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定于12日闭幕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延迟了一天，可见谈判进展并不顺利。
借此机会，老蒋想跟大家聊聊碳交易的问题。
今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开市，企业的碳排放权也可以拿出来做交易。
以前的火电厂、钢铁厂这类高污染企业想排多少排多少，对环境造成啥影响他们也不在乎。
现在有了碳交易市场后，会给这些企业一个排放的配额，你要想多排你就去买配额，你的配额如果用不完，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很多人会因此想起丁仲礼说过的话：排放权就是发展权。
当时丁仲礼担心的是，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的商品，那么你不够排你就得买。
丁仲礼院士的话毫无疑问直指核心，那为什么我国还要大举推进碳排放的市场交易呢？
今天，老蒋就讲讲碳排放为啥要市场化。
01.
这一年多来，我国多次在重要场合宣布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而且，该战略还被写进了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纲要，按照我们的一贯传统，说到就一定能做到。
在工业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阶段，排放权就意味着发展权；但当我们到了制造业转型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这是“碳达峰”、“碳中和”被列为国家战略的时代大背景。
所谓“碳达峰”，就是要让碳排放达到峰值，然后逐渐递减；而“碳中和”是要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吸收量大致相当，从而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想要让排放的二氧化碳与吸收的大致相当，无外乎两种办法：少排、多吸，也就是碳减排、碳捕集。
一看碳捕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树。但有人粗略地算过，如果我们在地球上还能种树的地方全都种上树，那每年能够吸收的碳也仅仅是每年排碳总量的20%-40%。
所以想要吸收更多的碳，必须依赖技术手段，即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这个技术有很多路径，总之就是要从工业废气或者大气中将二氧化碳分离出来，然后加以利用、或者注入地层进行封存。
国内外的研究机构计算了中国未来40年运用CCUS技术预计完成的二氧化碳减排总量：其中2030年为0.2-4.08亿吨，2050年为6-14.5亿吨，2060年为10-18.2亿吨。
这是啥概念？要知道，现在中国每年因消耗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有100亿吨。
因此，即便我们大力发展碳捕集技术，最终也吸不了多少，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下面这张图是欧盟委员会做的一个碳排放的规划。
最下面红色的部分代表碳捕集技术，可以看出即便到2050年，它能够捕集的碳总量相较于碳排放量，仍然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总之，想要实现碳中和，碳捕集虽然很重要，但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碳减排。
人类消耗化石能源产生的碳排放总量现在是全球每年大概330亿吨左右，从下图（数据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细分的行业来源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产生碳排放最多的是发电与供热行业，另外交通运输和制造业也是大头。
想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要让发电、供热、制造业这些排碳大户进行减排。
一般来说有三种手段，行政手段直接关厂、财政手段进行征税、市场手段搞碳排放权交易。
行政手段执行起来比较粗暴，以往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我们该关关、该罚罚，但这些企业毕竟是少数，现在我们是要让全行业乃至全社会参与到“双碳”目标中去，你不可能对所有相关的企业都这么搞。
行政手段解决不了，为啥就非要搞市场交易而不是单纯地依赖征税呢？
因为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发现搞市场化交易与单纯征税比起来，整个社会进行碳减排的总成本要低许多，而且企业主动进行碳减排的意愿也提高了不少。
比如在2020年，湖北能源集团下属的鄂州电厂，主动通过节能改造降低煤耗，节约下来的排放量在试点碳市场卖出了20万吨，由此获得了大约400万元的收入。
此外，搞碳交易除了让排碳大户主动减排，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搞新能源的绿色行业获得市场激励。
比如你这家企业是搞光伏、风电的，或者哪怕是种树的，都算是减少了碳排放，这样你就能经过认证拿到一个“核证减排量”，然后卖给那些需要排碳的企业，卖下的钱就是你的。
甚至对于西部产业不发达的省份来说，有了碳交易市场，这些地区就可以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或者植树造林，把累积起来的“核证减排量”卖给中东部地区有需要的企业，以此获取经济回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一种新形式的“转移支付”，对于消除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02.
西方搞碳交易已经搞了很多年了，类似的操作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先想出来的。
当时美国为了应对酸雨专门搞了一套排污权的交易系统，先是搞区域试点试了十几年。等到1990年，美国开始正式实施“酸雨计划”，排污权交易市场被推向全美的电力行业。
一般认为，“酸雨计划”的实施效果是非常成功的。
从1978年-1998年，美国空气中的一氧化氮浓度下降了58%，而二氧化硫浓度下降了53%，但美国的发电量在这20年间，不仅没有降低，还增加了20%以上。在成本和收益上，美国环保局也专门算了一笔账，直接成本大概将近7000亿美元，而直接收益高达22万亿，稳赚不赔。
美国这套排污权交易系统可以看作碳交易市场的前身，也算是为之后各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从90年代开始，全球变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各国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国际气候谈判。
谈判最积极的是欧洲人，他们眼看着气候谈判迟迟没啥进展，就想了个主意。你们发展中国家不是不愿意减排嘛，那就先让我们发达国家减，发达国家强制减，你们先自愿跟进。
欧洲人的方案还勉强能让人接受，在此基础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于1997年年底在日本通过了著名的《京都议定书》，所有参与缔约的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都必须承担议定的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也要做出减排努力。
《京都议定书》在谈判阶段，美国死活不同意，因为我烧的油多，所以我减不了多少。但是减排是大势所趋，美国也没法跟这么多国家对着干，美国人这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搞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既然排污权能交易，那排碳权为啥不行呢？
所以美国提出必须要搞个国际碳交易市场，发达国家如果不够排，就向发展中国家买。美国说这个条件不满足就坚决不签，最后欧盟没办法只能妥协。
这就是碳交易市场最初的由来，它一开始就是各国为了争取发展权而博弈出来的产物。
发达国家的愿景是建立国际统一的碳市场，如果他们不够排，就去发展中国家买，如果他们的排放配额用不完，就可以卖给有需要的国家。
但由于排放权意味着发展权，发展中国家如果跟发达国家去玩这样的游戏，毫无疑问会导致本国未来的发展权益遭到剥削，就连美国都在小布什上台后以阻碍美国发展为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所以西方希望建立的国际统一碳市场，完全是遥遥无期。
想要证明国际统一碳市场的可行性，就必须先把区域性的碳市场搞好。而且，谁能把区域碳市场搞好，谁就能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国际统一碳市场谈判中，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2005年，欧盟建立起覆盖欧洲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现在有电力部门、制造业、航空业等10000余家能源密集型企业参与其中，这些企业制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整个欧盟的40%。至于实际的减排效果，从2005-2019年，所涉及企业的排放量减少了大约35%。
欧盟的碳市场是国际上几大区域性碳市场中搞的最好的。如此一来，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统一碳市场的谈判与建设中，欧盟必然要占据主导性地位，并垄断极大的标准制定权。
此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也均有建立自己的区域性碳市场，但是相对来说都搞的不行。
03.
在国际上，气候问题向来都具有两面性。
在政治层面，它是各国为追求自身发展权利的博弈工具；在科学层面，它是人类必须要共同面对的生存挑战。
所以截至2009年，全球总共有183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早在1998年就加入并于2002年核准。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一种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碳减排项目，然后购买该项目获得的核证减排量、用来抵消发达国家自身的碳排放量。
如此一来，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减排权益，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清洁能源技术与资金的支持，还能出售核证减排量赚钱。
借助这种机制，我国在碳交易方面的探索逐渐起步。
2002年，中国与荷兰合作成立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项目，2005年该项目在联合国CDM理事会注册成功。
截止到2015年7月，中国全国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已经达到5073项，预计年减排量为7.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联合国CDM理事会注册的项目有3807项，预计年减排量为6.27亿吨。
在CDM机制之下，获利最多的是中国。
中国拥有最多的CDM项目，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截止到2014年7月，中国已获认证签发的核证减排量超过8.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已签发总量的60.26%。
从2005年到现在，我国的光伏、风电产业通过CDM机制已经获得了高达数百亿元的收入，而且也促进了我们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
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进建立国内碳市场。
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在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深圳、湖北、广东七省市建立区域碳市场试点。2013年6月，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启动线上交易，此后一年内，其余六个碳交易试点陆续建立。
这七个试点碳市场涉及了电力、钢铁、水泥等20多个行业，有将近3000家重点排放企业参与其中。
从不断增长的交易规模来看，试点碳市场这些年搞的是比较成功的。到今年6月为止，我国试点碳市场的累计配额成交量达到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达到114亿元，我国也因此成为仅次于欧洲的全球第二大碳市场。
那建立试点碳市场之后的实际减排效果究竟如何呢？
我专门查了去年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作者对2016年我国碳市场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减排效果进行对比，对比维度主要是两方面，即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每单位GDP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显示：
试点地区平均人均排碳量为3.59吨，非试点地区为8.00吨；试点地区人均排碳量平均下降0.15%，非试点地区人均排碳量平均增长0.005%；
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为0.004-0.076千克每元，非试点地区为0.052-0.561千克每元；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0.011千克每元，非试点地区平均下降0.008千克每元。
也就是说，在排除人口差异与经济发展差异等因素后，建立碳市场对碳减排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显著效果，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工作正式开始。
当然，试点碳市场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涉及配额发放、技术保障、交易规则、定价机制、法律保障、监管机制、激励机制等等，总之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好搞的，但我们最后还是搞成了。
现在的全国统一碳市场仅仅纳入了发电行业的20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但其每年的排放量也达到了40亿吨，这意味着我们的全国碳市场一经启动，就成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04.
如今，西方与中国都有自己成功的碳市场，但鉴于气候问题的两面性，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
西方国家搞碳市场是为了什么？至少从行动上来看，他们更多的是在挤压、封堵发展中国家的上升之路。
而中国人搞碳市场是为了什么？从行动上也不难看出，我们就是在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另外，中国搞好自己的碳市场，不仅能够推动碳中和战略的实现，更有助于我们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国际统一碳市场谈判中，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那问题就在于，国际统一碳市场究竟会不会来临？
老蒋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这非常难。
首先暂且不说国际统一碳市场，就连各国在气候问题上达成统一的行动都很难。因为还是那句话，排放权就是发展权。
那些早早就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或者我国这种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国家，是有意愿去自主减排的。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自身的工业化建设尚且还搞的不明不白，又怎么能愿意提前进行碳减排呢？
即便是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他们也是说退就退；欧债危机一来，那些平时高举环保大旗的欧洲国家也会纷纷反悔，承诺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从来都没有不掺水分地完全兑现。
但因为骨子里的双标，西方国家自己做不到，也不妨碍他们又当又立。要么屡屡拿气候问题来攻击中国，要么就是拼命想借此去限制发展中国家。
眼看着气候谈判进展不大、国际统一碳市场遥遥无期，欧美国家急了。
就在今年7月7日，欧盟、美国拉着中国一起召开线上会议，讨论如何在今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碳定价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想把各大区域碳市场整合为国际统一碳市场。
现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落幕了，我们并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有啥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欧美并不会因此放弃，既然没办法达成一致，那就单方面采取行动。
7月14日，欧盟正式提出要打造“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你这个国家不是拒不参加国际统一碳市场吗？既然没法强制你参加，那我就征税。
如果你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没有购买碳排放配额，那我就要征税；或者哪怕卖给你排放配额的碳市场不符合我认定的标准，那我也要征税！除非，你的产品压根别进欧盟市场。
欧盟给自己找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不对你征税，那我的企业就会把工厂搬到你的国家去排二氧化碳，这会造成“碳泄漏”，所以我一定要征税。
在欧盟正式提出该机制的同一天，美国媒体爆出民主党正在起草计划，要针对未积极采取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征税。
欧盟好歹还编了个理由，美国等于直接就挑明了。
如果欧美这么搞，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怎么办？那些更弱势国家的企业怎么办？
可能到时候，要跟欧美做生意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参加欧盟主导的国际统一碳市场谈判。
而在这个可能出现的谈判中，如果中国能把自己的碳市场建设好，就有资格在这样的谈判中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和主导权。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这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市场、法律、监管等各种问题，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如果这些方面你做的不好，就只能按照人家的标准来；如果你做的好，自然就能参与规则的制定。
甚至国内学界提出了一个想法，中国可以拉着“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一个更大的碳市场。在全球每年300多亿吨的排碳量里，中国约占30%，“一带一路”国家也占30%，这在欧美发达国家面前，必然能形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此前提到，中国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高碳化国家的绿色技术合作，并要在这些国家，重点增加对绿色低碳项目的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直接投资。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而言：
要搞绿色转型，中国能够提供直接的投资；
要建设新能源，中国新能源技术世界领先；
要加入碳市场，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
在联合起来的发展中国家面前，发达国家也许就有必要考虑考虑：
他们幻想的国际统一碳市场还有没有必要？他们若参与这样的碳市场还能否占到便宜？他们借气候议题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企图，究竟还能有多少胜算？
中国的全国统一碳市场今天才刚刚起步，很多人对它还不屑一顾。
也许，等到西方国家集体发难的那一天，等到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的那一天，我们就能看到它最大的价值与意义。
05.
丁仲礼院士曾经说过：
“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进入发达这一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现象，因此要发展就难免排放，排放权即发展权……”
十年前的中国就处于这个过程中拼命求发展的阶段，所以面对西方的封堵，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妥协。
但在2017年，我们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所以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讲，追求发展与绿色低碳并不矛盾。
即便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也没有拒绝西方提出的气候议题，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拒绝。
只是，我们必须在改善气候的同时，追求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发展空间。
只要发达国家能够放弃双标的立场，只要发达国家能够真正愿意去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绿色转型，他们就会发现，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并非真想放弃低碳生活的权利。
但他们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愿景，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