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已故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老前辈写于2012年的给读者的回信。来信读者署名郁知非，是通过《中华魂》杂志编辑部转给周新城教授。针对信中所提出的当时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为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辩护的谬论，周新城老师从戈氏“改革”的前提、手法和目标等方面进行系统地批判，从而起到了辨析戈氏“改革”是件大好事还是大坏事的效果，解答了读者来信中的疑问。
编者曾就戈尔巴乔夫“改革”促使苏联改旗易帜这一惨痛历史给中国带来了多大的现实教训和意义请教周新城教授，周老师从党的阶级属性、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改革的底线等问题一一解答，这次交流结束编者邀请周老师写一篇文章，周老师回复说他写过很多文章分析过此事，于是就将此封回信发与编者阅读。
此信已经写出近10年，如今看来，依旧是一篇深刻地回答现实和理论的文章。特此发布出来，以飨读者！
时间过得真快，苏联解体转瞬已经二十年了。人们不禁又议论起这个给世界带来深刻变化的重大事件。从我接触的舆论界看，有不少人是总结这场悲剧的严重后果及其历史成因的，我读了他们的文章很受启发。但也有文章宣称这是件大好事，值得热烈庆祝；或者至少并非坏事，且不应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例如，我在《学习时报》2011年12月5日刊登的《众说纷纭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署名左风荣，以下简称《众说纷纭》）便是替戈尔巴乔夫辩护的。该文说，“根据全俄舆论中心在2011年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前夕的调查显示，现今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了一定的变化，尽管人们对其执政时期仍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对他表示愤慨的人已经从2001年的30%下降至20%，表示厌恶的人从9%下降至5%，表示好感和同情的人从16%下降至5%，表示尊敬的人从15%下降至10%，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冷淡和漠不关心的人则从25%升至47%，对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俄罗斯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42%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起了主要作用，37%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客观原因，不是戈尔巴乔夫，别人当政苏联也会解体。对戈尔巴乔夫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俄共，他们一直把戈尔巴乔夫作为社会主义的背叛者、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众说纷纭》的作者则为戈尔巴乔夫鸣不平，说“确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代价太大了。他留下的许多遗产值得研究。在此，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的叛徒’或是西方的代理人为其定性，这是不客观的，戈尔巴乔夫也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者。”我觉得这样的评价不符合实际，探索者还是叛徒？这来不得半点含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事实和分析，这我可做不到。为此，特来信向你们求教。如能蒙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给予指点，当不胜感激。
《中华魂》转来了你给编辑部的信。你提到的那篇《众说纷纭》的文章，我也看到了。在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周年之际，我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分析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总结其教训。科学地进行这项工作，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苏联亡党亡国这样的历史性事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有人说“糟得很”，有人说“好得很”，至于说到亡党亡国的原因，那更是众说纷纭。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怎么看待戈尔巴乔夫？不同阶级自然评价不一样。站在人民立场上，人们纷纷谴责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的行径，把他称之为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俄罗斯人民的多次民意测验证明了这一点。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竭力赞扬戈尔巴乔夫的“功绩”。早在戈尔巴乔夫即将上台时，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就说，他“通过我们的帮助，能够掌握大权”，断定“借助他们能够实现我们想法”。果然戈尔巴乔夫不负西方的期望，短短六年时间，他就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搞垮了，于是西方国家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奖赏。很明显，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是符合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立场不同，评价截然相反，这是很好理解的。令人费解的是，《众说纷纭》的作者身为我国中央党校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却同西方国家唱一个调子，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一个人的历史是由自己的言行写成的，要评价戈尔巴乔夫，就要看一看他干了些什么。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主要干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言必称“改革”，俨然以改革家自居。一时间很多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改革”是一个好字眼，谁能够反对改革呢？但是，客观上存在不同性质的改革，并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对的。
我们党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明确提出要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里，客观上存在这样两种改革。我们在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不能像《众说纷纭》的作者那样，仅就一些具体措施来进行分析（即使就具体措施来说，也不能像作者那样，千方百计地为戈尔巴乔夫开脱责任），而要从根本上进行判断，即要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呢，还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从这个视角来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彻底否定和批判，绝不能为之辩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提出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树立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样板，显示出这种“改革”的严重后果。这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是一件坏事，但也有点好处，它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不是总有人想试试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吗？用不着我们自己来试了，苏联已经试过了，只要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不怀偏见，谁都不应该赞成这种“改革”的。
彻底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前提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主义逐步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也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变化是以重新评价十月革命以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
事情要从赫鲁晓夫说起。大家知道，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指出，这个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这是因为，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们有时也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叫做“斯大林模式”。所以，对斯大林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确的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而且变本加厉。他把否定斯大林、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突破口。他提出，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一种“官僚专制”的“极权社会主义”、“专横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扭曲”，是社会主义的“变形”。这种社会主义使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了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垄断”；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了“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排斥了其他意识形态，造成了“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方面的“异化”：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他宣布：“几十年来强加给党的社会主义原来的那种理论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他认为，“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因而必须实行“革命性的变革”，消除垄断、克服异化。他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告别过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他的“改革”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众说纷纭》的作者在这一点上是同戈尔巴乔夫沆瀣一气的。
这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是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是改革应该改什么。从理论上讲，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恰恰是两种改革观的根本分歧所在。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探索的产物。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评价这一制度：在基本制度层次上，它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实现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它在探索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严重缺点。因此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不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毛泽东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要“三七开”，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是科学的辩证的结论。相应地，改革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改革，从性质上讲，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
戈尔巴乔夫则相反。他完全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出发，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全部社会主义制度，既要改革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更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种改革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彻底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绝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斯大林，必然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教训。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懂得，为什么我国某些人谈论“改革”的时候，集中力量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竭力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应该说，敌对势力是深谙此道的。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如何导致苏联社会制度演变和苏共亡党的吧。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社会制度方面，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为资本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说他“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甚至在他宣布解散共产党的时候，还声称他“赞成社会主义价值”。但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了。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行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这些原则和过程是以基本价值为内容并围绕它展开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些伦理性的观念，即“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不过是不断脱离社会实际状况、逐步实现其价值观念的一种运动。这就是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并不是某种伦理观念，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具有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这些特征和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得出的科学结论，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具备这些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才能称得上社会主义，不具备，就不能叫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恰恰是完全否定和抛弃这些本质特征和原则。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认为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主张搞与“民治国家”相对立的“党治国家”，违反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他否认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把党的领导看作是“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因而反对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要求放弃党的“政治垄断”，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条款，使共产党成为与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所谓平等竞争、争取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他鼓吹实行多党制，强调党不谋求垄断，允许“表达各种政治意愿”的“各种政治组织和派别自由竞争”，共产党应在这一竞争中“谋求得到一个被承认的席位”。然而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让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还能搞社会主义吗？我们党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当苏联共产党1990年二月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的时候，我们党就明确指出，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戈尔巴乔夫把剥夺阶级敌人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使人与政权、与政治相分离”的根源，是“专制”、“独裁”。他借口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犯过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无产阶级专政描绘成违反人道主义的、不民主的、恐怖的制度，因而提出要“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他赞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他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使之符合“全民国家”的要求。大家知道，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总是具有阶级性的，不是这个阶级的专政，就是那个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可靠保障。世界上并没有全民民主的国家，只要是国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当今条件下，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第三，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私有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②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攻击公有制统治地位是“经济垄断”，妨碍人们自由地选择所有制形式，妨碍人的价值的实现，因而要求把已实现了公有制的经济实行私有化。他借口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方面存在缺陷，在“取消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的口号下，主张把国营企业的财产分散归个人所有。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克服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恢复社会公正”，“实现个人利益”，“保证社会安定”。然而取消了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必然导致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经济基础。
第四，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精神垄断”，妨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必须“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他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认为社会需要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坚决反对舆论工具进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允许各个党派、各种政治组织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大家知道，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起主导作用，它引领社会各种思潮按照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一个社会，指导思想只能有一个，在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只是一种空想。
可见，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尽管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它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因而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它所主张的实质上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进行改革，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党建方面，把共产党改造成为社会民主党
戈尔巴乔夫在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本身。他宣布，共产党已经发生“严重变形”，几十年来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造成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使国家发展中严重的停滞现象得以产生”。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建党原则和活动方法”，对党进行根本的改造，即所谓的“革新”。
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来“革新”共产党，说到底就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原则，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使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
第一，在党的性质方面，把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全民党”。戈尔巴乔夫反对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否定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主张“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观点”，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要求把党改造成为超阶级的、“全体人民的”、“全民族的”党。他主持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宣布：苏联共产党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的联合组织”。一句话，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全民党”。
这一“革新”党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早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就声称，在苏联，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也已消失，共产党不再具有阶级性，而应该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即“全民党”。这一观点在苏联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和批判，进而成为戈尔巴乔夫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一观点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阶级斗争是过去了，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加之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竭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共产党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否则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无法保证的。
“全民党”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为什么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要把“全民党”作为“革新”党的目标呢？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把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当今世界上，如果按大类划分，任何一个政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抛弃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必然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公开宣布把共产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那是困难的，因而不得不打出“全民党”的旗号作为掩饰。可以说，凡是丢掉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鼓吹“全民党”的，实质上都是主张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是必须警惕的。
第二，在奋斗目标方面，把共产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之流宣布：实现共产主义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认为那种“历史不以各种政治力量的意志为转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自己的最终目标”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观点”。他声称，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主航道”是错误的，改革就是要“校正”这个主航道。
那么，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明确地说：“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而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所以，他主张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只是碍于形势发展，他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而已。
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这就是说，他们要建立一种介乎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制度。然而这种“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有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对立的情况下，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的同时，主张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因素”搬过来，用以改造苏联的社会制度。可见，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已有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而同资本主义则是相通的。所谓“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不过是要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所谓“第三条道路”这一奋斗目标的确立，标志着党发生了根本变化，随之苏联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
第三，在指导思想方面，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攻击党内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一种“精神垄断”，提出“革新”党就要允许“党员有信仰、表达意见和行动的自由”，“允许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意见和流派的存在”。他主张党内应该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他一方面攻击马克思、列宁的社会理论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以“吸收一切先进思想”为名，宣称费边社会主义著作中积极的内容、社会党国际纲领中合理的内核、康德哲学中的伦理观念、基督教教义中人的价值的主张等等，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中“有用的东西”一起，统统是党的理论基础的思想来源。
指导思想多元化，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主张党内各种意识形态一律平等、自由竞争，实际上这样的多元化是不可能有的。毫无疑问，共产党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思想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会存在多种意识形态，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一种意识形态处于指导地位，没有一种思想作为指导，就不可能组织成为一个政党。戈尔巴乔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不是真的不要指导思想了，他不过是以抽象的、一般的、所谓全人类共同的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已。而这种人道主义又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说：“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甚至认为十月革命只是朝法国大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个性自由”迈出的新的一步。可见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求以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凡是鼓吹党内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上都是主张允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这样共产党也就不再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第四，在组织原则方面，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普遍的民主”，即不需要集中的民主。戈尔巴乔夫攻击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党的“兵营式的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妨碍进行公开的探索”，而“抛弃民主集中制就能够顺利地拆除党的等级命令制的组织结构”。他主张党内生活的准则只能是民主，“确保党内真正多元化，保障少数人的权利，确保党员和公民自由发表意见和坚持自己的立场，确保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他要求“摒弃多数的统治”，强调“少数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要求“放弃形式主义的完全一致原则”，反对个人服从组织，主张党员可以根据某个纲领、利益、观点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辩论中心、论坛、委员会，开展活动，这实际上是允许党内派别组织的合法存在。要求废除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原则，认为这会使得每一个党员“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党内自由感”，“把党员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庸”。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革新”党，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了一个派别林立、自由结合的组织和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
人们往往对戈尔巴乔夫等人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共产党毫无反抗感到难以理解。其实，只要了解了当时经过戈尔巴乔夫六年左右时间的改造，苏联共产党早就已经不是列宁所创建的思想统一、有铁的纪律、具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了，已经变成了一个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社会民主党了，这样的政党毫无战斗力，在敌对势力进攻面前，必然是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这是毫不足怪的。
苏联的剧变，最根本的一条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即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指导下改造了党。可见，坚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原则建设党的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这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
上面我们简要地回顾了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制度和党建两个方面的“改革”。从这一简单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改革的前提、性质和目标上，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观是根本对立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朝什么方向改、改什么、改成什么样。现在，在我国公开赞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不多了，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改革”使得俄罗斯人民陷入严重困境。但是，有人只是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顺序不对，没有先搞经济改革，而先搞政治改革了；方法不对，没有渐进地进行改革，而搞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如此等等。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顺序、方法等方面是不对的，脱离了国情，但这绝不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只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顺序、方法，都不可避免产生现在俄罗斯那样的结果。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化，这种改革使得社会制度迅速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使得党迅速由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变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一点，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他说，经过改革，“在九十年代，西方的政府、议会和人民将会同迄今已有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这个“完全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社会制度和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尼克松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摧毁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布热津斯基也说，这种改革使得“苏联改造成为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国家”，它符合西方的需要。难怪西方领导人要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并建议英国女王授予他“荣誉爵士”称号，以表彰他改革的“巨大成就”。这从反面充分说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观（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实质。
我们大量引用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言论，事情过去20多年了，听起来却十分耳熟。记得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我国思想界涌动着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宣传和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屡见报刊，一些人竭力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喊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时至今日，我国还出现作者那样的为戈尔巴乔夫开脱的文章。我读了那些文章，发现他们不过是重复了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连用语都一样。他们也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把西欧国家作为样板，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这股思潮是国际性的，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的任务，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绝不搞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为了同民主社会主义作斗争，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了解这种“改革”的严重后果，是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