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本文来源：观雨大神经
在文章的开头，让我们先来看看拉美的一个国家。
1985年，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正受到大量的指控，随时有被法院治罪的风险。根据我们平时看警匪电影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毒枭就要开始想办法干掉证人以消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了。
然而，巴勃罗选择直接干掉法院。
11月6日，受巴勃罗收买和支持的游击队突袭了哥伦比亚司法大楼，劫持了包括24名法官和20名其他官员在内的300名人质。
政府军和游击队鏖战了两天才平息事态，整个事件造成11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和48名哥伦比亚军警阵亡。要知道哥伦比亚最高法院的法官总共也就20多名。
而大楼里储存的有关巴勃罗的大量档案和罪证则被付之一炬，所有指控不了了之。
6年后，无可奈何的哥伦比亚政府选择妥协，接受了巴勃罗提出的3项招安条件：保证他的个人财产合法化；惩办侵犯过毒贩及其家属人权的警察；允许巴勃罗自己修一座私人豪华监狱供自己居住。
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些拉美国家的缩影。在这些国家里，城里全是毒贩黑帮，城外全是军阀土匪；政府政令不出总统府，而且被各种非法集团渗透成筛子，什么都指望不上。
这类国家在我们看来基本是没救了，他们往往会陷入下面这个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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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阶暴力泛滥，各种军阀黑帮毒贩横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抢劫与掠夺。 -
面对低价暴力泛滥的困难局面，政府只好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与低阶暴力媾和，依附既得利益集团，帮着这些人一起去搜刮民众。 -
高阶暴力的堕落导致民众失去保护，他们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只能疲于奔命，互相之间无法形成基本的共识。 -
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难以维持稳定的秩序，而没有稳定的秩序就无法建立长期的生产协作关系，于是国家只好越来越穷。 -
国家贫穷又会导致高阶暴力的进一步虚弱，他们为了撑下去就不得不更加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和各路人马一起加大对民众的掠夺。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死循环，根本看不到翻盘的希望。
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聊起这些国家的时候，一方面会觉得他们离我们很远，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的境遇似曾相识。
因为就在一百年多前，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甚至比他们还烂。
壹、绝望的民国
1911年，反清义士林觉民在参加广州起义前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与妻书》，里面有一句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天灾可以使人死亡，盗贼可以使人死亡，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可以使人死亡，贪官污吏虐待百姓可以使人死亡，我们这辈人生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内无时无地不可以使人死亡。”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1912年，腐朽的清王朝拍拍屁股走向嗝屁，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烽烟四起的大地。北洋时期的政治特点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中国较大的割据势力至少有十个以上。
即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实质分裂的局面也没什么改变。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仅能实际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号令不出江浙沪。本质上他自己也是一个军阀，只不过地位较高，和其他军阀之间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罢了。
这种乱局导致了国家的主要资源基本都用在平衡大佬们的利益和矛盾上，无暇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于是社会各阶层的牛鬼蛇神自然也就肆无忌惮的冒出来，对着老百姓先抢为敬。
如果你生在民国，那么你每天一睁眼，不仅要面对军阀的盘剥，还要面对各类土匪黑帮地主武装的掠夺和压迫。
老百姓即使是正常活着就已经十分艰难，更不要说还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碰到各种天灾人祸。
1928年-1931年民国爆发北方八省大饥荒，死亡1300多万人。1931年长江水灾造成1亿国民沦为灾民，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34年全国旱灾，饿死超过600万……
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三十多岁，文盲比例高达90%以上。
即使是在不少公知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里，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十分有限。
比如说十年下来国统区的钢铁年产量仅仅是从3万吨提升到6万吨，这个数字是隔壁印度的七分之一，跟列强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的年产量比起来更是连塞牙缝都不够，还不如日本一艘主力战列舰的用钢量。
至于电力水平，诺大个民国的发电量还比不过日占朝鲜。
民国直到日本全面侵华前都没能实现近代工业化，而对于盘踞东北的日军来说，一个农业国就如同一只待宰的肥羊。
当然，民国的大佬们对这样的局面并不慌张，反正他们抢够了可以出国，也没什么心思考虑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而老百姓则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日复一日的苟活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
更绝望的是，他们甚至都没有被大佬们当人看。一旦碰上战争和灾祸，中国的四亿百姓就只是统治者牌桌上的一堆廉价筹码，随时可以说扔就扔。
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向武汉进攻，蒋介石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企图依靠一场人造洪灾杀伤日军。
国民党一方面想保证“奇袭”效果，一方面还想隐瞒炸堤罪证（方便日后甩锅给日军），所以在炸堤时不仅没有通知民众转移，反而还严密封锁消息。结果黄河决堤之际，大堤外的百万民众还在睡梦之中。
最终花园口决堤直接淹死了89万人，同时还造成390万人无家可归，1200万人受灾，2000万亩耕地被淹没，形成大面积无法耕种的“黄泛区”，直接导致了后来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该饥荒又导致3000万人受灾，死亡300万人。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所得之战果仅仅是日军数千人的伤亡，且完全没有阻止日军进攻的步伐。花园口决堤4个月后，武汉仍然沦陷。
同年11月，占领武汉后的日军挥兵南下，剑指长沙。为此蒋介石特别制定了一个“焦土政策”：如果守不住，就把长沙给烧了，以免资敌。
然而离谱的是日军还未开始进攻，长沙城内的警备司令部就误把一处意外失火当成焚城的信号，并立刻命令纵火队将点燃的火把投向居民房屋和城内各处预备的油桶内。
此时正值凌晨，还在熟睡的居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等他们从梦中惊醒，自己的房屋和四周已是一片火海。
仅一天之内，长沙就有3万百姓被国民政府活活烧死，全城超过90%的房屋被毁，史称“文夕大火”。
长沙也因此和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起并列成为二战中损毁最严重的四座城市。唯一的区别就是人家是被战争摧毁的，长沙是开战前被自己人给烧的。
更无语的是：在长沙被烧毁差不多一年以后，日军才正式大规模对长沙发起进攻，且连续三次都没能攻下，直到1944年的第四次进攻才把长沙攻下。
如果说前面两起事件还能拿情势所迫和国民政府无能作为借口，那么下面这个事就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