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进步,
离不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能够改正错误永不再犯的人,
便有了“不贰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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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起义部队的行军路线之后,毛泽东又在部队改正了两个错误问题。
第一个是内向的部队组织问题。
旧军队有严重的等级制度,军官每顿饭都要四菜一汤,士兵只能喝稀饭糊口。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皮鞋,士兵穿着破衣烂衫冲锋陷阵。
这种严重的等级制度,需要所谓“正统”的政府、充足的后勤保障,才能勉强维持下去,让士兵们难以生出不满的情绪,更不敢反抗不公的等级制度。
因为当所有人都生活在等级制度中,他们就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简而言之,等级制度其实是威权制度。
现在“秋收起义”失败,起义部队的官兵都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便不可能尊重领导起义的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来掌控部队。
那么以前的军队等级制度,对于起义部队来说,就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决定改正错误。
9月29日,起义部队残部到了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提出改编部队的计划。
他把剩余的1000余人,缩编为团级部队,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全团共7个连,并且重新任命了各级干部。
而在缩编部队的同时,毛泽东认为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的话,党的领导力量太弱了,必须把“支部建在连上”,才能真正掌控部队。
于是新改编的部队里,营团设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各级部队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同级党组织的讨论决定。
各级党组织的直属领导,便是毛泽东做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这样一来,部队的领导模式就成了前敌委员会——营团党委——连队党支部——班排党小组,既保证命令自上而下的贯通,又给各级部队留下民主讨论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三湾改编”后的部队,不再依赖军事主官的个人权威,而是用党组织的制度力量,把部队官兵给凝聚起来。
从此以后,我军只有叛逃的个人,没有叛逃的部队。因为没有党组织的集体决定,谁都不能给部队下命令。
除了改编军队的组织结构,毛泽东还在思想精神层面下功夫。
换句话说,毛泽东打造了“企业文化。”
这种思想精神层面的改编,就是宣布官兵平等,军官不能随意打骂士兵,更不允许把士兵当成伺候军官的仆人。
而连队以上部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可以选举有威信的士兵或者班长做主席,在部队中代表士兵的利益,不仅有权监督军官的行为,还能做党组织的延申触角,代表党组织施行部队的领导权。
于是,毛泽东用组织和文化,从各个维度团结了部队官兵。从此以后,我军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雄师。
改编部队的时候,余洒度、苏先骏等军官,不愿意放弃等级制度中的特权,经常散布“革命即将失败”的言论,严重扰乱军心。
毛泽东便召集全体官兵开会,站在高台上给大家讲话: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怕什么呢?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有两把菜刀,还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站在台下听讲的谭政,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短时间内,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部队中,建立了自己的信仰。
军队领导人在部队建立起信仰,部队便有了灵魂。改编前部队那种散乱崩溃的错误,也就被毛泽东改正了。
正是毛泽东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才有了起义部队的新生。
第二个是外向的部队纳新问题。
在三湾村的时候,毛泽东就知道王佐和袁文才,和同志们说:
“我们要和地方部队结合起来,一来可以请地方部队照顾伤病员,二来可以发枪给地方部队,他们壮大起来,等同于我们壮大起来。”
毕竟大家都是一家的嘛。
我们现在说起来,这都是正常的,但在那个年代却是稀罕事。
以民国军阀部队的尿性,遇到比自己弱小的部队,杀掉军头兼并士兵才是常态,能高抬贵手就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想要枪?做梦去吧。
事实上,起义部队的同志们也是这个意思,反正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不强,直接攻进去兼并就行,干嘛花心思搞团结,这不吃饱撑的么。
毛泽东大怒,把提这种意见的人批评一顿,表示不能用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争取改造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让他们成为和我们一样的革命武装。
因为兼并弱小部队是军阀的错误政策,如果遇到一支部队就想兼并,全中国的部队那么多,你得兼并到什么时候?
更何况,当一支部队有了兼并的惯性以后,各级军政干部便要出现拥兵自重的军阀思想,想让他们无条件的支援友军,就会特别困难。而且全国的其他部队,也会对我军产生不信任感。
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
军队分裂,终有一日变成派系林立的翻版国军。
军队到处树敌,再也不可能和其他军队合作,反而会因为其他部队的仇视,被全国军阀联合起来围殴致死。
大家肯定想到了,这不就是蒋介石的结局么?
国军军官的权力地位来自部队,于是就有了“友军遇难不动如山”的传统,解放战争时期经常被我军围点打援。蒋介石想兼并张学良的东北军,结果张学良发狠,在西安活捉蒋介石。
如果领导人的眼光局限于嫡系部队,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仅限于嫡系部队。
如果领导人的眼中有星辰大海,那么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会辐射到星辰大海。
照顾嫡系部队的蒋介石是作茧自缚。
要求团结友军的毛泽东是藏天下于天下。
毛泽东团结王佐和袁文才的做法,不仅是改正同志们的错误,也是在改正蒋介石的错误。
所以在10月6日,毛泽东亲自约见袁文才,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且送给袁文才100多支枪,让他扩充队伍,以后并肩作战。
感受到毛泽东的诚意,袁文才也特别够意思,当场赠送500大洋,让毛泽东给部队改善伙食。
随后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毛泽东见到王佐,经过几次交谈,王佐开始佩服毛泽东,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和他交谈一次胜读十年书。
就这样,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并且向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里,派遣大量政治干部,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王佐和袁文才的封建绿林部队,也被改造成党组织领导的无产阶级部队。
这个错误问题,毛泽东改正后也没有再犯过,于是才有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成建制起义,进而在朝鲜战场为国征战。
很多事情啊,出发点不一样,结局自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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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说作战的错误问题。
1927年11月,毛泽东命令部队下山攻占茶陵,因为脚上有伤行动不便,毛泽东就没有亲自指挥作战。
部队下山以后很顺利,稍微打了两仗便占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毛泽东委派谭震林做主席。
由于是第一次组建政府,所有人都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粗糙的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等等。
至于如何守城如何作战,茶陵的同志们基本不懂,结果没过多久,敌军派重兵来攻茶陵,谭震林等人只能放弃县城撤退。
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决定叛逃,甚至想用绕道回井冈山的名义,骗部队向敌军的营地行军。
一旦到了敌军营地,叛徒们就要升官发财,战士们则被解除武装,对于革命队伍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还是毛泽东连夜下山,追回部队处决叛徒,然后回到宁冈县砻市镇。
也就是在砻市镇,毛泽东踏踏实实的做了一回教员。
他召集部队各级干部开会,问他们在茶陵打的怎么样?各级军政干部能说什么,都被人打出茶陵了,当然打的不好喽。
听到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便开始教育他们:
“旧军队的战术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其实打仗和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赔本不能干。现在敌强我弱,我们要有新战术。”
那什么是新战术呢?
毛泽东说了,以前井冈山有个土匪,官兵围剿几十年都没成功,他的成功经验就一条,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现在我们要学习土匪,不仅要会打圈,也要会打仗。
所谓打圈,就是运动起来绕圈子。
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攻,我们就带着敌人绕圈子,等其弱点暴露出来,便要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将其干净利落的消灭。
总而言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赔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基本理念,在毛泽东的提炼下形成了,和朱德在云南积累的军事经验不谋而合。
毛泽东改正部队战术的错误,属于主动出击,改正部队的战略错误,则是用事实来说服教育。
1928年初,湖南省委出现左倾错误,要求各地部队制造恐怖主义的气氛,并且拟定了口号:杀杀杀,杀净一切土豪劣绅。烧烧烧,烧净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子。
毛泽东感觉不对啊,土豪劣绅要有妥当的处理方法,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房子招谁惹谁了,为啥要烧掉,留着住人不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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