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出路何在》一文后，心情仍久久不能平复。那个留下善良愿望的少年刘学州，那个认真画着假币又拿着假币去买面条的老人郑祖龙，不时地会窜出来，逼着你想些什么。
例如，对于政府来说，如何看待这样的个例事件？从这些个例事件中，我们的政府又能汲取什么教训？这些教训又该如何转化成我们社会治理的举措？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出现了巨大困难。这些困难，是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制造反共摩擦、停发八路军全部军饷、对延安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以及延安地区行政人员大量增加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资料显示，1940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3月时，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断粮现象，不久各地普遍出现了断粮恐慌。为此，边区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
这样，为了保证1942年的供给和归还1941年的借粮，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1担=50公斤）。这个征粮额度，比1940年的9万担，整整多出了一倍还多。这就大大加重了群众的负担。
巧的是，这年的6月，先后发生了三次雷击事件。第一次雷击，击中延川县来延安开会的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身亡；第二次雷击，发生在同一天，是一位农民的一头驴被雷击死；第三次雷击，是其后不久发生在清涧县，雷击造成农妇伍兰花在山上耕地的丈夫不幸身亡。雷击事件发生后，那位农民与人说：“老天爷不开眼，咋不劈死毛泽东呢？”伍兰花则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
中央社会调查部和保卫部门闻知后，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公开处理，武兰花报经边区高等法院审批后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主席在送他的《情况汇报》中得知了这件事，对社会调查部和保卫部门进行了批评，并指示立即进行调查，同时严厉地说，随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我们随便抓人，人家骂的就有道理。当晚，毛主席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他又吩咐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武兰花带来见他。毛主席在会客室里接见了伍兰花，在与她聊天拉家常中了解了伍兰花的家庭情况：她家共有6口人，70多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娃，大的才10岁多，小的不到3岁半，家里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分了5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两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了。
毛主席了解了情况，当即对钱益民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叫的大人物！”
毛主席从群众的骂声中深刻反思，举一反三，与中央领导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由边区政府调整了公粮比例，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有力地坚持了抗日战争。
一方面，是社会管理者的站位。就是说，作为社会管理者，必须有一个爱民的立场，要站到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因为，只有站到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才真正反映了社会管理者的本质属性要求。离开了这一立场，就会违背社会管理者的本质属性要求，就要出问题。这个故事正是，毛主席以人民为中心，看到的是伍兰花“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而有关部门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到的是伍兰花影响社会稳定，是个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假如毛主席看不到那份《情况汇报》，不但伍兰花冤死了，而且边区政府的治理可能真就要出乱子。如此一件两件等等，共产党就要失信于民，被人民所抛弃。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地方为强拆而打死老百姓，一些执法者无视老百姓疾苦而致人非命，等等，都反映了一个对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央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更应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
“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另一方面，是个别事件的普遍意义。从无数的社会现象看，普遍性的东西，总是先从个别事件中反映出来。作为领导者来说，就是要善于从个别事件中去看到普遍性的东西。这个故事中，雷击死人是个例事故，骂毛主席是极个别现象，但如果不问青红皂白，简单一抓了之，就堵塞了认识问题的途径，就会导致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我们说毛主席英明伟大，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从不二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善于从个别现象中把握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毛主席正是通过伍兰花这一个例事件，发现了边区人民群众负担过重的普遍问题，及时决策调整公粮额度，并实施一系列开源节流政策，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
新中国前30年，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人民群众都在一个个集体单位里，参与生产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都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维度里生活，社会基本是和谐的，即使是有矛盾，单位亦就随时解决了。但实行私有制以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集体组织解散，人员快速性流动，资本主导市场，人们的趋利目的强力发效，社会贫富差距大大拉开，丑恶现象死灰复燃，社会管理的背阴面随之大大增加，一个村一个胡同住着，由于各奔各的日子，只闻犬声，但无往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管理者，就更应注重个别社会事件背后所拖带的普遍性问题。这也是《出路何在》一文想告诉的，我们社会治理任务任重而道远的本意所在。正是这样，此文发出后，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是反映出来你看到了，没反映出来你没看到的多了。” 多了，也不能麻木。任重而道远，需要的正是切切实实地去解决问题。
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明白，“你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老百姓就把你当仇人看。”尤其基层的领导，面对普通百姓，不需要说动听的词汇，也不需要光鲜的拍照，需要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个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医、养的保障，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保障。真诚希望我们的政府管理者，要通过像刘学州、郑祖龙等这样的个例事件，去深刻反思我们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的缺陷，不断改进我们的治理工作，真正地使人民群众享有安居乐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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