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胡锡进加入为联想和柳传志辩护的行列，由司马南发起的这场以联想为具体目标的舆论战，有可能发展成一场新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
说是“新的大讨论”，是因为这样的大讨论已经进行过一次了。上一次讨论发生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主流经济学家”之间展开，高潮是2004年的“郎顾之争”（即郎咸平和顾雏军之争）。
当年，自称或被归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者有：杨帆、左大培、韩德强，杨斌、高粱等，他们一直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侵吞国有资产现象持强烈批判态度，对只强调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忽视国家安全的趋势忧心忡忡。
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非主流经济学家”就一直以写文章、办讲座、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在这一领域进行斗争，但因为两个因素，他们的主张一直不被公众所知晓。
这两个因素，一是主流经济学界担心失去话语权，更担心争论会引发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警觉与愤怒，所以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一直不予回应；二是主流媒体界也一直刻意封杀“非主流经济学家”声音，从来不报道他们的观点和活动。
郎咸平的历史贡献是，他对顾雏军“低价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使得这样的问题第一次登上媒体版面，成为公共事件，主流经济学界和媒体界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舆论封锁就此被打破。
而郎咸平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又和这样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他的台湾、香港学者的特殊身份；二是顾雏军不知死活，居然跑到香港法院去起诉他，使得这一事件绕开舆论封锁，登上了社会新闻的版面。
讽刺的是，郎咸平恰恰是主流经济学界的一员。那个时候，他每次开会或者接受媒体采访，都要首先强调自己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他是认可国企私有化的，只是主张吃相不要那么难看，价格不要太不合理而已。
2014年，我曾经在郎咸平亲自主持的财经节目“郎眼财经”中当面和他辩论，郎咸平认为应该将国企私有化，而我则认为国企的问题主要在管理，是“委托-代理”的链条过长所导致的，不在产权，当务之急是恢复国企的人民性。
无论如何，通过“郎顾之争”，郎咸平俨然成了国民英雄，风头一时无两，但我认为，这其中的大部分荣誉，应该属于长期坚持斗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这场争论，在2004年8月以后达到高潮，事实上成了八十年代之后的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从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思想），直到2005年两会期间，权威人士做了“不动摇”的表态后，争论才渐渐落幕。
时隔17年，回过头来再看，这场大讨论至少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后果——
第一， 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虽然他们仍然把持着教学、研究的重要岗位，但在民间舆论中，却失去了光环，被视为一群不诚实的人，他们为瓜分国有资产而炮制的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冰棍论”、“吐痰论”、“靓女先嫁论”等，都在民间成了笑柄。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
第二， 国企改制中的主要政策手段“管理层收购”被叫停，做优做大做强国企，开始成为非常强势的舆论和政策，一些国有企业在此后的几年中陆续进入世界500强。
但是，引爆这次争论的根本问题，即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侵吞国有资产的“原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搁置起来了，并在今天被敢于冒险犯难的司马南再次引爆！
首先必须承认，“原罪”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其基本含义就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企改制”过程中，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被一些人（主要是管理层）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成为许多今天的“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
“原罪”问题，损害了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侵犯了人民最基本的公平感、正义感，也是以“教父”柳传志为代表的“新阶层”的历史包袱。
这个问题，必须被解决。因为它已经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历史伤口，不解决，就会不断地渗出献血，社会也会因此不断地被撕裂。
当年，做为主流经济学家中最有忧患意识的一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曾经提出了一个“零点方案”。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某一天的零点开始，对“民营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无论是偷税漏税还是侵吞国有资产，都一律赦免，“零点以后再严格依法办事。”
张维迎的逻辑是，只有这样，“民营企业家”们才会放心大胆地把钱用来投资，推动经济发展。
不难想象，“零点方案”看似冰雪聪明，但政治上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由此引发的对全民财富的掠夺狂潮，将足以引爆一场内战。
“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因为有不少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有所谓的类似‘原罪’”，“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
胡、张两位相隔十几年的共同担心，不由得让人联想起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关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论述，是不是相当准确，并且具有历史穿透力呢？
迄今为止，联想方面对司马南以及民间舆论的质疑，仍然保持沉默，这是傲慢的，也是愚蠢和胆怯的。
“原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是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允许以装聋作哑的方式搪塞过去。
彻底的解决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论述，列宁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论述则更加透彻和酣畅淋漓，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化三改造”总路线指引下所进行的成功实践，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即便退一步说，承认新阶层（或“新阶级”）在当下的历史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也必须对历史和人民有所交代，主动采取措施，还清历史欠账，同时还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对中华民族复兴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
西方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站稳了脚跟，因为他们完成了两个历史使命：一个是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国家，完成了民族独立；再一个是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尽管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掠夺和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的人民革命完成的，中国建立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即工业化的任务，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在公有制基础上完成的。目前财富逼人的“新阶级”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因为当时他们还不存在。
显然，大历史留给“新阶级”的道路并不宽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历史超越的阶级，他们要在历史面前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选择并不多。
第一， 推动中国的科技水平，全面赶上并超越西方。但联想通过自己的“贸工技”路线，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这就是司马南能够一呼百应的根本性的原因；
第二， 把自己定位为“财富的看守者”，主动配合“共同富裕”政策，使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的话，“原罪”问题，可以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化解。
不过，从联想以及整个精英阶层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来看，我对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两点，并不乐观。他们可能很难避免重蹈其前辈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陷入过的覆辙。
一个阶级会不会被历史消灭两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
当下的中国，最具历史主动性的企业，当属华为，这是华为在众多民营企业中一骑绝尘的根本原因。可是华为这样的企业太少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次大讨论非常好，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能够从中受到教育，看清自己的历史方位，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