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地理为主线，
聊一下近代日本国运和军队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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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攻拿破仑的历次战役中，1812年是转折点。
库图佐夫指挥俄军烧掉莫斯科，导致拿破仑的军队得不到补给，最终在寒冬中饥寒交迫，被以逸待劳的俄军追杀，拿破仑大败回国。
此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出任反法同盟的盟主，并且以反法联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俄军西征，直到攻陷巴黎雄视欧洲。
那时候的俄国跺跺脚，欧洲都要抖三抖。
虽然俄国在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和奥斯曼帝国围剿，导致稍微损伤一些国力，但俄国的底蕴太强了，英法不相信仅仅在欧洲围堵，就能困住强大的俄国。
于是英法想在东亚选一个国家，做为自己的盟友，堵在俄国的东部。
换句话说，英法要在东亚搞均势战略。
而这个制衡俄国的盟友不能太强大，要不然崛起之后容易噬主，但也不能和非洲国家一样太弱小，那就起不到制衡的效果。
经过反复考量，英法选中了日本，不过法国支持的是德川幕府，英国则支持倒幕派。
要说法国也挺可悲的，在北美洲因为宗教问题错失良机，在日本又选中穷途末路的德川幕府，每次都坚定的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法国输给英国，真的不冤。
正因为有英国的幕后支持，才有了伊藤博文、井上馨、大久保利通等维新志士到英国留学，见识了日不落帝国的繁荣强盛。
也正因为认英国做爸爸，日本才有机会开始“殖产兴业”的工业化进程。
1873年，日本在“废藩置县”后，大久保利通制定新的土地税法，通过确定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让政府和土地发生直接联系，日本政府便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
而这部分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做为国家资本，被用来投资各项国家工程。
比如铺设铁路、修建公路、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币、整训军队等等。
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投资了造船、煤矿、铜矿、军工、纺织和啤酒等20多家近代企业，并且聘请数千名外国专家，进行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让这些企业直接成为日本的制造业标杆。
其实这些企业类似于中国的国企，在日本工业化初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在世界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崛起越早的国家，本国资本家的力量越强，很容易对落后国家和资本进行降维打击。
而参与工业化越晚的国家，由于本国资本家的力量太薄弱，可调动的资本也不够，便容易出现保守的心态，心甘情愿做外国资本的跟屁虫。
所以落后国家想完成工业化，国家用行政力量以及雄厚资本，主导一段时间的产业投资，便是必经之路。
日本、苏联和新中国，都有一段国有化的时期。
如果这些国家开始就用私人资本，大概率不能快速崛起，甚至不可能完成工业化。
也就是说，日本学习英国，但没有全盘接收，而是改造成“修正资本主义。”
但国家资本创办的企业，往往效率不是太高，这点我们都无须讳言，毕竟不用到市场里竞争搏杀，便不用追求生产效率，而资本的核心要求就是效率和增殖。
那么在国家工业化有初步起色之后，国家资本就要退出某些领域，让相关产业进入市场竞争，然后淘汰落后产业和产能，达到资本效率的最大化。
这样对国家非常有利。
于是进入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把很多国有企业，低价卖给私人，培养起大量的民营资本家。
其中资本最雄厚的称之为财阀，如三井、三菱等家族。
财阀的实力雄厚，很容易侵夺国家的权力，那日本为什么要培养财阀呢？
其实还是效率的问题。日本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但问题是民间小型企业的效率也不高啊，于是为了兼顾市场和效率，日本便选择了财阀的路线。
而只要把财阀绑定在国家的战车上，那些财阀的企业，其实就类似于民间的国企。
伊藤博文就和三井家族说：
“我们不会苛刻，贵公司可以用成本价取得煤炭，再用它发展你们的事业吧。”
直截了当，一点都不含糊。
所以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日本工业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远比世界平均3.5%的增长率要高效。
到1900年，日本便修成5500公里铁路，而和铁路相关的钢铁、煤炭、运输、机械制造、纺织等产业也水涨船高，尤其是纺织产品，运到海外可以和欧洲产品竞争市场。
于是日本逐渐有了“亚洲工厂”的称号。
总而言之，在英国的荫蔽下，日本避免了被殖民的命运，还争取到改造国家的窗口时间，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强国，也是截至“二战”前，最后一个赶上工业化列车的国家。
之所以要加个“二战前”，是因为在二战后，中国在苏联老大哥的照顾下，完成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化任务，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弯道超车的国家了。
所以说，失败的理由千奇百怪，成功的道路极其相似，想得到世界霸权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你必须有可利用的价值，而且还要处在关键的地理位置上。
从这方面来看，每个崛起的国家，都是历史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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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是日本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样也决定了日本的最终走向。
做为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属于地小物贫的国家，如果始终停留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前途。
要想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家，甚至是保障国内经济循环，日本都必须和英国一样，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陆海军，开拓海外的势力范围。
而在“二战”以前，丛林法则是世界各国的潜规则，只要国家的实力足够，就能到国外抢夺殖民地，其他强国非但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反而要求分一杯羹，有钱大家赚。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开拓海外殖民地，其实是国内政治家的共识。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日本只有两条出路：
其一是向北进攻朝鲜，然后以朝鲜为跳板，吞并中国的满蒙地区，进而攻占华北和西伯利亚。
其二是南下占领台湾，并且以台湾为基地，夺取中国的江南地区，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国。
那个山县有朋就直言不讳的说：
“朝鲜应该属于日本利益线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在于保护日本的主权线。”
这个想法，类似于俄国一直追求的地缘缓冲范围，一旦出现国家安全危机，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不必在本国的核心地区开战。
为了开拓海外殖民地，并且建立国家的地缘缓冲范围，日本在数十年的“明治维新”时期，资金不停的向军队倾斜。
1873年，日本建立财政预算制度，同年就公布了第一个财政预算表。
在这份财政预算表中，军费是1000万日元出头，占财政总支出的17.1%，比例相当的高。而到了1883年，军费增加到1900万日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3.5%。
再过十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军费是2280万日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7%。
短短20年时间军费翻倍，这速度相当恐怖了。
军费虽然暴增，但日本的财政收入却没有翻倍，1873年的财政收入是7000万日元左右，1893年也就增长到8900万日元出头一些，其中70%以上是地税。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把本该用到民生领域的资金，转移到军事上，用来发展军工产业、招募士兵、培养军官等等。
即便是建造电话电报、运输、铁路等产业，日本的最初目的，也是用来为军事服务，比如电话电报能传递军情，铁路和公路可以运送兵员装备。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得到清朝2.3亿两白银的赔款，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3.6亿日元，其中的3亿日元用在军事上。
前些年公知说，日本把赔款用在教育上了，其实都是鬼扯的，一个字都不能信。
而资金向军队倾斜，必然导致发展不均衡。
我们在前文说，1873年的军费是1000万日元，而那年日本文部省申请200万来推行学区制，结果大藏省只批了100万，司法卿申请90万日元经费，到手只有45万。
军费比其他部门经费的总和，都要多几倍，这样的国家发展怎么可能健康？
当然了，日本搞工业化增强国力，初衷就不是改善人民生活，而是要打仗的。
那除了地理环境的制约，日本想发动战争，还有什么原因嘛？
当然有。
明治元勋们认为，日本屈服于欧美列强，实在太不甘心了，必须“失之于西洋，取之于东洋”，用满蒙和朝鲜的利益，做为自己屈服于列强的补偿。
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说的就是日本阴暗的国民心理。
不过日本牺牲国家整体进步，起码打造出战斗力不错的陆海军，但军队成型之后，问题随之出现了——军队只听天皇的命令。
早年间山县有朋规划日军指挥系统时，刻意让军队脱离政府和国会的监督，并且设立参谋本部，直接对天皇负责。
于是日本军队成为相当独立的单位，除了天皇以外，再没有人能直接指挥军队。
这样做的好处是，军队可以避开其他干扰，保证军令畅通无阻，尤其是战争时期，军令畅通能极大提高战胜率。
但问题是，军队也需要制衡啊。
当军队做为独立单位，不受政府和国会制衡的时候，日本便出现天皇一人面对整体军人的局面。
如果日本天皇是战争狂人，那么天皇和军队的合体，直接就是一部战争机器。
而反过来看，明治维新时期制定的宪法，赋予日本天皇神一样的地位，拥有世俗世界的绝对权力，如果天皇不喜欢战争，军队通过巨额军费培养的实力，也足以裹挟天皇，进而裹挟整个国家发动战争。
所以日本天皇和军队的关系，类似于崇祯皇帝和朝堂文官的关系。
失去魏忠贤制衡的朝堂文官，和失去政府制衡的日本军队，对于皇帝的命令，其实处于可听可不听之间。
至于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不听，要看命令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利益。
“二战”前后日本军队独走，绝对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地理决定的日本出路、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权结构，共同在日本种下的荒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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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各国在战场上生死相博，资金和生产力向战争倾斜，导致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减少。
但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是稳定的，于是便给亚洲国家送来机会。
中国在“一战”期间轻工业涨势喜人，面粉和纺织品大量出口，日本的出口额更是从14亿增长到68亿日元，结果国内冒出一堆暴发户土老板，即便是公司的普通白领，平均收入也比战前增长4倍。
可谓是欧洲的大炮一响，给日本送来黄金万两。
但是为满足战争期间的订单，日本大量招收工人搞生产，导致人力成本提高，进而引起出口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战争时期产品稀缺，市场还能容忍，等战争结束欧美国家缓过来，直接把物美价廉的商品铺满市场，谁还要死贵的日本货啊。
于是在1920年，很多公司的市场份额减少，不得已大量裁员，紧接着便是股票跌落和银行倒闭。
日本短暂的黄金岁月结束了。
经过两年时间的经济调整，日本稍微能喘口气了，又在1923年遇到“关东大地震”，东京死亡10—20万人，城市变成一片废墟。
1927年，日本刚爬出经济困顿的大坑，还没站稳呢，由于金融系统的贷款坏账问题，台湾银行出现挤兑危机，无奈之下关门休业。
台湾银行省事了，但挤兑危机蔓延到其他银行，引起全民性金融恐慌，日本政府被迫宣布“三星期内停止所有账户往来”，准备想办法救市。
这次金融危机尚未结束，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来了……
整个1920年代，日本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和一战时期的美好生活，仿佛是两个世界。
经济危机的后果非常严重。
女工离开纺织工厂之后，为了谋生而去出卖肉体，男性白领没有出卖肉体的条件，便想回到农村生活，然而农村的经济也不景气，农民早已被高额田租，折腾的苦不堪言。
整个日本民怨沸腾。
日本人希望救世主降临，拯救这个黑暗的世界，顺便对自己的苦难做出补偿。
由于长久以来的舆论宣传，军队便成为日本人最佳的精神寄托，可问题是，大部分军人也来自农村，农村经济不景气，让军人也一肚子怨气。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日本变成现在的样子，都是财阀资本家的问题。
事实上，财阀确实有问题。
日本最大的八家财阀，原本就占私人资本的20%，1927年的金融危机中，这些财阀又利用雄厚的资本，低价兼并大量企业，并且逐步控制日本金融。
这么来看，日本军队的感觉并没有错。
独立的政治地位、凋敝的国民经济，以及长期养成的国家主人翁意识，让日本军队产生独立的意志。
面对国家的危机，他们自愿为国家做出牺牲，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愿意做自认为能拯救国家的事。
于是日本军队接受北一辉的法西斯主义，要求日本以天皇为中心，依靠军队改革国内政治，在国外进行军事扩张，最终成为“太阳旗给全人类阳光的革命帝国。”
认定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便去实际操作了。
1928年6月，驻扎在中国的关东军暗杀张作霖，想挑起中日战争。
1931年9月，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策划九一八事变，随后关东军鲸吞中国东北。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至此，被军队裹挟的日本，彻底走上邪路。
直到中国人民的持久战和美国的原子弹，才打破日本被军队裹挟的历史惯性，也摧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强国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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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吧。
日本的地理环境，让日本成为英国的理想盟友，而数千年来深受中华文明影响却保持独立的特点，塑造了日本自卑且自傲的国民心理。
同样是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要在百年前的丛林世界崛起，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只能走侵华的道路。
不论历史上有多少偶然和巧合，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对于我们来说，日本是刻苦铭心的仇人，但对日本来说，只有侵华和给欧美做狗两个选项。
这么说不是替先辈原谅日本，而是站在21世纪的角度回溯历史，冷静客观的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
百年前的国家博弈，是用枪炮和血肉争夺国家利益，没有任何温情脉脉可言，我们现在看待百年前的事，也应该用相同的态度，千万不要让主观情绪，干扰自己的判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要警惕这个隔海相望的邻国，防止未来的日本再起野心，也要吸取日本军队独走的教训，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把枪杆子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最重要的是，哪怕内忧外患，也不能放弃民生经济。
保住了饭碗，就是保住了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