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73年2月17日晚11点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当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幽默而又尖锐地责斥美国直至现在还对中国继续“门户封锁”，制裁禁运。毛主席说：“你们的总统又好像把中国的长城搬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编者注），我们两国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第469-470页）
这里，毛主席尖锐批评美国不应当继续搞“门户封锁”，要点有三：
一是现实：美国总统1972年就访华了，为什么“又好像把中国的长城搬你们美国去”，那是加固“门户封锁”；
二是结果：致使直至1973年，“我们两国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
三是希望：我们中国希望，中美两国贸易“要逐步发展”，这才有利于两国人民。
这就表明，美国一贯地顽固地对中国实行“门户封锁”，毛主席坚决批判和反对美国对华封锁禁运，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坚持独立自主为前提，对外开放，不是什么“闭关锁国”。然而，近些年以来，中国各路“精英”却动不动就诬陷毛主席搞什么“闭关锁国”。那个自称毛主席“通讯秘书”（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一职务）、非毛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胡说什么：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闭关锁国的‘乌托邦’”，“把自力更生搞成闭关锁国”，“最后走到一条封闭的道路，闭关锁国。这当然是一条绝路，再也走不下去时，我们才回过头来，另辟大道，实行改革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毛泽东秘书手记》第420页）完全是胡说八道，纯粹颠倒逻辑，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明明是美国对华一直奉行“门户封锁”，有针对向社会主义国家禁运的巴统协定为证；明明是毛主席一直揭批和反对美国对华“门户封锁”，怎能反倒诬陷毛主席“闭关锁国”呢？
因此，这就有必要梳理一下毛主席是如何一贯地、持续地责斥、揭批和反对美国对我国封锁禁运，并与这坚决了长期的斗争的。
毛主席一生，都是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改善民生，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自准备建国起，到他去世，他无数次表达过反对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笔者目力所及，就有以下几次在文献里有所记录：
1949年5月28日，毛主席在致电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主要负责人电中，要他们“预筹对策”，“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02页）
毛主席在这里命令各野战军，要严防帝国主义国家可能联合对我国沿海实行军事封锁，将经济上的“门户封锁”同军事上的“海上封锁”结合起来，必须“预筹对策”，“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
1949年8月3日，毛主席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针对艾奇逊这一言论尖锐地指出：“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毛主席说：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9年里，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但美国作梦却不曾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居然迅速渡过长江，并很快就解放南京，攻克上海、苏杭。毛主席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开放着，第一条神圣的原则（指‘门户开放’）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后，现在却被人用美国军舰和军舰上装的大炮，实行另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07页）
这就是说，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恼羞成怒地宣告要把过去对华实行的“门户开放”的神圣原则，变为“实行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和裁制。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庄严宣告：“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美国制裁封锁我们“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6页）
毛主席在这里深刻指明，美国对华禁运封锁的罪恶目的，就是“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就是把中国遏死、困死、灭掉，一句老话：亡我之心不死。
1956年2月10日，毛主席对泰国朋友充斥美国在我国周边“造了一道墙”，妄图阻断中国同墙南各国进行贸易。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愿望是两国关系友好。美国提出的口号是反共、反中国，在这里造了一道墙，但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墙南各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使这些国家的大米、橡胶卖不出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册第525页）
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谈到中美两国日内瓦谈判谈什么时说：“谈判的题目是：平民遗返问题，解除禁运问题，人以往来问题……”“禁运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不解除禁运，我也睡得着，吃得饱。我们可以等六年，等十一年。到那是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我们赶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天天要他们解除禁运，但是他们不解除。结果，就会使美国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切事由都抓在我们手里，都抓在我们朋友手里。”（《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9、146页、147页）
这里，毛主席连说两遍：“我们天天要他们解除禁运，但是他们不解除。”这又是为什么？只因美国是全球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是全球头号霸权主义，它的历届政府一脉相承，经济制裁、军事围困则是其实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利益的工具。
1957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见捷克朋友说：“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东西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和它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册第125页）
这是毛主席特有的幽默，既然美国已下定决心对我们封锁禁运，我们天天反对也没有用。那么，就让它搞吧，对封锁禁运这个事情要能够辩证地看待，既要看到“门户封锁”会对我国造成困难，也要看到它还有好处的方面。所以毛主席的意思是等到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什么渐渐都能自己生产了，什么都有了，美国人的“封锁禁运”自然而然就会无效化。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对的。
1958年9月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说：“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对我们利害关系怎样？我看，对我们利益极大，我不感觉禁运对我们有什么不利。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应得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0页）
1960年10月25日，毛主席同斯诺谈话说：美国“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一样……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是对我们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2页）
1962年9月29日，毛主席会见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高兴地称赞他们偏不信邪，“第一个突破美国的禁运”，同中国做生意。他在1962年年9月29日，会见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时，高兴地说：“我们是两个友好的国家，两国人民友好，政府也友好，两国在经济贸易交往上也不少，你们是第一个突破禁运卖橡胶给我们的国家。”（《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161页）
1963年8月9日，毛主席会见非洲朋友，提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四项条件”之一，就是“取消美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他说：现在美国还占领我国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美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5页）
1964年1月12日，毛主席在《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中说的：“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5页）毛主席又说：“美国到处横行霸道”，“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第441页）。这里讲的“要用文的”，主要就是封锁制裁。
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尖锐指出，希望法国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坚决反掉。他是这么说的：中法两国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第二，使两国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来往。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质也反掉。现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质，战略物质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还什么不做点生意呢？”毛主席还说：“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他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相信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大国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0、371页）
已如上述，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幽默而又尖锐地责斥美国，时至今日，还继续“门户封锁”。他说：“你们的总统又好像把中国有长城搬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编者注）我们两国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第469页）
由此可见，美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主义”，要在全球争夺霸权，维护霸权，靠什么呢？无非是一靠军事打击；二靠经济制裁。封锁、制裁是它挥抚不停的霸权武器，妄图将其“遏死”、当今美国，制裁上瘾，不制裁别国，就不能活命。这是其帝国主义的逻辑必然。毛主席建国后就一直地揭批和反对美国对华“门户封锁”，领导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美国就是不肯”，甚至尼克松访华还“把中国有长城搬你们美国去”，加固对华“门户封锁”。这就致使时至1973年“我们两国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
怎么能无视历史真实，诬陷毛主席在共和国前三十年搞“闭关锁国”呢？这岂能颠倒黑白，倒因为果，把美帝国主义20多年顽固推行对华“门户封锁”，“对实行叫我们死”的霸权主义罪责甩锅到中国？这难道不是为美国帝国主义开脱罪责”？
其实，毛主席革命的一生，是在“反、帝、修”的严厉封锁制裁并与之进行顽强的斗争中走过来的，吃过封锁禁运的苦头，比谁都大，认知“门户封锁”要不得，比哪个都深，所以，他在建国之后，一直主张对外开放，并不断开拓和扩大中国同外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流。这里不妨再梳理一下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主张向外国学习先进知识和经验并开展贸易及其他交流的思想：
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外交问题”时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友谊的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和投资等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5页）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国后党的对外方针是：“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主民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页）
这就表明，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为我党确立了对外全面开放的方针，既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又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向全世界庄严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7页）
毛主席鉴于我们刚刚诞生的共和国，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面对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于1949年12月6日出国访问苏联。经过友好而又艰难的谈判，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协定，开创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崭新局面。毛主席席此次访苏取得圆满的成功，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而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坚持国家主权上的原则立场和策略上的必要妥协巧妙结合的结果。毛主席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的：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来我们坚持两次，最后赞成了。可见，“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妥协的。我们跟就他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时的肉不是可以拿出来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1-52页）
1950年初，毛主席在访苏期间从王稼祥那里得悉德、波、捷等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后，就高兴地连忙电告周总理：“似此，除了苏联外，又有三个国家即将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页）
1950年3月10日，毛主席在对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的讲话时说：“将军当大使好！”你们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要重视调查，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是为了用，要用学到的好东西运用到国内的建设中来。”他还特别嘱咐即将赴任驻瑞典大使的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并有助于世界和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第101页）
1953年2月7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大力号召：“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明确提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为此，他回顾和总结了中华民族学习外国的历史。首先是，中国古代的学习外国。“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起后来学习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从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其次是，中国近代的学习外国。鸦片战争以后，“从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期，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他高度赞扬“那一次学习，对于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现在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批宝贵的遗产。”其三是，现在的学习苏联。他说：“我讲的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差得远的。”他号召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应当采取真心实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一切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学习。对于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4页）
在这里，毛主席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须要相结合，阐明要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经验的高潮，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一切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学习。
1954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讲话》，谈及国际形势时说：“这个局势是很有希望的。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是一种很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比如丘吉尔在华盛顿同美国会谈，他们发表了联合宣言，写了六条，就不能不写那个第一、第二条，这两条就是要跟我们拉手。这是艾森毫感威尔答应了要拉手。对什么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拉手，他们说要有确实的保证，有很好的行动。我们有五项基本原则，那不是很好的保证吗？我们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不是很好的行动吗？所以……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3页）
1954年8月24日，毛主席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落后，但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有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平和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防碍经济建设的……至于建设近代化国家，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要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同意的，对不对？”（《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0页）
1955年3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说：我们这样一个国民经济原来很落后的国家，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就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主民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0页）
1955年5月26日，毛主席在接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时指出：“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1页）
1955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同日本议员访华团的谈话时说：“你们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是落后分子。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地球转得快，太阳刚出来一会儿就落啦。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3页）
1956年4月25曰，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有一大“关系”，即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此，他令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他尖锐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只是，“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行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43页）这是全面开放的方针。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深刻地阐明了文化上对外开放的方针，既批判了“全盘西化”，又否定了虚无主义。他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式样的，总不能把那个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袍子穿起。”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要把外国好的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7、81页）
1956年国庆节的深夜，毛主席会见杜克洛率领的共产党代表团，双方就曾对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作过长时的而又重要的交谈：毛主席说：“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杜答：“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像的会早一些。”毛主席又问：“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杜答：“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毛主席说：“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说：“现在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毛主席又说：“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杜说：“我们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毛主席连忙说：“请帮助。”（《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3页）这就清晰表明，毛主席对扩大对外开放，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从各方面去找，只从一方面去找，就单调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2页）
到了1958年，毛主席进一步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外国，提升到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高度。这就是他在“一五”计划的批语中所指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因之，当“大跃进”中出现关门主义倾向时，毛主席就斩钉截铁地指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这个至理名言，邓小平后来就多次引用。毛主席接着指出：“在与自然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1、72页）
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突然同中国“脱钩”之后，果断地把对外开放的重点转向西方，明确提出：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这就是他同尼泊尔总理柯伊拉纳谈话时说的：“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就要向他们学习……我不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反对帝国主义那些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他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8-159页）
1963年7月22日，他在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左派希尔夫妇时说：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技术，比如我们，现在就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包括日本和英国，向他们学技术。（转引自《毛泽东邓小平与对外开放》第118页）
1963年8月13日，毛主席审阅并多次修改中央书记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在加写了一段精辟的历史总结中尖锐提出，我国“如果是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要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59、1361页）
1970年6月24日，毛主席在同苏丹贵宾谈话时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引进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06页）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得悉尼克松可以来访华在会见老朋友斯诺时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些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来北京，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何必那么僵着。”又说：“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别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第166页）
这就促成了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突破，再加上在此前后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及实现日中关系的正常化，从而开创了世界外交的崭新格局，为“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中国之国门，是可以从内部自己关着，也可以从外部被别人封锁。上面两个方面的“梳理”清晰地表明：毛主席的对外方针是对外开放，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又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而中美两国“现在贸易少得可怜”，那是美帝国主义长期对华“门户封锁”的结果；不是什么中国“闭关锁国”；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同美帝国主义“门户封锁”不屈不挠地斗争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不断开拓和扩大对外开放的三十年。
还是邓小平那句天公地道的话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文选》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