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柳依泠烟
刚刚过去的2018年风急浪高，中美博弈屡起波澜，直到此刻，仍是惊涛拍岸，观者惊心。
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如静水起狂澜，曾经平和、紧密甚至些许的彼此默契被打破了，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将两国瞬间置于短兵相接的境地，论者哗然：对川普本人的口诛笔伐，对孟女士事件的法律解读，还有退而自省的政策反思，让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格外耀目。
但以笔者所见，无论是就特朗普及其幕僚的个人政治倾向大加挞伐，还是从法律技术层面解析孟之遭际，乃至躬身痛悔华为“触法”的自省自虐之举，都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话题看“小”，看“偏”了。
美国于此时频频发难，显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一、看似美丽却并不美好的“中美国”
要理解中美的当下之“变”，自然要先回望一眼此前之“常”。
自从“中美国”（Chimerica）一词被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创出后，这一风靡全球的概念成为许多人观察两国关系的基点，而不少国人更将其理解为：中美携手，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G2！
可惜，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美丽勾画。
美国所谓的“G2”是建立在并不平等的互补之上的，即美国想自己当老大，中国当美国的小弟。
二战后的美国由曾经的产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跃进，全球成为其金融资本收割的牧场，而美元的主导地位则保证了其攫取他国利益的便利与快捷：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
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简言之，便是论者常常说到的美元薅全球羊毛的“铸币税”。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据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在这一架构中，美国攫取了超额双重利润以供养自身昂贵的民主福利制度，而中国则以沉重的代价来赚取美元、厚积资本、升级产业、作养人才、促进科技，以逐渐完成自身的“原始积累”。
可以说，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所集聚的冲突与对立。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中国不可能一直安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则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
演变下去，便是一场国际层面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美丽却并不美好的“中美国”外衣则被无情地剥落，原形毕露。
除了作为生产者和储蓄者的角色，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这一体系安排下，还有个重要功用，即美国危机转嫁的承载者与消化者。
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货币政策的运用缺乏强制约束，因此，美联储的每一次加息与减息，收紧与宽松，都会触动他国的神经，并据此跟进反应。
实际上，美国对货币工具的每一次私心自用，都会在全球制造巨大的泡沫、危机与震荡，而被绑架到这一体系上的各国，客观上都分担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从而极大缓解稀释了美国自身的麻烦。
就供应廉价产品、提供资本利得、吸纳危机成本这几方面而言，美中关系更类同于殖民时代宗主国与依附国/殖民地的关系，因此学界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对美国的“和平依附”。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和平依附”与殖民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拥有完全的政治主权，从而掌握了经济发展路径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种实质上并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却是中国自主作出的选择——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有主动将自身嵌入这一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才能盘活自己的存量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起飞，而在此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相较于“和平依附”，我觉得这一过程更确切的描述应当是：中国“赎买”国家发展权。
再听听“中美国”一词的始作俑者弗格森自己的诠释：
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
显然，“中美国”的内涵并非是让中国分享全球治理的权力与尊荣，而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成本，以维护现行体系的运转。
但就连美国人都清楚，这段不平等的联姻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上文所述，中国是自主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
“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显然，当下的中美关系已处于待变的历史关口。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具文，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客观描述。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走过百年，世界格局之“变”方兴未艾，前景仍显晦暗不明，而“变”中最牵动未来走势的，显然是中美形态的演进，而最核心的，则是中国重构两国关系的意愿与能力。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大致而言，美元作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来攫取全球资本收益，美元背后则是政治军事强权赋予的终极信用，而科技上的领先，产业上的“代差”，则将资本攫取收益的“剪刀差”扩张到最大边际，也保障了军事上的优势。
可以说，金融、军事、科技三位一体，共同支撑着美国的“老板”地位。
如同一个打工仔在为老板卖苦力多年后，有了本钱，又明白了做生意的门道，还出于对此前自己活多钱少的不平，自然会萌生自立门户的念头：无非就那两下子，你行，我也行啊！
——如今的中国就想摆脱一直给人打工的命运，自己当个小老板，收益自己拿，尽快实现丰衣足食。
中国的思路也很简单明晰：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还有与此相配合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的，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这些显然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万亿，2016年1.57万亿， 2017年1.76万亿，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在贸易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文化价值方面：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宣示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积极将“文化自信”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美国战略学巨擘布热津斯基在2012年刊行的《战略远见》中也承认：“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三、美国的思路与反应
中国的继续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美国作为这一秩序的主导者与汲取者，焦虑与紧张也日益增加，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看现今的中美关系，其实没那么复杂，美国人自己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上发表演讲，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我们希望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但我们将继续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经济。本届行政当局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就业和美国的安全。
2018年11月7日，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讲话里谈到：
尽管很多人都把对华关系转向归于特朗普政府，我不认同这个看法。当前的趋势很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界长期持续下去。
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
2018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保守派电台访谈节目《休·休伊特秀》采访时表示：
在未来的5年、10年、25年里，仅仅从中国人口数量、财富和内部制度来看，中国是美国在中长期的最大威胁。
从以上随手举出的几例，可以很明显看到美国人对待当下两国关系的着眼点与驱动力：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自身的安全、经济无疑是更为优先的考虑，而“利益”则置于一切的核心位置。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一语道破天机。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针对中国想要在“用足机遇”之后转变发展方式、让中国人民也过上富裕生活的历史选择，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
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那些成绩亮眼的发展中国家，挥之难去？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多数国家从中获益，少数国家地区甚至抓住机遇，举措得当，一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以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一时间，人类对未来的期许顿觉光明无限。
但隐忧也如影随形般蔽日而来。
就世界GDP增速而言，如果以每10年平均增速作为单位计算的话，这几十年的数据是这样的：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从总量上想支撑更多的人享受现代生活将是非常困难的。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其实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
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
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毫不夸张。
这一伟大理想当然与世界经济疲软的现状产生了“结构性”矛盾，而更令既得利益者“恐怖”的是，就是在蛋糕就这么大的情况下，中国却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然而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耗量、人均汽车保有量、人均电力消耗分别只是美国的50%、20%、30%。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中国这几项指标要追平美国，是个什么概念？需要多少资源支撑？美国人能坐得住嘛？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
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戈莫里和鲍莫尔在《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阐述了贸易从共赢到冲突的动态变化的逻辑：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在后发国家中，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她太大了！
中国与整个欧洲相当的面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还有着伟大历史记忆的召唤（要不怎么叫“复兴”），加之一日千里的追赶脚步，这简直具备了“合格反对者”的所有条件，怎么能让美国安枕呢？
四、中国的选项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这已远远超越了形而上的价值对垒与道德层面，而转为形而下的现实利益争夺。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中国不想走“赢者通吃”的老路，也无意于一家独大，但在努力做大蛋糕的同时，我们要分享更多的资源、荣誉与利益，我们不搞“阴谋”，搞的是光明正大的“阳谋”。
说得更直白些，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信你，凭什么让渡你利益？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用枪杆子来保证美元的国际信用，这才是真正终极的“刚性兑付”与不必宣扬的公允价值。
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从经济学的投产比角度而言，贸易交往之所以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形态，是因为其能以较低成本带给各国利益，但一旦战争成本较之于收益成为一种更为廉价的手段时，便会极可能成为国家的优先选项。
此前，美国及西方之所以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断然采取军事手段，就是因为对于这些中小国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战争较之于其他手段，反而成为了一种相对低廉的解决方式。
而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从现有的国际法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是赤裸裸地侵略与吞并，但西方的指责、制裁、军演交加，却没有丝毫真正动武的意图，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威慑？战争是性价比严重倒挂，西方“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作虎蹲深山的养威之势，令美国心存忌惮，降低了战争作为其工具箱中的可选择性。
在军事威慑、为人民币赋权的同时，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诉求，便是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就拿“一带一路”倡议来讲，就目前中国的战略方向，显然是以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而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辅。这明显有尽量避开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迂回发展的战略意图在内。
而陆上穿越的地区许多都是政局动荡、安全堪忧，没有强大的军力，如何能在这些“地震带”中保障自身的资产、资金、人员安全？
其实，这总让我想起长征。
2016年10月的一个夜晚，我走在川西的磨西古镇，起伏的青石路面在昏暗的路灯下发着幽幽的光，逼仄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这令我深切意识到这里的偏僻与孤远。
我总在想，21世纪的今天尚且如此，80年前红军路过此地时，又该是怎样的冷寂与荒芜？而为了避免与强大的对手正面相撞，红军选择了一条如此艰辛之路，最终保存了自己，走向了成功之路。
今天中国走向莽远、动荡的亚洲腹地，是又一次历史感召下的长征吗？而这会让中国走向崛起之路吗？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就中国而言，时间是最好的朋友。
如要拉长时段往前看，如果中国能够避免矛盾的爆发越过临界点、能够大体消化这个矛盾凸显期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平安度过这个风急浪高的“历史三峡”，驶入水阔天高的发展新阶段。
以现在政府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可以说是清醒的：
2017年中印“洞朗事件”发生，网上一片喊打喊杀之声，但两国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再次访华，是一次“务实之旅”，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52项协议。
2018年11月，台湾“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承认“九二共识”重又成为台湾政坛的重要政治口号。
2019年1月9日，第五轮中美贸易谈判尚未结束。特朗普在推特里发出：“Talks with China are going very well!”（“与中国的磋商进行得非常好！”）
……
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五、写在最后：回归常识
中美博弈，看似纷繁，但实则因果关系清晰可辨，关键是要“去意识形态化”，警惕“泛道德化”，回归常识。
在我看来，常识有这么几点：
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以前看到发达国家民众每天优哉游哉，滋润得不要不要的，而反观我们，天天累得和狗一样，却只能勉强糊口，苦大仇深。
对此，很自然的解释逻辑便是两种体制的区别，进而上升到优劣高低的价值判断。但剥离道德、感性后，我们会发现此前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产生。人不干活，仅靠体制的运转，最终生成物质，从逻辑上来讲，估计没人能论证得出来。
宋代的司马光曾说过：“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有限的，不是藏富于民，就是藏富于官。
套用一下当今世界，那就是：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西，则在东。一些发达国家国民之所以活少钱多，和能薅羊毛的全球顶层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尤其从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
其次，在根本利益面前，不要天真地相信纯粹的道德。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西方的价值文明确实达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必须承认的。在很多方面，诸如民主、自由等，也应当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但如果将美西作为正义的化身，以为其行为的驱动力仅仅来源于道德，那就是过于理想主义了。
在根本利益面前，国家的“义利观”也会摇摆，而最终利益往往战胜道德。
就拿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来说，公理道义昭然若揭，但特朗普却始终表态含糊、反复，不愿给沙特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使得真相澄清——没办法，刚签了125亿美元的军售大单啊！
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国家道德是个相当脆弱的存在。
再者，中国不能把梦想寄托于美国。
原因很简单，上文说过，没那么多资源财富。
比如特朗普政府对于移民的限制日趋严苛，其移民政策的内在核心就是：能为美国做贡献的移民，欢迎；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审查得越严格越好。
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要靠美国“养活”，就别来了！
另外，2017年6月，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举行公投，投票结果以压倒性的优势要求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美国对此不屑一顾，直接“冷处理”。
原因无它，波多黎各一旦“立州”，美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笔买卖划不来。
山水相连、近在咫尺的“同类”尚且顾不上，美国哪里还能豁达到让万水千山外的14亿“异类”有福同享——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末了，让我们重回开头的话题。
贸易战烽烟一起，中国备受美国指责，“强制技术转让”、“偷盗先进技术”、“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等等，不绝于耳。而国内有些人也义愤填膺地自残式反思，觉得中国确实利用了不公平的手段。
其实，这些指责不是今天才有的，为何近来音量陡然升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的观点是对此最好的回答：美国并不是不在意贸易规则的不对称，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贸易对手。
现在主流的国际游戏规则，都是由既得利益者的强国制定的，必然以保障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后发国家要突破现有利益格局，实现超越，如果老老实实按人家的套路来玩，你能有出头之日？
无论您有多忙，请花1秒钟时间把它放到你的圈子里！可能您的朋友也需要！谢谢！
