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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修史书的传统。
历代王朝立国之初，便要由宰相领衔成立班子，一边搜集资料梳理线索，一边秉笔直书写在白纸上。
这项任务完成之后，白纸黑字记载着旧朝典故，后世人来来往往，都没有资格改一个字，自此新史书便烙印在历史长河，堪称隽永。
史书虽然是秉笔直书，但难免有立场倾向。
史书里褒扬什么，就说明这是旧朝的正确历史经验，新朝要坚决继承下来。史书里贬低或者消隐什么，就说明这事不被新朝认可，以后要积极改正。
这就是修史书的目的。
厚厚的一套史书，寥寥几行笔墨，定性了前朝数百年的人事兴废，决定了未来数百年的家国走向。
笔下有乾坤，胸中藏千古，写史书的人，无疑是用笔墨改天换地，用汉字扭转山河。
所以史书里的一字何止千金，上了历史的秤，几十万条人命都压不住。
经过历代史书的褒贬，中国王朝都号称继承“周公孔孟”的衣钵，以忠孝礼义治天下。于是“周公孔孟的忠孝礼义”，成了历代中国王朝的法统。
所谓法统，就是政治正确。哪怕你有千万种不满的理由，也得接过前人的衣钵，不能说半个不字。
要是和洪秀全一样绕过法统，自己另起炉灶，那就自动失去坐天下的资格，被主动继承法统的曾国藩和慈禧太后，打的骨头灰都不剩。
在这套法统之下，秦始皇和法家成了“忠孝礼义”的对立面，历代王朝的史书吐槽秦始皇和法家，同样是政治正确。
翻遍二十四史，你找不到一句秦始皇的好话。凡是写到秦始皇和法家，一律用暴虐、杀人、酷刑等字眼来描述。
那些读史书的学子，也会深受影响。
他们自从接受教育开始，就在心里产生根深蒂固的印象，秦始皇是王八蛋，法家不适合国朝，一定要跟着周公孔孟的路线走。
于是写史书的人，杀了秦始皇的人，还要诛法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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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大师郭沫若，便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观点，认为秦始皇不是什么好东西。
煌煌巨著《十批判书》里，对秦始皇也没有好话，翻来覆去都是好大喜功、暴虐杀人、追求长生等等。
郭沫若继承了自古以来的政治正确，原本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时代变了。
新的时代要有新的气象，革除周公孔孟的法统，才能建立马克思的新法统。
但马克思的新法统不是空中楼阁，既要接上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史，也要在中国典故中寻找源头。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建立新法统的正确做法。
中国典故里，除了儒家就是法家，除了周公孔孟就是秦始皇，而秦始皇的大一统、法治、郡县，正是中国最核心的东西。
于是教员就要给秦始皇翻案。
他给郭沫若写了一首七律，劝他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既然中国百代都行的是秦政法，你这十批也不是什么好文章。
教员和秦始皇无亲无故，从个人角度来说，犯不着给死去两千年的人翻案。
他重新评价秦始皇，一是改写史书，用马克思主义接续法家的法统，二是借秦始皇的大旗批判封建礼教，然后推行自己的理念。
同样的道理。
他让史学界给曹操翻案，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爱曹操，而是借曹操“改革”的大旗，批评官僚主义，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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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故事，史书是对故事的总结评价。
对世俗庸人而言，史书里的历史，无非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但是对站位高远的政治家来说，历史是工具，史书是无坚不摧的武器。
政治家们总结历史，用史书里的白纸黑字来定性历史，要么是要继承某种法统，要么是借历史人物和事件改变些什么，要么是用历史为长远谋划做背书。
我们读史书的时候，当从这个角度着手，才能抓住里面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