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范围加大，棍棒加粗
这轮制裁中，美方的新技术领域变成了医药和AI。
在医药领域，美方的制裁以军事医学科学院为核心，覆盖了11家研究机构。为了确保美国能彻底制裁军事医学科学院，美方把所有可以被翻译成“Institute”的院所都写了进去，甚至包括“军事兽医研究所”和“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说法，此次制裁针对这些机构开展出口管制，因为他们涉嫌使用生物技术支持中国军方，并帮助开发了“脑控武器”。然而美国商务部并未给出具体的技术应用，军事医学科学院本身也是解放军最高医学研究机构。
国际上的贸易制裁，至少需要“行业矛盾”做由头，美方的制裁，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比起针对军方院所的“无事生非”，美方针对AI领域的制裁显得“更有条理”：美方列入“军工复合体名单”的企业中，除了商汤之外的“AI四小龙”被全部打包；大疆生产无人机；美亚柏科有公安大数据合作；东方网力业务则集中在安防人工智能平台领域。
借助AI系统和大数据支持，使用无人机监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恰恰满足了西方语境下利用科技进行压迫的“警察国家”形象。美方这回给出的理由也变成了“监视少数民族”，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案》，全面禁止美国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
不过美方的实际诉求，可能不是“制裁”，而是“伤害”。发布制裁期间，旷视和云图都在今年三季度提交了科创板上市的注册文件。商汤原本准备港股IPO，受到同等制裁后也被迫推迟上市。至于尚未被制裁，只是被媒体吹风的药明康德，一日之内港股跌幅超19%。
针对投资市场狙击中国，才是美方制裁AI企业的核心。
如果进一步对比美方对军事院所和企业制裁措施的差异，就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依旧利用制裁大棒威胁中国。但是与传统的贸易出口管制相比，美方的制裁呈现了进一步的分化：
一方面，他们用进出口管制“断供”科研物资，逼迫院所就范；另一方面，他们持续对中方资产“去美国化”，并尽可能在金融市场上制造障碍。
仅从当前的局面看，美方已经把规则允许的制裁做到了极致。
02
商务管货，财政管钱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喜欢在制度内做文章，依赖大量的行政指令，这种执政风格，也延续到了美国对华的贸易制裁上，如果能理解美国制裁的制度框架，就能理解拜登政府究竟想对中国企业做什么。
美国的贸易制裁执行，一般分属四个机构管理：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和财政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中，涉及到商务部和财政部的制裁最为普遍。国防部虽然也有出现，但是频率很低，国务院则基本不属于对华制裁的体系内。
这是因为国务院管辖的制裁名单，主要是国际安全及防核扩散局的防扩散制裁名单（ISN），以及国防贸易管制局的ACEA禁止名单。
前者针对的是可能的核扩散活动；后者针对的是可能的国防物品/技术出口。中美贸易摩擦冲突烈度焦点不在国防领域，因此国务院很难下场制裁中国。
与中国相关的制裁中，美国国防部的作用是“带头列清单”，将中方企业定性为“中国军事公司”。这份“中国军事公司名单”会交到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财政部根据名单企业带来的“投资风险”进行政策答疑。
也就是说，上了财政部的投资“黑名单”，就可以认为告别美国股市，中国三大运营商退出美股，遵循的就是这套体系。
前文中提到的AI企业制裁，适用于美方的非SDN中国军事公司名单（NS-CCMC List），企业被纳入60-360日之后，需要剥离相关投资。对于需要上市筹集资金的AI企业而言，这显然是一种重大打击。
（截图显示的名单针对的是范围更广的“中国军工企业”，但是实施方式大同小异）
商务部涉及的名单，以贸易领域为主，读者比较熟悉的是实体名单，由工业与安全局（BIS）
管理。登上名单后，中方企业的进出口需要额外申请许可，如果需要产品受到美国管制，则无法完成贸易活动。
除此之外，美国商务部还有一份“军事最终用户名单”，目前中方涉及59家企业，制裁措施也与实体名单类似。
结合中文媒体经常出现的财政部和商务部制裁，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商务部偏向贸易制裁，财政部偏向投资制裁；商务部制裁集中，财政部制裁更分散。商务部制裁过后，机构会遭遇供需问题；使用财政部制裁，美方成本更低，企业投资压力更大。
03
双倍制裁，效力减半
虽然制裁措施十分详细，但是美方现在的问题是：长期的制裁，真的有效吗？
以商务部主导的进出口制裁为例，这种制裁由于针对实物，最大的冲击就是短时间内引发的物资短缺，或者产品积压。但是长时间的物资短缺，会不可避免的引发对特定物资的规避或者替代，企业的产品积压则会引发转口贸易，让产品通过第三方渠道进行流通。
中方针对这种制裁的应对中，最近的案例就是光伏行业。隆基股份在美方传出“亚洲光伏制造商”调查的传闻后，高层很快就在投资者会议上指出，公司正在积极研究沙特、印度和美国本土的建厂，利用外部政策转移压力。
除此之外，大量的中国企业在贸易战期间利用东南亚企业建立公司，通过转口贸易输出产品，物质上的制裁，已经名存实亡。
也正是由于物质制裁的乏力，美方的制裁方向，已经从物质制裁转移到了金融制裁。由于美方在投资市场和货币流通上占据主导，美国政府只需要利用官僚机构就可以干扰投资风向。这种不对称的单方面精确制裁，也对被制裁方造成了很大压力。
然而金融制裁的问题在于，单方面的长期制裁，会降低被制裁方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存度。但是美国能够实施制裁的前提，就是被制裁者严重依附于美国金融体系。长时间高密度的制裁，会导致企业资本退出美国金融体系回归本土，对美国投资市场而言，这显然是一种慢性自杀。
自2014年以来，美方对俄罗斯制裁就包括俄方高管、能源公司、金融机构、军工企业等领域，俄方只好转向新兴国家市场，创建国家支付系统等方式维持生存。尽管俄罗斯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俄方对美交易依赖逐步降低，形成了一套自循环体系。
颇为巧合的是，美方对中国科技企业围追堵截，也让这些企业不约而同的回到了科创板，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美方历史上执行的种种制裁措施来看，制裁能否成功，重心在于被制裁国家感受到的“压强”，而不是美方政策上的“压力”。如果美方的打击方向足够精准，被制裁国家会在行业经济的关键节点上崩溃。如果被制裁国家被制裁的领域太宽，覆盖范围太大的话，再大的压力也会被均摊。美方“AI+医药”的捆绑制裁政策，就已经出现了“压强减小”的现象。这恰恰是中方企业翻身的机会。
归根到底，制裁也像战役，“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忙着圣诞节前，四处挥拳的美国政府，正在浪费自己所剩无几的精力。但是在70年的那场战争中，战事并没有因为“圣诞节的大兵想回家”而结束，70年后没有硝烟的战场，似乎也在遵循同样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