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30日，负责伊朗石油生产和炼厂管理的石油财团中各大石油公司的代表们和伊朗的达官显贵聚集在阿巴丹的码头庆祝石油装船的重启。英国人不会忘记三年前他们被迫在《博吉上校》的乐曲声中狼狈不堪地从这里撤走，而今天，昔日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提倡者”号油轮又回到了这里，美国人不仅促成了英国人的重返，也让伊朗重新回归全球石油交易。
伊朗没有让英国人失望，伊朗的石油产量从1954年的350万吨迅速飙升到1955年的1700万吨，按照在伊朗石油财团中40%的股比计算，英国石油公司至少获得了680万吨的份额油。欧洲的经济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其中42%流向了英国，让英国石油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一年中东的石油总产量超过了1.62亿吨，让英国人更加高兴的是其中有7400万吨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运往西欧的，而英国政府持有苏伊士运河44%的股权，每当一艘中型油轮驶过苏伊士运河，就会有7万美元的通行费落入英国政府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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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帝国的中东心结
1955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石油运输，英国人获得了超过4400万美元的收益。1950年12月建成投产的跨阿拉伯管道，作为美国石油卡特尔耗资1.53亿美元打造的世纪工程，曾被给予厚望，可时至1955年，其向地中海输送的原油却不过区区1600万吨。当初美国人修建这条全长1040英里的管道时，希望它能够代替从波斯湾到苏伊士运河的7200英里的海运路程，承担相等于60艘油轮从波斯湾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石油运载量，为复兴欧洲提供燃料。
但是，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加深加宽，更大的油轮从苏伊士运河通过，直接构成了对跨阿拉伯管道的石油运输市场的挑战，尽管这条管道的管输费在1953年6月从每桶54美分降到42美分，但仍没能减缓通过苏伊士运河涌向欧洲的石油洪流，因为从阿拉伯半岛而来的油轮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运费已经降低到18美分。苏伊士运河上行驶的巨型游轮络绎不绝，在船头高高飘扬的英国国旗，似乎还在向美国宣示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对殖民地不容忽视的主权。
苏伊士运河是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交通枢纽，鼎盛时期的英国曾经垄断着欧洲经非洲南端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坚信只要守住好望角，便可保持住其在东方的优势。但是1857年法国与埃及签订了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99年租让合同却动摇了英国在好望角的堡垒。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通航的第二年，共有489艘商船通过运河，其中英国商船324艘，当时的英国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商船，苏伊士运河无疑是英国人将欧洲商品运抵东方市场的不二捷径，但令其懊悔的是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公司中没有一分钱的股权。
苏伊士运河打开了埃及的大门却没有给埃及带来经济的腾飞，反而给英国人创造了机会，欧洲资本大规模地渗透到埃及的各个领域，使其国家财政几近崩溃。赫迪夫（相当于国王）伊斯梅尔不计后果的举债很快便导致埃及陷入债务危机，在无力清偿的情况下，埃及不得不出售自身持有的44％运河股权。时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在罗斯柴尔德银行英国分行的资助下，瞅准时机，只用400万英镑就迅速攫取了这些股份，从此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为一家英法公司。
1955年，无论是伊朗的石油，还是苏伊士运河的收益，对于英国首相艾登，都应该是最为得意的一年，但是有一个心结，每每想起就让他患得患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问题（伊朗石油危机）的解决意味着伊朗经济的恢复。但是整个中东的防御问题却仍然沒有解决。如果《英埃条约》在紧急事变中有效的话，我们就能保护埃及和运河区，但是，北部地区还是毫无庇护。女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主张建立一个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地区的同盟… …”。
中东防御问题的核心就是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这是艾登心中20年的心结。1935年面对意大利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扩张，对苏伊士运河航线构成的威胁，时任外交大臣的艾登抓住了埃及国王去世、华夫脱党组阁的有利时机，在1936年8月27日与埃及签订了《英埃条约》，赋予英国和平时期沿苏伊士运河地区驻扎1万军队和在战时动用全国设施的权力。
年轻帅气的艾登在签约仪式上说：“通过将她的名字写在这份历史性的条约上，埃及作为辉煌历史文明的摇篮，将她的手交到伟大而自由的英国手中，从而开启了东西方关系的一个新时代”。但是英国的“这只手”似乎正在捏碎一位年轻学生的心，他就是阿拉伯世界划时代的人物——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正是这位年轻的学生让艾登帝国梦碎，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纳赛尔后来总结自己当时的政治活动和对条约的态度时说：“我领导过许多示威运动，嗓子都喊哑了,许多中学同伴和我们一道坚决要求埃及实现彻底独立… …,但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几乎摧毁了我的信心——他们同意签订1936年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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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之斗
面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这两个历史的巨人注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争斗。艾登出生于贵族，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欧洲大陆学习法语和德语，法语比母语讲得好，进入伊顿公学后又开始学习希腊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英国陆军，获得十字勋章。
1918年5月26日，21岁的他成为了英国陆军最年轻的旅参谋长。他的邻居塞提斯将军是他的偶像，这位将军在土耳其显赫的军事生涯提起了他对土耳其语的兴趣，土耳其语和波斯语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第二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波斯语作为第一外语、阿拉伯语作为第二外语，他对语言学习的选择注定了他要在中东这块炙热的土地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33年波斯政府废除英波石油公司特许经营权开始，他便成为了处理波斯石油危机的关键人物，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外交部的次长（副部长），将波斯石油危机递交海牙国际法院就是他的主意，他经历了第一次推翻摩萨台政变的全过程，那是一次没有美国帮助的政变，形成了令人挫败的结局。在总结失败的经验时，他和所有的英国人一样认为没有取得美国人的帮助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当他成为首相、处理苏伊士危机的时候，却重蹈覆辙。
尽管伊朗石油危机之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英国人回到了伊朗，但是那已经不是英国人的伊朗了，美国人已经代替英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发号施令。相比伊朗，伊拉克在艾登的眼里是“最友好的国家”，那里有英国人的石油，那里的人仍然在听从英国人的召唤，所以他要构建以伊拉克为核心的防御体系，苏伊士运河只是这个防御体系的一部分。1954年底，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正在拟订的阿拉伯联盟计划与他的构想不谋而合，让他感到无比高兴，因为1930年签订的英伊条约将在1957年满期，他需要一个新的防御安排。于是他开始策划这个“阿拉伯联盟”组织，这就是著名的中东条约组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向同僚们说明了我的见解，告诉他们说… …整个中东,包括波斯湾在内,需要在伊拉克边界上加以防御,而且必须同当地武装力量取得合作,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艾登要保护英国的石油利益和交通运输,不再像在伊朗那样受到威胁。
但艾登低估了美国人的力量，杜鲁门时代的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1年1月底，我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一封信里，要求对从东地中海到印度的整个地区的美国利益利政策进行一次检查。在过去四年间，美国的影响在一种无计划、不经心和偶然性的情况下，已在世界这一地区大部分取代了法国和英国的势力。当我们的影响增长而它们的影响衰落时，我们在那里却日益不受人欢迎。并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替代它们维持和平和秩序，而在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之间，在埃及和伊朗的民族运动同英国利益和英国政府之间，在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重大的冲突正在急速加剧。随着形势的发展，俄国有了日益增多的机会去进行它那传统的南进运动，以谋取不冻港、攫夺石油和从事挑拨活动… …我信里提到‘防卫整个地区反对侵略’意思不言而喻地是指苏联的军事侵略,包括直接以及间接通过卫星国或‘志愿军’的军事侵略”。
美国人要控制的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最关注的是“苏联的威胁”，无论是杜鲁门政府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构建的是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伊朗北部在内的完整防御系统，推翻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正是构建这个庞大的防御系统的第一步。福斯特·杜勒斯在发表电视讲话时说：“美国将不再保证支持英国的政策，如果英国的行动危及美国的利益，那么政府将形成自己的政策，东亚和南亚各国人民… …质疑殖民列强。美国也因此受到质疑，法国和英国通过北约联盟要求我们努力维护或恢复我们盟友旧殖民利益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杜勒斯也低估了纳赛尔的愿望，在杜勒斯访问开罗的时候，纳赛尔曾经十分明确地告诉他：“我不能想象自己某天早上醒来发现苏联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告诉我的人民，他们在几千英里之外有了一个全新的敌人，他们必须忘记占领他们领土的英国敌人，我将成为他们的笑柄”。
纳赛尔出生在一个社会底层的邮政工人家庭，幼年时期，埃及仍然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英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埃及政府所有部门，随着父亲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他在不同的地方体验了傲慢和报复的传统夹杂着大战时期农民的不满和中产阶级的热情。当他进入青春年华并产生政治意识的时候，他看到国王和党派之间的斗争，总是让英国政府朝秦暮楚，忽左忽右，双方的势头交替上升，混乱的埃及助长了英国的军舰外交。中学时代开始，纳赛尔热衷于政治，不失时机地大量阅读历史、政治和阿拉伯及穆斯林作家的作品。
按照他自己的回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穆斯林改革家和反帝国主义者中极具影响的人物——拉赫米·卡瓦基比——一个叙利亚人，为逃避土耳其大迫害躲到了埃及，主张复兴伊斯兰文化遗产和阿拉伯民族的光荣传统，自立自强，反对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实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崇尚重建以共同语言、信仰、历史、文化为基础的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国家，这种理念让纳赛尔树立成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梦想，他也具有抓住和引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新精神的能力。他创立了在中东地区唯一用阿拉伯语广播的“阿拉伯人之音”电台，把他激情的演说在广袤的中东大地充分传播，他希望建立自己领导的新阿拉伯世界，把分裂阿拉伯世界的楔子——以色列从中东大地上拔掉。如果说英国人是埃及的敌人，以色列则是阿拉伯世界的共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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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苏伊士运河
1947年11月29日，在犹太人复国主义集团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在联合国主导通过了分治方案，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结束了英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委任统治，打开了阿拉伯和以色列这个“潘多拉魔盒”，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愤怒，于是被称为巴勒斯坦战争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为了能够参加战斗，纳赛尔提前从参谋学院毕业，前往加沙。面对以色列的强大火力，埃及的军队变得毫无组织，士气低落，许多军队缴械投降，但是纳赛尔镇守的法鲁耶顶住了以色列的强大攻势，他用包括厨师在内的100名后备人员，经过5小时的激战，打退了以色列的军队，一战成名。纳赛尔成功了，但是阿拉伯联军失败了，纳赛尔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大国在战争及解决争端的进程中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广泛施加影响，造成阿拉伯国家四分五裂，决定了他们的挫败。
埃及、伊拉克和大约旦这三个当事国都处在英国的军事和经济掌控之下，英国在这些国家驻有军队、建有基地，并且控制了这些国家的武器供应。英国是伊拉克和大约旦国王的保护者，他们把自己能保住王位归功于英国的权势，埃及国王法鲁克尽管不情愿，却仍然依赖英国维持埃及的现状。在纳赛尔看来要赶走英国人，必须首先打倒它在埃及的社会支柱法鲁克王朝。他创建了“自由军官”组织，经过三年的养精蓄锐，1952年发动了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
但是纳赛尔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到处散发着英国殖民味道的埃及，七万五千名英国士兵带着价值五亿英镑的装备仍然在苏伊士运河区耀武扬威；更令人沮丧的是从1882年英埃战争开始，英国人就一直是埃及的保护国，英国人已经把埃及打造成农业原料供给地,成为一个专门生产棉花的国家，30%以上的可耕地都种上了棉花。朝鲜战争时期埃及棉花丰收，埃及本可以因此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法鲁克王朝留下了3800万埃镑的赤字，纳赛尔不得不以高价收购大量没有售出的剩余棉花。
纳赛尔执政后提出的六大施政目标中的第一个，就是“铲除帝国主义”，赶走英国人。面对强大的英国，武力驱赶显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当纳赛尔接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3年5月来访的计划时，纳赛尔接受了英国《观察家报》驻开罗记者的采访，他巧妙地向英国政府发出了和谈的信号，他说：允许一定数量的英国技术人员留在苏伊士运河区，但前提是英国不要试图以此作为占领埃及的借口。
英国人似乎心领神会，接受了纳赛尔的建议。但是不巧的是富有灵活性的外交大臣艾登此时正在饱受胆结石手术失败后的痛苦，丘吉尔痛恨放弃埃及的想法，试图采取强硬的态度。1953年4月28日,他安排驻埃及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和驻中东地面部队总司令罗伯逊将军在开罗与纳赛尔进行谈判。
虽然名义上史蒂文森是领队，但是核心人物是罗伯逊，他是一名沉着而又聪明的军人,在柏林封锁期间,他作为英国驻德国的主要代表曾经机智地发挥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作用。
谈判之前，丘吉尔准备了一套完整的计划，这份被称为“A计划”的方案是英国在埃及运河基地留下七千名穿军服的英国人，一旦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或伊朗受到攻击或威胁时，可以“重新启用”运河基地；计划还规定在空中实行共同防御，继续保留英国在基地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年初访问美国的时候，他还专门同艾森豪威尔讨论过这套计划。
但是纳赛尔坚持只有英国接受了军队完全撤出的原则后才能开始讨论细节问题，基地的军事指挥权必须回到埃及。在纳赛尔看来，穿军服的英国技术人员的继续存在绝不是英军的完全撤出。纳赛尔于5月6日中断了会谈，他宣布:“我们不准备浪费时间”。
丘吉尔不知道纳赛尔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支持，他非常生气地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埃及独裁当局断然中止同英国进行的讨论。这一举动恰好是在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埃及时采取的… …如果因为美国的纵容,（让埃及人）将口头威胁变成实际行动,那么,流血事件很可能会产生。英国对此概不负责”。
经过半年的谈判，1954年10月19日，英国和埃及就苏伊士运河最终签署了协定，废除了1936年条约。新的协定规定英军在此后约20个月中分阶段从埃及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基地的现存设施在英军撤出后由埃及控制。基地至少要由1200名英国文职技术人员维持使用7年。
在此期间，如果出现了对埃及或加入阿拉伯共同安全条约的任何一个阿拉伯签约国以及土耳其的武装进攻，英国军队就可以重新占领并使用基地。签字仪式结束后，纳赛尔宣称：“英埃关系中丑恶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正书写新的一页…现在，英国和埃及没有任何理由不在一起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两个星期以后，美国同意向埃及提供4000万美元的援助，英国宣布重新向埃及转让武器。纳赛尔实现了他伟大的民族独立目标。英国军队在持续占领埃及72年之后,终于承诺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