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编者按：
美国现在喜欢拿“与中国脱钩”说话，其实所谓“脱钩”，本质上就是脱离固有的经济模式。而这种过程我们已经经历过。建国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家躯壳，加上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锁，新中国根本无法按照“正常套路”发展经济，这就是被迫的“脱钩”，而就是从这种“脱钩”，新中国走出了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温铁军老师的团队，在近年来着力于对这种过程的研究，称之为“去依附”。作为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之所以关注这一话题，是因为新中国“去依附”的进程，与三农息息相关。
新中国在背负国民政府巨额赤字通胀负担，投资几无资本甚至负资本的绝境中，是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主权货币系统，将资本从投机转入实体，实现国家物流系统和农村剩余之间交换体系，踏出工业化第一步的？三农当时的巨大牺牲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初危机、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联？我们来听听温老师的阐释。
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接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出现了一句话，是李密的《陈情表》第一句“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讲到我们这个国家在1949年建国之初当时的情况，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危机。我们说“夙遭闵凶”指的是一开始就多灾多难，今天我们有如此全面的制造业体系，和当年一穷二白之间，应该说有着强烈的对比关系，它是怎么来的？
今天让我做农村研究的人给大家讲“国初危机”，以及“国初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催产婆”的作用，应该是合适的。我们这个团队已经形成了一部介绍国初危机的著作，叫《去依附》，已经卖了18万册，在网上还是很受欢迎的。我们把整个从民国形成大危机，到建国之初在一片困难之中，包括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中国，这样的困境之中怎么样缓过来，怎么样迈出中国工业化这一步，这些我想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中国去依附最初遭遇的其实就是满目疮痍。民国年间大家都知道，无论蒋介石的政治上如何评价，这个社会从清末开始就已经“师夷长技以制夷”，引进、消化、吸收等等，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每一步都很难成功。到民国年间，大家都知道1929年到1933年西方发生大危机的时候，直接影响的是后起国家，日本就是这场大危机中灾难比较严重的国家，于是发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
在这个期间，正好是民国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大一统”，进入工业化高涨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又因为中国不可能向外获得任何剩余来形成本国的资本积累，于是只能对内。对内就是城市的工业直接剥夺乡村，从农业提取剩余。农业本来产出就低，如果过量的剩余被城市工业提取，当然导致乡村衰败，小农破产，于是国内的阶级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阶级革命随之风起云涌。
内忧外患之际，使得民国早期在30年代开始兴起的叫做“民国黄金十年”遭遇到了难以改变的危机局面。所以不能怪前几代人不努力，只不过他们生不逢时，没有条件改变当时深陷全球生产过剩，演化为国内这场危机。
同时又由于民国改变货币制度，大家都知道1935年到1936年民国改行纸币制，放弃原有用白银做货币的制度体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1936年开始，民国逐渐陷入到通货膨胀的危机。因为纸币是靠国家政治强权，叫做法币，国家政治强权的权利有多大，向纸币系统做信用赋权的能力就有多大。客观上也因为战争需要军费开支等等，从货币发行之初就不是硬货币。随着财政不断出现赤字，基本矛盾无法改观，于是民国不断出现纸币的币值贬值的趋势，到1948年民国再度推进币制改制，以金圆券替代法币的时候，通货膨胀已经是恶性通胀了。
这里有一张票面是60亿的票子，下面写了一句，叫做折合金圆券1万元，60亿才能换1万。大家看过很多以前的黑白片，用车拉着纸币换一袋米。民国留下的恶性通胀危机，导致财政严重不能维持，军队是需要拿钱的，要发军饷的，没钱打不了仗。
刚才一位发言人曾经讲到他们的体会，我就不重复了。但总之大家注意，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形成的革命胜利，农村为什么能包围城市？刚才那位龙芯的演讲人（胡伟武）讲了，因为共产党的军队不需要发军饷，那时候我们发的是食物。
解放区货币体系靠农业产品做支撑，共产党的干部计量收入是以小米计量，给多少斤小米，以实物而不是货币，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政权和军队的开支，当然也包括，大家都知道淮海战役是被解放区的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等等这一系列。
中国的起步，农村包围城市完成的是农民革命的需要，农民革命需要就是均田免赋，免赋意味着财政没收入，均田就意味着农业剩余被农民分散占有。接着请问大家，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可能性还有吗？当我们完全实现了分散农户占有土地并且均田免赋的情况下，历朝历代农民革命的普遍要求，怎么能够支撑工业化？这是第一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