教会野蛮生长搞不好就变异出一些邪教出来，对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隐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我们与梵蒂冈关系缓和，地下教会就有与地上教会（在民政局备案的正规传教组织）融合的趋势，而我们与梵蒂冈关系恶化，地下教会就会迅速与地上教会分裂。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中国与梵蒂冈都有建交的欲望，为什么双方至今还无法建交呢？
5 主教任免权
核心障碍还是主教任免权的问题。
梵蒂冈教廷能对全球各个教区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直接原因就是教廷拥有对各个教区主教的任命权。
但是让教廷完全控制对主教的任免权也是不行的——至少非基督教国家就对这个事情非常警惕，毕竟东欧剧变的例子摆在那里。
以亚洲的越南为例，越南与梵蒂冈建交时就提出了这样的模式——越南政府拥有对主教的提名权，教廷对越南的主教提名原则上都要认可，不能否决。
换句话说梵蒂冈教廷对于越南教区主教只能拥有名义上的任命权。这个模式最后梵蒂冈也认可了，由此可见梵蒂冈教廷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很大，为了拓展天主教的影响力，教廷也是会让步的。
中国与梵蒂冈谈判的也是希望复制越南模式，中方对中国教区主教有完全提名权，教廷没有否决权，对于中方的主教提名教廷原则上都要盖章认可。
但是梵蒂冈却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与越南不一样，中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目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下辖就有97个教区，理论上中梵一旦建交就要产生30个以上的红衣主教！让中方控制30+的红衣主教人事任命权对于梵蒂冈教廷是很难接受的。
因为教皇是由红衣主教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
目前全球一共就120个红衣主教，如果中方30个红衣主教进来，意味着中国一个国家的主教数量比除欧洲之外其余四大洲的数量还多。
欧洲红衣主教数量虽然很多（超过30），但是欧洲就是一个传统的散装大票仓，并不团结，现在的教皇就是一个阿根廷人。
也就是说，如果把中国教区主教任命权全给中国，搞不好过几年就可能选出一个中国教皇！这是梵蒂冈教廷甚至西方国家世俗政府绝对无法接受的！
即便中方未来不参与对教皇的争夺，但是中方拥有30个红衣主教的名额，对于教廷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必定也是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
届时让西方国家某些教区主教在牵涉中国问题上出面对当地政府（或者某些反华议员）施加压力几乎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双方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卡住了。
关键问题有巨大的分歧，双方又有强烈的建交欲望——
双方关系就在这样艰难的前提下一点点曲折前进。
6 中梵关系的曲折进程
2001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两度向中国致歉，对教廷在历史上干预中国内政，不尊重中国人，对中国持敌对态度而道歉。
中国表示欢迎教皇的道歉，但是强调中梵建交的基本原因——不许干涉中国内政和一个中国立场。随后中梵关系大为缓和，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有融合的趋势。
2005年若望·保禄二世去世，来自德国的本笃十六世继位。2006年来自香港的陈日君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同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三次祝圣活动被教皇否认。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称”中国大陆97个教区，46个没有主教，中梵关系可以等，中国的教会不能一直等”，梵蒂冈对中国教会的不尊重使国内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再次分裂。
2007年，教皇发出公开信，表明不承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但认可两个组织中的神职人员的合法性，坚持主教任命权。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这是梵蒂冈第一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2010年，中梵关系谈判再次因为主教任命权中断，中梵关系恶化。
2013年阿根廷人方济各就任教皇，中梵关系转暖，2014年方济各出访韩国，历史上教皇乘坐的飞机第一次获准飞越中国领空，飞越领空时，教皇与习总书记互致问候。
2015年方济各访问菲律宾时再次飞越中国领空，双方再次互致问候，方济各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访华。
2015年方济各访问菲律宾时再次飞越中国领空，双方再次互致问候，方济各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访华。
2016年中梵关于主教任命权达成协议，梵蒂冈开始逐步承认大陆地区按照新行政区而设立的教区，多数主教同时得到了天主教爱国会和梵蒂冈的双重任命。
2018年9月，中国和梵蒂冈方面同日宣布，双方官员当天在北京举行会谈并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梵蒂冈可以对中国教区主教人选表达意见，教皇同时认可了多名由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
2020年10月22日，中国同梵蒂冈经友好协商，决定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延期两年。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持续推动改善关系进程。梵蒂冈22日也发布声明，宣布了与中方续签协议的消息。
这个协议已经让双方的立场非常接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