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正在持续进行，一些代表的建言也因为契合社会热点而备受关注。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表示，当下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工厂当产业工人，导致制造业招工困难，这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他建议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鼓励支持更多年轻人成为产业工人。
随后，他的建言“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就迅速冲上热搜，一度排名第一。这其实并不是新问题，而高学历年轻人送外卖这个话题也不是第一次登上热搜，但有趣的是我联想到去年的另外一个热搜话题“程序员离开大厂进工厂”。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方面是年轻人为了收入最大化正在逃离工厂，宁愿当外卖骑手也不愿意当车间蓝领；另一方面是35岁以上的大厂资深程序员看到了未来潜力巨大的高端制造业，正在转战工厂。
选择虽截然相反，但都是他们分别基于理性思考后所做出的决策，出现这个趋势，其实是受几个因素合力的影响，要聊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追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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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香饽饽”，一干一辈子
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在村里种地，工人在城里上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有0.69亿人在工业领域，0.49亿人在服务业，剩下的人都在农业。整体而言，我们当时还是个农业国。
当时的工厂和现在可不太一样，那时候如果谁能在工厂工作，就代表了全家人的生活保障，他们根本不用考虑工厂倒闭的问题，甚至有些工厂还有幼儿园，大部分人娶妻生子的全部生活都是在工厂里度过。厂子就是那个时候工人一生的缩影。
而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前后受到了冲击，首先是几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这些人回城后没有那么多岗位供应，于是只能是自谋出路。
有些人顺应政策搞起了个体经营，著名“傻子”年广久，靠卖瓜子成为百万富翁就是那个时代的故事，那可是80年代初。
由于当时的消费处于增长阶段，各种小店兴起后，大家争相消费，由于这些从业者的利润高于在职员工，以至于社会上出现各种声音，比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其实并不是说科研人员不如卖茶叶蛋收入高，主要说的还是“铁饭碗”和市场化的收入没法比。
这种形势激发了越来越多体制内的人寻求创新和突破，有的离开体制去独立创业，有的在体制内寻求突破，还有一些人视野比较广跑去香港拉项目。
那时候香港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由于香港的人工成本比内地高，香港企业就考虑能不能在一河之隔的深圳搞个工业区，给香港做代工，后来我们就都知道了，这种模式扩散成了中国制造业的雏形。
由于代工业务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1992年国家放开了农民流动，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去沿海务工。这些农民当时去沿海务工比在老家务农收入高好几倍，所以自发地形成了一种类似“潮汐”式的社会流动。
随着老百姓收入上升，大家对住房也有了需求，于是国家开始大规模翻新城市，房地产也开始上马。
一直到2013年，全国都在忙3件事，一是建工厂搞生产，二是搞基建，三是盖房子。
那时候大家找工作主要是去工厂或者工地当工人，因为那会儿互联网行业刚起步，国内也还没什么科技公司。那段时间的中国城市，就是个“工厂”。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词汇就是“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从这两个词中也能窥见我们当时的样子。
了解了以上的背景，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工地的人以前好好的，这两年却突然开始频繁“提桶跑路”，以前还处在工业化，大学生毕业后去当工人稀松平常，大家都是工人，对比落差也不大。
可这两年突然间好像在城里修空调都比他们在工地里赚得多，所以心态崩了。那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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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的2013年
“80后”应该有个明显的感受，中国好像突然间就变了。
2013年，中国的服务业超过工业和农业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柱，中国从以前的“出口导向”逐步转变为“消费导向”。
中国从那一年开始，国家的发展动力从“工业化”转向了“城市化”。
但这并非意味着制造业的权重降低了，因为制造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与民生中始终扮演着基石的作用，实际上一方面是因为制造业很难在直接刺激内需上实现跃升式的效果，另一方面在个体收入上有个不争的事实，在工业领域工作，除非你是厂长，否则很难赚到钱。
这个现象，不止在中国如此，全世界都是这样。
比如德国，德国工人的收入也并非像网上鼓吹的那么高，德国的工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去从事软件或金融行业；另一方面，德国的工人已经变得非常少了，他们把不赚钱的产业部分转移到了中国和东欧，剩下的主要是高收益的产业。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截至2019年底，德国就业人数4530万，同比增长0.6%。其中，农业就业人数60.6万，制造业就业人数114.5万，服务业就业人数3367万。服务业就业人员的数量几乎达到了工人数量的30倍。
制造业是强国之本，但海量的百姓想靠这个获取高薪是很难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制造业又面临大规模转型升级，引进机器取代流水线以减少管理、人力和生产成本。有报告显示，仅2013-2017年期间，我国新增工业机器人就替换了293万名工人。
那他们靠啥赚钱呢？主要是服务业，尤其是数字化的服务业。只是服务业需要等到大规模城市化之后才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直到2013年之后才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主导的“大网”迅速铺就，截至2019年底：
基础打好了，服务业就涌现了出来。跟过去相比，“城市化”驱动的国家对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复杂。
40年前，我们全国穿的衣服都差不多，如今一条街上找两个完全穿一样衣服的，很难；40年前，人们几乎不会为游戏花钱，而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游戏开支甚至超过餐饮开支；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游戏工作室的收入会超过一个几万人的大工厂，而现在已经发生在我们面前。
这些变化，本质上其实是服务业的持续发展，服务业有很多，科研、金融、销售、设计，还有大家熟知的快递、外卖，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各种新型的业态在持续涌现，成为吸纳就业的市场主体。
劳动力的自然流动越来越频繁，因为同样的付出，大家肯定是想着挣更多钱，这也是国家灵活就业数字在持续上涨的原因。
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最近几年其突出表现的就是“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2020年，我国制造业人才缺口达2200万左右；近5年来，平均每年有150万劳动力离开制造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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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套路太多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工厂上班？
有年轻人指出，其实只要工资到位，去做工人也是可以接受的，况且8000-10000元的高薪也是十分吸引人的。只不过，很多公司给出的高薪都是唬人的，能拿到全薪的人并不多。
因为所谓的10000元工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有的公司的基本工资只有3、4千元左右，大家想要拿到10000元的高薪，必须要日日夜夜地加班赶工才行。令人生气的是，有些公司给出的工作目标是员工们几乎无法完成的。
这就导致所谓的10000元高薪，成为了噱头，是大家想得而得不到的存在。另外，更有甚者，还会找各种理由克扣员工的工资，例如上班玩手机扣100元、迟到罚200元、请假扣500元等。扣来扣去，自己10000元的工资，也会缩减不少，最后到手可能也就5000元左右。
因此，不少年轻人都不甘被公司套路，很快便辞职了。以后就算是有同样类型的高薪工作，也不想再去了。
另外，有很多实习生表示，自己是被学校“套路”了。因为一些学校为了赚“人头费”，会将实习生们送到流水线进行工作，而他们只会获得十分廉价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年轻人在实习期就对制造业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即便是专业对口，未来也不愿意找相应的工作。
此外，有人还提出，有些公司虽然没那么多套路，但工作环境实在是太差，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更重要的是，做工人没什么晋升空间，未来很难更进一步，拿到更多工资。所以，不少年轻人宁愿做工资低的工作，也不愿意去做工人。
对于这种情况，相信很多“过来人”都能感同身受，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并不是因为眼界高，主要是他们有更好的选择，比如抖音上一个博主就晒出了自己的收入，一个月直播23天，工资9000多。
总之，越来越多的职业正在打破我们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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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工厂吸引力？
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在驱动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造业作为我国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该如何吸引年轻人呢？
1. 找到矛盾焦点，提高薪资待遇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找到矛盾的焦点，“很多工厂的管理模式没有跟上时代，工资也很低”。这是网友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张兴海在两会建言时也表示，“造成这种局面，与制造业收入不高有关”。
哪里有收入，哪里就会有大量的人涌入，正如改革开放之前的工厂职位，可谓一“位”难求。据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平台上有近4成骑手有其他工作，其中28%为工厂工人。饿了么发布的蓝骑士调研报告也显示，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其中21%为技术工人，这也进一步反映出工厂工人的薪资不高，所以提升薪资水平是改善问题的基础。
2. 打破固有认知，撕掉固有标签
据《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部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6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不愿意当“蓝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发文指出，近年来，一些职业院校受办学经费限制，为节约办学经费，就选择成本投入更低的专业，压缩技能型专业的招生培养规模。
另外，在培养技能型人才时，也没有坚持高标准，并结合制造业的发展，创新教学内容与育人模式。这让很多学生对制造业的认识，停留在“又苦又累”上。
此外，一些职校学生被学校组织到企业顶岗实习，做的就是流水线的操作工。“这段实习经历，非但没有提升学生的技能，反而让学生觉得技术派不上什么用场，工厂的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工作枯燥乏味，于是在择业时不愿意去工厂。”
要形成工厂、职校与学生之间的良性循环，也要正视外界对于工厂的印象。
进厂工作意味着什么？目前许多集中在低端制造企业方面，没有技术含量的重复工作、超长的工作时长、不高的待遇及不高的社会地位，这都是外界贴在这一职业上的固有标签。
破解“招工难”“用工荒”，则需要想办法撕下这些标签。
3. 提高基础保障，花香蝶自来
让年轻人从根本上扭转对工厂的认识，是“招来人”的前提。而提升工厂的吸引力，投入真金白银切实做好各项保障、提供充分的技能培训、晋升空间与合理的工作安排等，才是“留住人”的关键。
《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就显示，实体产业现在受到了大量海归人才的青睐，不仅如此，实体产业也成为很多国内互联网资深技术人才的跳槽首选。
比如去年年底，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四川宜宾投资建工厂，招聘现场人山人海，很多大厂资深程序员也来投简历，应聘高技术岗位。这个火爆场面，把“程序员离开大厂进工厂”的话题直接推上了热搜。
不仅仅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这些“热门”产业，像钢铁、机械、矿山这类和传统互联网距离很远的行业，也吸引了不少大厂人才的加入。出现这个趋势，是受几个因素合力的结果。
比如中国制造业正在加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这就让传统制造行业产生了大量高技术岗位的需求。
据《环球网》报道，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会达到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达到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比如薪酬待遇上，像宁德时代、“蔚小理”造车新势力这样的企业就不说了，直接对标一线大厂。
像三一重工、徐工集团这样的传统重工业龙头，也在大量招聘数据挖掘、JAVA工程师等，薪资可以达到30-35K、16薪。
工厂应该认识到的是，时代在变，自身也应顺势有所改变。
年轻人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风向标，其价值诉求值得被倾听。年轻人与工厂之间，势必要形成“双向奔赴”才能破解如今的困局。工厂需要真正读懂年轻人，而重回工厂，年轻人也需要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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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宰相”俾斯麦
我曾偶然听到这样一段话，这是19世纪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这段话对“政策”这个词，提出了一个定义。
他说：“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
俾斯麦的意思是，人总是被当下的各种状况影响，比如特定的困难、利益的诱惑、社会的舆论，等等。在这些现成的情况下，人做出的选择总是短视的。而政治家之所以要制定政策，就是要摆脱一时一地特定情况和短暂情绪的影响，做出一个长远的规划。
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这个问题，不管是做一个规划，还是制定一个长期政策，目的都不是对现在的情况有用，而是要让所有看到的人，帮助他们有能力摆脱现在状况的束缚和诱惑。
参考资料：
[1]. 年轻人不愿进工厂，如何提高工厂吸引力才是关键，中国新闻网
[2]. 政策的作用是什么，罗辑思维
[3]. 九边：中国劳动力迁移史，九边
[4]. 企业面临“用工荒”，月薪10000元也难招人？年轻人：套路太多，腾讯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