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0月16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在“数字生态指数(2021)发布会暨重庆市数字经济开放论坛”中作《数字技术如何改变经济》主题报告。本文根据黄益平教授的演讲整理。
非常荣幸今天来重庆参加这个论坛，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今年有两个指数被纳入到这个体系，这两个指数不仅对地方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帮助，对学术界也有很多可挖掘的资源。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对数字经济的三个问题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将来可能在哪些方面能取得突破的猜想；第二个问题是想具体介绍一个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当中的应用案例，就是“大科技信贷”。我们知道信贷一般都是银行发放贷款给个人、给企业，而数字经济时代一个新的创新就是大科技平台。比如说腾讯、阿里，通过平台用大数据分析做信用风险评估、发放贷款，效果不错。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分享一下我对于现在很多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理解和看法。以上这三个问题它们都跟数字经济紧密相关的。
我们最早提到的国内的数字经济，比如在2003年6月，非典刚刚结束就出现了淘宝、支付宝。支付宝上线的原因是因为淘宝出台后，交易很难完成，由于淘宝是在线上平台进行产品买卖，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运用互联网的技术。但是双方开始交易以后就遇到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如何把这个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完成。线下交易很容易理解，但是到线上就相对比较棘手，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在这个新平台就存在谁先付钱，谁先发货的问题，在之后的很多产品演变出来的关系大多于此类似。2004年底是数字金融领域的开端，过去这十几年，数字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去年，是数字经济发展会载入史册的年份。去年年初发生新冠疫情，导致很多地方采取管制措施，为了阻止疫情的蔓延，控制病毒传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隔离和封城。当隔离和封城成为主要手段的时候，很多经济活动因此停滞，这时很多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就开始出现，或者说有一些原本就存在的形态，也开始变得更加的活跃。比如去年上半年，我一直在香港隔离，由于要上课，所以从2月开始，我的两门课都是通过线上完成的，因此一些线上工具就开始慢慢发展起来。实际上这就是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拉夏斯提出的“破窗理论”。这个概念讲的是一个小孩子把理发馆的玻璃打破了，而作为经济学者看这个事情其实会有正面效应，就是这扇玻璃窗坏了之后，就需要重新买玻璃装上，对经济学来说就会产生GDP，经济活动就开始活跃起来。在我看来数字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引发了一些破窗理论的效应——当你只能在家里的时候，很多无接触交易的价值一下子就提升了。
自去年以来，数字经济的很多工具其实是蓬勃发展的。去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邀请我们中心参加线上会议，会上介绍了中国互联网银行是如何在疫情期间连续给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的线上工具发展了，线上解决事情已经形成了习惯，这就是我所说的就是破窗理论。
从更长期的背景来看，有两个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一起做了一个名叫“中国2049”的课题，众所周知，2021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到2049年是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2049”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走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路上中国经济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新挑战，以及我们怎样去应对它。今天就简单说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国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后，对经济发展提出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变成现在的创新驱动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能不能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走到第二个百年目标，在经济方面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就是能不能创新，能不能持续的保持竞争力，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而数字经济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
第二个问题也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人口老龄化。过去经济改革三十年，我们一直说有人口红利，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总的人口当中，劳动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整个人口的生产率越来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其实从过去大概十年或者十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了。从大数据看，现在每年劳动人口大概减少800万，老年人口每年增加1200万，这样的一个格局往前走，可以预想到它对于将来的经济是有很多压力的。人口当中老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意味着我们劳动供给会减少，我们的储蓄可能会减少，我们的消费需求还在，但可能不会像过去那么强劲，那么我们对一系列社会保障的开支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在老龄化的时候同样面临一个经济增长如何持续的问题，同时还面临一个劳动力如果越来越少，我们怎么样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怎样来看护这么多老人，将来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是两个现在看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可能数字经济在这些方面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机会。
好消息是，在过去这几年，我们确实看到数字技术在大幅度的发展。一般说有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区块链等等，这些对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包括现在5G技术落地。曾经有专家说5G可能没什么用，但是我的看法有些不同，请大家想象一下，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支付工具和微信等这些线上工具，如果我们还处在2G的时代，大家想象一下用户体验是什么感觉？支付宝是2004年12月推出的，一开始是在台式机上使用，所以支付宝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餐和晚餐时间用。后来乔布斯在2007年推出了第一个苹果智能手机，直到后来3G出现之后，支付宝才在2010年推出了移动版支付宝，使得我们今天的生活变得很方便，这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过程。
现在经济确实遇到很多困难，还会面临更多新挑战，那数字技术在这里面能起到什么作用？用我们经济学者的总结就是，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简单概括为“三升两降”，第一是扩大规模，第二是提高效率，第三是改善体验，第四是降低成本，第五是控制风险。但是在做的不好的时候，也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比如有人说用P2P，它也是一个新型的金融形态，但是做成一团糟，说明即便使用数字技术，没有好好做，也不见得能够达到好的结果。但是机会确实存在，在“中国2049”这个研究中，百度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一起，做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未来30年劳动人口估计会减少1.7-2.6个亿，如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真正能按照预期推进，将来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一般来说，机器比较容易替代那些简单、重复的劳动，但我认为，这其实是技术水平的问题，水平提高之后，同样可以替代那些复杂的工作，甚至可以替代医生去做手术，也就是说能替代谁，能替代多少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
中国的数字经济在一些领域总体来说是做得不错的。从世界经济来看，数字经济做得好的分成三块；一块是中国，一块是美国，一块是世界其他地区。而真正做得强的，全世界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可惜的是世界其他地区第三个市场主要都是美国公司在那里垄断，而我们在电商、短视频、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是站在世界前列的。虽然说我们在技术上和美国还是有一些差异，但是今天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哈佛大学有一个经济学教授提出了一个“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指，每个产品都是从研发、成熟，到最后慢慢的退出，都会有这样一个周期。我们已经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基本上都是在发达国家成熟了以后，我们把它拿过来生产，我们的优势并不是研发，而是会学习。
数字经济很有可能是第一次我们的经济能和领先国家站到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中央提出，数据要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经济要素。如果数据真的能成为经济要素，我认为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写我们现在的一些经济理论。过去简单的看，把经济活动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也就是包含劳动、资本投入和土地的函数。现在如果把数据放在这里边，将来总的经济规模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如果数据真的成为生产函数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对将来经济增长格局就发生改变。尤其是对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以前主要就是看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这两个积累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这个数据如果我们做好了，是有可能弯道超车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希望和新机遇。
我们知道全球化最近遭遇了一些挫折，从人类历史过去几百年的经济发展来看，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的全球化，第一次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交通和通讯技术提升以后，货物的贸易就变得很容易。第二次是1971年尼克松把美元和黄金脱钩，全世界走向了浮动汇率机制，使得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成为可能，从而推动出现了第二次全球化。我有一个猜想，如果数字经济在全世界发展，将来数据的共享、数据的流通能成为一个基本条件，有可能会引发将来新一轮的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新浪潮。
我再简单介绍一个数字金融领域的案例，就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是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做的一个指数，我们从2011年到2020年，每年对每一个县级市、地级市和省都做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然后画在两张地图上。通过这两张地图的比较我们发现，2020年地区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已明显缩小，原来比较落后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快速发展。今天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只要有智能手机和移动信号，几乎就可以享受同样的金融服务，我认为这是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方面的改变。
正如之前所说的大科技信贷，就是利用了它的平台，平台的好处是可以海量的低成本的获客，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每一个都有10亿左右的活跃用户。用户在平台上活动就会留下数字足迹，数字足迹就可以帮助我们第一用于实时监测，第二用于做信用风险评估。政府这几年一直在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贷款，但实际上很多金融机构感觉很困难，原因就在于中小微企业本身风险就比较大。传统银行看风控，主要就是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财务数据，一个是看抵押资产。绝大部分中小微企业没有足够的财务数据和抵押资产，因此银行无法提供贷款。我们现在网上银行用一半的数据做训练，一半的数据做预测，就是看这些线上的企业没有足够的传统数据，能不能做信贷，能不能预测违约。对线上的企业来说，我们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对他们进行分析，预测违约率的有效及可靠性是超过传统的方法的。
从今年开始，数字金融发展会进入新的2.0版本的时代，这个版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简单的说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进入监管全覆盖的时代，要有规则，要有门槛，按照规则来做事。
第二个方面，将来数字金融领域里面创新的主角更多的是持牌机构。
第三个方面，数字金融创新集中在数字供应链，在智能头部，在数字保险，甚至央行数字货币会变得越来越活跃。
最后一个是，过去数字金融主要是依托于消费互联网，将来我认为对产业互联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单的说，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确实是进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时期，我们要爱护这样一个机会，支持创新、支持平台经济的有序发展。
在总的治理当中，经常听到一个词：反垄断。传统理解反垄断就是规模太大，市场份额太大就是有问题的。但是把这个概念用到平台经济里面有一点问题，我们知道平台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如果它没有规模效益，就说明它做得不成功，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在判断市场是不是有垄断的时候，我倾向于支持一个观点，就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可竞争性。也就是说市场份额确实是做大了，但如果是有可竞争性的，那么也许这个垄断不用太担心，因为你如果是价格抬高了，很多新的竞争者会进来，仍然会把价格拉低。所以我觉得，反垄断的第一条，还是要保障可竞争性，让其他平台有机会可以进来，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重点应该放在规范行为，保障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这样才能有序的发展。但是对平台经济这样一种新的形态，我们不能简单的学美国方法，也不能简单的沿用过去传统方法，在平台经济当中要用新的方法来应对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这样才能支持我们这个行业健康有序的增长。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政策与金融改革。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还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现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和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巴克莱资本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和网商银行的独立董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研究小组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事务外部顾问小组成员。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浙江农业大学农学（农业经济学）学士。
“未名湖数字金融研究”公众号（idf_pku）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Digital Finance, Peking University）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成为学术界引用率最高的测度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中心研究团队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风险与监管研究”。中心还积极推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都分别组建了联合课题组就中国数字金融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