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以来的“反思”中，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大有成为负面典型之势。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的土地已经很分散，根本没必要大动干戈地再次分配土地。有人则对土改中对地主阶级的“过火”行为深感不满，甚至有文学作品专门揭露、抨击这段“血腥”的历史。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土改这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后，如果不搞土改，中国的发展是会更好，还是会更差？土改是一段历史的弯路，还是一段必要的变革过程？土改妨碍还是促进了中国的社会发展？
要想正确评价土改，首先必须跳出经济、效率的狭隘思维。土改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目的，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能用短期内的经济效率作为衡量标准。
把视角调整到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立刻就能看出土改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渊源。事实上可以说，适时重新分配土地，是中国传统之一。
中国历史二十多个主要王朝中，汉唐明清是四个统一、强大，且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成功的王朝。并非巧合的是，这四大成功王朝建立之前，中国都经历了残酷、血腥的战争。
没人喜欢战争，但战争在历史中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历史中的王朝来说，无论其开创者设计的制度多么完善，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以后，就像人进入老年身体必然衰弱一样，国家的各种制度也会趋于涣散和败坏。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量土地被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
这种状况，进一步来说就是，所有者和生产者出现了大规模分离。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这种分离如果是少数和初期，问题还不大。可如果是多数和持续，则问题很大。
首要的问题当然是生产效率的下降，对农业投资的停滞不前。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恶化。
很多人可能以为，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段主要是收地租。其实，对没有或者缺乏土地的农民，地主有多种剥削手段。除了地租以外，放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杨白劳就是因为欠了地主的债，还不上，不得不把喜儿卖了还钱——卖了也还不上，永远也还不上，一辈子都要“白劳”。劳动力的这种状况，显然会成为恶性循环，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农民处境进一步恶化……
那么，农民为什么要向地主借钱，尤其是在明知是高利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借债呢？
根子就在土地所有制上。如果农民有自己的土地，遇到天灾人祸，靠节衣缩食还能挺过去，而不至于因此背负债务负担。但租用地主的土地，就大不一样了。这时，遇到天灾人祸，因为要缴纳地租，农民就不得不向地主借债，或者拖欠地租，形成债务。
这种债务的利息往往很高，甚至就是高利贷。一旦借了债，往往很长时间才能还清——甚至终身都还不上，债务要传给子孙。
握有债权的地主，就可以因此牢牢控制农民的人身——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西藏。进入西藏的土改工作队发现，很多农奴都背负债务，农奴主因此理直气壮的奴役他们。
细看之下，很多债务都已经积累了很多年，甚至积累了几代人。加之农奴基本都是文盲，借据等等完全由农奴主操控。当初到底借了多少钱，已经还了多少，还欠多少，其中本金多少，利息多少，往往都已成为糊涂账。农奴主一方说了算。农奴们再怎么努力劳作，也不可能摆脱农奴主的控制。
内地的情况，和西藏大同小异。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是很多旧中国农民身上沉重的枷锁。所以，在土改中，“清算”是个重要环节。所谓清算，就是彻底清算农民积欠的各种债务。不合理的一律废除——把借据一火焚之。不如此，就不能真正解放农民。
当然，债务也只是一部分。凭借土地所有权，不劳动的地主有很多种办法控制、盘剥土地上真正的劳动者——农民。这种广泛存在的剥削和人身依附，是王朝末期核心的社会问题，也是王朝最终覆灭的根本原因。
旧王朝的覆灭，伴随大规模的战争。汉唐明清四个朝代之前的战争，尤其惨烈。人口损失往往过半甚至更多。
这种损失当然非常可怕，也是文明的重大灾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口的大量损失，必然让旧王朝积累的财产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甚至荡然无存。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新王朝，在社会关系上，仿佛一片空白，可以从头再来。
具体来说就是，大量土地成为无主土地。新王朝可以通过“均田制”等政策均分给民众。历年积欠的债务，因为债权人或债务人的死亡——或者两方面都死了，也就彻底消失了。
熬过战争幸存下来的人，不但得到了和平，也得到了解放。新王朝的社会关系是简单的，也是合理的——土地的所有者和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合为一体，土地的主人同时也是土地上的劳动者——耕者有其田。
这正是新王朝往往生气勃勃、生产迅速恢复的根本原因。旧有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被残酷的战争客观上清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了有利于协作、有利于生产的状态。
相比之下，那些通过宫廷政变、禅让等非战争手段改朝换代的新王朝，虽然避免了残酷的战争，但却没有汉唐明清初期那种勃勃的生气，而是一开始就老气横秋、暮气沉沉。原因就在于：缺了残酷战争这个必要环节，原有的社会关系依旧，旧王朝的重重矛盾，传给了新王朝。
很可能有一个无情的社会规律：之前的战争越残酷、越彻底、社会重新洗牌的效果越好，新王朝越生气勃勃，越能国祚绵长。和平的交权当然好，但代价可能更大。
根据这个规律看新中国，就能看出土改的极端必要性了。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也经历了长期的战乱。既有国内军阀混战，也有对外战争——八年抗战。看起来，似乎已经具备了类似汉唐明清的“清理条件”。
其实不然。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战争，以现代人的标准看，很残酷很艰苦，但和历史上汉唐明清成立之前的那些战争相比，人口损失的比例小得多。中华民国建立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4亿。以后历次战乱，人口损失，最大的估算也是四五千万，也就是大概在10%-20%之间。这个人口损失的绝对数量是惊人的，但是，远远不足以彻底改变原有的社会关系。
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基本没变；农民租用地主土地，基本没变；农村广泛存在的高利贷，基本没变；地主对农民人身和地方上各种事务的控制力，基本没变。还有，农民对改善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认识。
一言以蔽之，虽然新中国建立了，但除了已经进行土改的解放区以外，其他大部分国土上，其实并没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中国的底子还顽固而广泛地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放手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新中国很有可能和古代的魏晋、近代的中华民国类似，成为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那样，是绝对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
因此，土改实际上是必须补上的一课。之前的战争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口损失，这是好事，但这件好事的代价也不小，那就是，新中国实际上是在旧中国的框架内建立的新政权。不把旧中国的框架彻底推翻打烂，新中国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新”。
很多人纠结于土改中的“过火”事件，以及因此蒙受苦难和牺牲的人。不能否认确实有这些事情，但如果纵向比较历史，就会意识到，和汉唐明清这些王朝相比，同样是彻底完成了社会关系的除旧布新，同样是创造出重新分配土地——“均田制”——的社会条件，新中国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这里是数量级的差异。比起那些残酷的战争，土改可是“温柔”多了。
没人愿意成为社会进步的成本，但社会进步必须支付成本，这是无可改变的规律和事实。想要彻底革除积弊，想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不但必须要有成本，这个成本还必然高昂。
重要的是，衡量成本的高低，不应看数量，而要结合收益来看。新中国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土改的必要性和伟大性。可以说，没有土改，就没有新中国。
土改是个大话题。今天只是开个头。接下来的文章，有进一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