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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校长:碳排放为啥要市场化?|2021-11-14

原本定于12日闭幕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延迟了一天,可见谈判进展并不顺利。

借此机会,老蒋想跟大家聊聊碳交易的问题。

今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开市,企业的碳排放权也可以拿出来做交易。

以前的火电厂、钢铁厂这类高污染企业想排多少排多少,对环境造成啥影响他们也不在乎。

现在有了碳交易市场后,会给这些企业一个排放的配额,你要想多排你就去买配额,你的配额如果用不完,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很多人会因此想起丁仲礼说过的话:排放权就是发展权。

当时丁仲礼担心的是,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的商品,那么你不够排你就得买。

丁仲礼院士的话毫无疑问直指核心,那为什么我国还要大举推进碳排放的市场交易呢?

今天,老蒋就讲讲碳排放为啥要市场化。

01.

这一年多来,我国多次在重要场合宣布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而且,该战略还被写进了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纲要,按照我们的一贯传统,说到就一定能做到。

在工业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阶段,排放权就意味着发展权;但当我们到了制造业转型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这是“碳达峰”、“碳中和”被列为国家战略的时代大背景。

所谓“碳达峰”,就是要让碳排放达到峰值,然后逐渐递减;而“碳中和”是要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吸收量大致相当,从而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想要让排放的二氧化碳与吸收的大致相当,无外乎两种办法:少排、多吸,也就是碳减排、碳捕集。

一看碳捕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树。但有人粗略地算过,如果我们在地球上还能种树的地方全都种上树,那每年能够吸收的碳也仅仅是每年排碳总量的20%-40%。

所以想要吸收更多的碳,必须依赖技术手段,即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这个技术有很多路径,总之就是要从工业废气或者大气中将二氧化碳分离出来,然后加以利用、或者注入地层进行封存。

国内外的研究机构计算了中国未来40年运用CCUS技术预计完成的二氧化碳减排总量:其中2030年为0.2-4.08亿吨,2050年为6-14.5亿吨,2060年为10-18.2亿吨。

这是啥概念?要知道,现在中国每年因消耗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有100亿吨。

因此,即便我们大力发展碳捕集技术,最终也吸不了多少,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下面这张图是欧盟委员会做的一个碳排放的规划。

最下面红色的部分代表碳捕集技术,可以看出即便到2050年,它能够捕集的碳总量相较于碳排放量,仍然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总之,想要实现碳中和,碳捕集虽然很重要,但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碳减排。

人类消耗化石能源产生的碳排放总量现在是全球每年大概330亿吨左右,从下图(数据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细分的行业来源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产生碳排放最多的是发电与供热行业,另外交通运输和制造业也是大头。

想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要让发电、供热、制造业这些排碳大户进行减排。

一般来说有三种手段,行政手段直接关厂、财政手段进行征税、市场手段搞碳排放权交易。

行政手段执行起来比较粗暴,以往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我们该关关、该罚罚,但这些企业毕竟是少数,现在我们是要让全行业乃至全社会参与到“双碳”目标中去,你不可能对所有相关的企业都这么搞。

行政手段解决不了,为啥就非要搞市场交易而不是单纯地依赖征税呢?

因为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发现搞市场化交易与单纯征税比起来,整个社会进行碳减排的总成本要低许多,而且企业主动进行碳减排的意愿也提高了不少。

比如在2020年,湖北能源集团下属的鄂州电厂,主动通过节能改造降低煤耗,节约下来的排放量在试点碳市场卖出了20万吨,由此获得了大约400万元的收入。

此外,搞碳交易除了让排碳大户主动减排,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搞新能源的绿色行业获得市场激励。

比如你这家企业是搞光伏、风电的,或者哪怕是种树的,都算是减少了碳排放,这样你就能经过认证拿到一个“核证减排量”,然后卖给那些需要排碳的企业,卖下的钱就是你的。

甚至对于西部产业不发达的省份来说,有了碳交易市场,这些地区就可以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或者植树造林,把累积起来的“核证减排量”卖给中东部地区有需要的企业,以此获取经济回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一种新形式的“转移支付”,对于消除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02.

西方搞碳交易已经搞了很多年了,类似的操作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先想出来的。

当时美国为了应对酸雨专门搞了一套排污权的交易系统,先是搞区域试点试了十几年。等到1990年,美国开始正式实施“酸雨计划”,排污权交易市场被推向全美的电力行业。

一般认为,“酸雨计划”的实施效果是非常成功的。

从1978年-1998年,美国空气中的一氧化氮浓度下降了58%,而二氧化硫浓度下降了53%,但美国的发电量在这20年间,不仅没有降低,还增加了20%以上。在成本和收益上,美国环保局也专门算了一笔账,直接成本大概将近7000亿美元,而直接收益高达22万亿,稳赚不赔。

美国这套排污权交易系统可以看作碳交易市场的前身,也算是为之后各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从90年代开始,全球变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各国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国际气候谈判。

谈判最积极的是欧洲人,他们眼看着气候谈判迟迟没啥进展,就想了个主意。你们发展中国家不是不愿意减排嘛,那就先让我们发达国家减,发达国家强制减,你们先自愿跟进。

欧洲人的方案还勉强能让人接受,在此基础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于1997年年底在日本通过了著名的《京都议定书》,所有参与缔约的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都必须承担议定的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也要做出减排努力。

《京都议定书》在谈判阶段,美国死活不同意,因为我烧的油多,所以我减不了多少。但是减排是大势所趋,美国也没法跟这么多国家对着干,美国人这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搞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既然排污权能交易,那排碳权为啥不行呢?

所以美国提出必须要搞个国际碳交易市场,发达国家如果不够排,就向发展中国家买。美国说这个条件不满足就坚决不签,最后欧盟没办法只能妥协。

这就是碳交易市场最初的由来,它一开始就是各国为了争取发展权而博弈出来的产物。

发达国家的愿景是建立国际统一的碳市场,如果他们不够排,就去发展中国家买,如果他们的排放配额用不完,就可以卖给有需要的国家。

但由于排放权意味着发展权,发展中国家如果跟发达国家去玩这样的游戏,毫无疑问会导致本国未来的发展权益遭到剥削,就连美国都在小布什上台后以阻碍美国发展为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所以西方希望建立的国际统一碳市场,完全是遥遥无期。

想要证明国际统一碳市场的可行性,就必须先把区域性的碳市场搞好。而且,谁能把区域碳市场搞好,谁就能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国际统一碳市场谈判中,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2005年,欧盟建立起覆盖欧洲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现在有电力部门、制造业、航空业等10000余家能源密集型企业参与其中,这些企业制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整个欧盟的40%。至于实际的减排效果,从2005-2019年,所涉及企业的排放量减少了大约35%。

欧盟的碳市场是国际上几大区域性碳市场中搞的最好的。如此一来,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统一碳市场的谈判与建设中,欧盟必然要占据主导性地位,并垄断极大的标准制定权。

此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也均有建立自己的区域性碳市场,但是相对来说都搞的不行。

03.

在国际上,气候问题向来都具有两面性。

在政治层面,它是各国为追求自身发展权利的博弈工具;在科学层面,它是人类必须要共同面对的生存挑战。

所以截至2009年,全球总共有183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早在1998年就加入并于2002年核准。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一种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碳减排项目,然后购买该项目获得的核证减排量、用来抵消发达国家自身的碳排放量。

如此一来,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减排权益,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清洁能源技术与资金的支持,还能出售核证减排量赚钱。

借助这种机制,我国在碳交易方面的探索逐渐起步。

2002年,中国与荷兰合作成立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项目,2005年该项目在联合国CDM理事会注册成功。

截止到2015年7月,中国全国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已经达到5073项,预计年减排量为7.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联合国CDM理事会注册的项目有3807项,预计年减排量为6.27亿吨。

在CDM机制之下,获利最多的是中国。

中国拥有最多的CDM项目,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截止到2014年7月,中国已获认证签发的核证减排量超过8.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已签发总量的60.26%。

从2005年到现在,我国的光伏、风电产业通过CDM机制已经获得了高达数百亿元的收入,而且也促进了我们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

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进建立国内碳市场。

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在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深圳、湖北、广东七省市建立区域碳市场试点。2013年6月,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启动线上交易,此后一年内,其余六个碳交易试点陆续建立。

这七个试点碳市场涉及了电力、钢铁、水泥等20多个行业,有将近3000家重点排放企业参与其中。

从不断增长的交易规模来看,试点碳市场这些年搞的是比较成功的。到今年6月为止,我国试点碳市场的累计配额成交量达到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达到114亿元,我国也因此成为仅次于欧洲的全球第二大碳市场。

那建立试点碳市场之后的实际减排效果究竟如何呢?

我专门查了去年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作者对2016年我国碳市场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减排效果进行对比,对比维度主要是两方面,即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每单位GDP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显示:

试点地区平均人均排碳量为3.59吨,非试点地区为8.00吨;试点地区人均排碳量平均下降0.15%,非试点地区人均排碳量平均增长0.005%;

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为0.004-0.076千克每元,非试点地区为0.052-0.561千克每元;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0.011千克每元,非试点地区平均下降0.008千克每元。

也就是说,在排除人口差异与经济发展差异等因素后,建立碳市场对碳减排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显著效果,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工作正式开始。

当然,试点碳市场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涉及配额发放、技术保障、交易规则、定价机制、法律保障、监管机制、激励机制等等,总之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好搞的,但我们最后还是搞成了。

现在的全国统一碳市场仅仅纳入了发电行业的20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但其每年的排放量也达到了40亿吨,这意味着我们的全国碳市场一经启动,就成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04.

如今,西方与中国都有自己成功的碳市场,但鉴于气候问题的两面性,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

西方国家搞碳市场是为了什么?至少从行动上来看,他们更多的是在挤压、封堵发展中国家的上升之路。

而中国人搞碳市场是为了什么?从行动上也不难看出,我们就是在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另外,中国搞好自己的碳市场,不仅能够推动碳中和战略的实现,更有助于我们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国际统一碳市场谈判中,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那问题就在于,国际统一碳市场究竟会不会来临?

老蒋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这非常难。

首先暂且不说国际统一碳市场,就连各国在气候问题上达成统一的行动都很难。因为还是那句话,排放权就是发展权。

那些早早就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或者我国这种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国家,是有意愿去自主减排的。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自身的工业化建设尚且还搞的不明不白,又怎么能愿意提前进行碳减排呢?

即便是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他们也是说退就退;欧债危机一来,那些平时高举环保大旗的欧洲国家也会纷纷反悔,承诺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从来都没有不掺水分地完全兑现。

但因为骨子里的双标,西方国家自己做不到,也不妨碍他们又当又立。要么屡屡拿气候问题来攻击中国,要么就是拼命想借此去限制发展中国家。

眼看着气候谈判进展不大、国际统一碳市场遥遥无期,欧美国家急了。

就在今年7月7日,欧盟、美国拉着中国一起召开线上会议,讨论如何在今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碳定价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想把各大区域碳市场整合为国际统一碳市场。

现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落幕了,我们并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有啥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欧美并不会因此放弃,既然没办法达成一致,那就单方面采取行动。

7月14日,欧盟正式提出要打造“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你这个国家不是拒不参加国际统一碳市场吗?既然没法强制你参加,那我就征税。

如果你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没有购买碳排放配额,那我就要征税;或者哪怕卖给你排放配额的碳市场不符合我认定的标准,那我也要征税!除非,你的产品压根别进欧盟市场。

欧盟给自己找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不对你征税,那我的企业就会把工厂搬到你的国家去排二氧化碳,这会造成“碳泄漏”,所以我一定要征税。

在欧盟正式提出该机制的同一天,美国媒体爆出民主党正在起草计划,要针对未积极采取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征税。

欧盟好歹还编了个理由,美国等于直接就挑明了。

如果欧美这么搞,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怎么办?那些更弱势国家的企业怎么办?

可能到时候,要跟欧美做生意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参加欧盟主导的国际统一碳市场谈判。

而在这个可能出现的谈判中,如果中国能把自己的碳市场建设好,就有资格在这样的谈判中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和主导权。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这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市场、法律、监管等各种问题,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如果这些方面你做的不好,就只能按照人家的标准来;如果你做的好,自然就能参与规则的制定。

甚至国内学界提出了一个想法,中国可以拉着“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一个更大的碳市场。在全球每年300多亿吨的排碳量里,中国约占30%,“一带一路”国家也占30%,这在欧美发达国家面前,必然能形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此前提到,中国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高碳化国家的绿色技术合作,并要在这些国家,重点增加对绿色低碳项目的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直接投资。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而言:

要搞绿色转型,中国能够提供直接的投资;

要建设新能源,中国新能源技术世界领先;

要加入碳市场,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

在联合起来的发展中国家面前,发达国家也许就有必要考虑考虑:

他们幻想的国际统一碳市场还有没有必要?他们若参与这样的碳市场还能否占到便宜?他们借气候议题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企图,究竟还能有多少胜算?

中国的全国统一碳市场今天才刚刚起步,很多人对它还不屑一顾。

也许,等到西方国家集体发难的那一天,等到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的那一天,我们就能看到它最大的价值与意义。

05.

丁仲礼院士曾经说过:

“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进入发达这一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现象,因此要发展就难免排放,排放权即发展权……”

十年前的中国就处于这个过程中拼命求发展的阶段,所以面对西方的封堵,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妥协。

但在2017年,我们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所以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讲,追求发展与绿色低碳并不矛盾。

即便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也没有拒绝西方提出的气候议题,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拒绝。

只是,我们必须在改善气候的同时,追求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发展空间。

只要发达国家能够放弃双标的立场,只要发达国家能够真正愿意去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绿色转型,他们就会发现,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并非真想放弃低碳生活的权利。

但他们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愿景,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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